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上）】

　　从山东大学到财政部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建国六十年来,一共是十任财政部长,您是第八任部长。 　　项怀诚(以下简称“项”):前三任都已经不在了。第一任是薄一波,担任了三年的财政部长,一九五二年因为“新税制”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然后由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当时邓小平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只兼任了一年财政部长,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马:李先念先后当了二十一年,是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
　　项: 这三位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所以他们都不在财政部办公。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李先念同志办公室是在国务院。第四任部长是张劲夫,第五任是吴波。吴波从一九五二年起就一直是财政部副部长,后来他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第六任是王丙乾。我们这茬儿人都是在劲夫、吴波、丙乾同志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马:您是山东大学毕业的?
　　项:我祖籍江苏,后来跟着父母到上海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当时全国统考,一九五六年我考进了山东大学,学的是中文。我们那一届扩招,就像现在的扩招一样,不过那时是把在职的干部吸收进来,叫做调干生。调干生年龄都偏大,我们那一班里年龄最大的三十五岁,我算最小的,十七岁。
　　马:在大学里,您想毕业以后做什么?
　　项:当时的学生,毕业以后没有自我设计的问题,都是组织分配工作。我一九六○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来“山大”挑人,我被选中了。
　　马:您是学中文的,为什么会进计算机研究所呢?
　　项:原因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一个“俄汉机器翻译研究组”,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个前沿性项目,对人员的要求是第一要懂一点外语,第二要懂一点数学,第三要懂得中文,还有就是要年轻的。
　　马:您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项:我想是吧,没有人跟我说过。我报到后,先送到人民大学去学俄语,一边进修外语,一边开始研究工作。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具备,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破。一九六二年国家进行整顿,这个项目就下马了。我们这一批研究人员里,一部分本来就是学数学的(大部分都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所以就留在计算所里。一部分是搞语言的,就把他们送回到语言研究所去了。本来,计算所对我的使用就不太合适,根据我的条件,组织部门认为我到大学里去教书可能比较合适,所以就找了很多学校,包括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等等,叫我去教什么英语、俄语。因为它们看了我的简历,误认为我是学外语的,我说,要我教汉语,可能还凑凑合合,俄语、英语我是教不了的。我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我爱人正怀孕,所以我不愿意离开北京。我就跟他们说,我在北京找一个工作就行了。
　　马:不服从组织行吗?
　　项:那一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向会议代表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还是蛮舒畅的,组织部门对知识分子的分配也比较慎重,认为我的要求通情达理。恰好也是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开了个会,叫做“西楼会议”。会议要求加强税收监管,决定在财政部税务总局设立一个机构,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监管。
　　马:财政部招人,机会来了。
　　项:对,组织部门找我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当时没有其他的要求,留在北京就好。一九六三年初我就到财政部工作了。从那时起,一直到二○○三年调离财政部,我在财政部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
　　
　　在财政部成长起来
　　
　　马:从学中文到去计算所搞研究,然后又到财政部,这个弯转得很大。
　　项:计算所搞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要和数字打交道,这样增长了很多知识。我在财政部税务总局新设的“监缴利润处”做办事员,这个处负责监督国有企业利润的缴纳。
　　马:假如当时把您分到云南或其他边远地区,中国可能就少了一位财政部长。
　　项:我进了北京,进了中央机关,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里面,不是万里挑一,而是几千万里挑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财政部许多人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我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份去的,待了三年。
　　马:主要做什么?
　　项:种棉花、种水稻,我干了一年农活,第二年就开始教书。财政部干部认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够好,就为自己的子弟办了一个中学和一个小学,把我调去当老师,所以叫我“老九”。我教的是中学,语文、历史都教过。我们的教学质量确实比当地要好,因为老师都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是留苏的副博士。学生后来也都非常有成就。我当了两年老师,一九七二年四月份又把我调回来,去预算司,当时预算司司长点了名要我。“文革”中,李先念还是财政部长,可是基本上“靠边站”了,虽然没有被打倒也管不了多少事儿。当时财政部实行军管,殷承桢同志到财政部做军管会主任。财政部名义上还是李先念领导的。殷承桢这个人非常好,是一个老红军。他对我们都特别好。当时他出差,点名要我跟着去,他们把我叫做“拐棍”,因为部队的干部不懂财政业务,把我当他们的“拐棍”使。
　　马:从资料看,一直到“文革”结束前一年,部队才撤离财政部。
　　项:当时周恩来总理还在世,他说给你们财政部派一个精明能干的强将,派的是谁呢?就是张劲夫。张劲夫同志做了四年多财政部长,一九七九年到国务院当国务委员。
　　马:一九七八年召开了“三中全会”,国家开始走上正轨了。
　　项:我一九六○年就开始参加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四十岁,正是而立之年,我才真正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提出来干部要“四化”: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我很幸运,赶上了“三中全会”后好的政治环境。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搞纺织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一个医生。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三中全会”以前最多当一个教师。但是赶上了好时候,好政策。张劲夫当部长的时候,我还没入党,张劲夫就要我参加部里务虚小组。张劲夫是非常开放的一个人,有真知灼见。
　　马:张劲夫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
　　项:思想解放,非常开放。在财政部我属于有争议的人物。大家公认我这个人很能干,所有的领导都喜欢。但是我一九六二年以前就申请入党,直到一九八四年才批准。因为,在“左”的思潮看来,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我在财政部里一直表现很好。一九八○年开始提干部了,第一批没有我,我也没有感觉怎么样,年轻嘛。
　　张劲夫之后,吴波同志做了一年部长,因为年龄大了,主动让贤,由王丙乾接任财政部长。解放前,吴波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是华北财政部审计处副科长。解放后,在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财政部,吴波担任了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王丙乾是财政部主计处科长。所以,吴波和王丙乾是财政部内部成长起来的部长,为人非常亲切,也很随和,他们在财政部都有很高的威望。财政部的人对前三任部长都非常尊重,但是感情上不是那么亲近。
　　马:有点敬而远之的味道。
　　项:有点远吧,他们毕竟是国家领导人,地位更高。我在财政部是小字辈,是一个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干部,上面领导是看着你长大的,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他们心里都明白。我在预算司十年,到一九八二年组建综合计划司。我就调到综合计划司当副处长,第二年入党,第三年提副司长,过了两年就提为副部长。
　　马:说句玩笑话:您这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
　　项:对,人家说我要么不动,要动就乱动,开玩笑嘛。反过来讲,我自己很注意。我在财政部当副部长的时候,分管司局的领导很多,都是老同志,工作上有问题要商量时我从来都是到他们办公室去,这样关系不就处理好了吗?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马:您赶上了历史机遇。一个是大时代变了,改革成为时代主题,再一个是您碰上了一群好领导。当然这和您个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项:如果没有劲夫、吴波、丙乾等老部长们的培养,我不可能成长起来。我这一辈子,好领导、好政策都赶上了。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
　　
　　马: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财政已经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革。
　　项:很多,有很多反复。解放初期是一个暂时阶段,财政部缺钱,财政收入主要是公粮,一切为了前线。到一九五三年以后,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第一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财政处在建设阶段。就是毛主席说的两句话“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一直到改革开放,财政基本上都是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我们经常要计算每年的财政支出里面有多少钱、多少比例是用于建设的。但是那时体制不好,工业产值增加很多但效益不好,GDP虽然增长很多,产品存量并不多,人民生活改善不多。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消耗大、成本高、效益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体制的变化偏多,财政体制本身缺乏稳定。到什么程度呢?平均三年就要变一次财政体制。从实践来看最短的财政体制只使用了一年。最长的财政体制也不过五六年。平均三年。这个体制使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度安排不稳定,处在经常的变化之中。所以,当时的问题不是干部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基本上是在分权和集权之间进行变化。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讲,是中央和地方那种博弈关系。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十大关系里一大关系就是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马:就是说,前三十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线就是寻找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一个合理的权力界限?
　　项:对,合理的分权界限,集中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制度保证?我们摸索了三十年,每一个不同的时期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最后也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所以,不能说改革只是后三十年的事。一九七九年我们写过一本书就叫《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先是在一家财经杂志上连载,署名的是三个人,后来结集出版。
　　大略地说,解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无可奈何学习苏联。和美国谈不拢,还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国只能“一边倒”,是被迫的。苏联派来了很多顾问,当时各部委都有苏联的顾问,财政部也有。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立苏联模式。其实,中国内部也在探索,陈云就对苏联的东西做了很多修改,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这一套。中国共产党有很多做法就是和苏联不一样,包括后来有一些证明是不对的做法,不就想走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吗?财政改革前三十年有过很多探索,包括分灶吃饭、包干制、总额分成,包括我们现在进行的分税制在前三十年都搞过。
　　马: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搞这些东西没有成功?
　　项:为什么呢?就是条件不具备。但是不能否认,改革是六十年财政政策的一个主线,六十年里财政始终是处在改革中间。前三十年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很多实践。但是条件不成熟、不具备,因为税制本身就不科学,没办法分税。前三十年的改革绝对不能抹杀,不能说中国财政改革就是后三十年的事。事实上,前三十年的改革为后三十年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为后三十年的改革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为后三十年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从大脉络上讲,六十年的改革实际上是财政由高度集中向分级分权转变的过程,是财政管理逐渐科学化、规范化的过程。
　　
　　财政包干
　　
　　马:尽管有各种改革,但是到改革开放之初财政体制仍然不稳定。
　　项:前三十年走来走去,走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了嘛。都吃不饱肚子了,财政上已经非常脆弱了,赤字率很高了,很危险。一九八○年发生了“吴赵大战”,就是吴波和赵紫阳之间的争论,赵紫阳主张包干制,吴波主张分灶制。当时赵紫阳还没有到北京工作,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当然吴波从来不承认“吴赵大战”,他说,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下级讲了我应该讲的意见,赵紫阳是上级,我跟他没有“战争”。我觉得吴老这个态度是对的。后来中央会议决定财政包干,财政部的分灶吃饭否定了。
　　马:在分税制实行之前,主要实行的财政体制是包干制。
　　项:尽管在一段时间里面有变化,但是就其性质来讲,主要是实行包干的体制。有大包干,也有小包干,还有分税包干的,也有增长包干的。总而言之,不脱“包干”二字。那么,什么叫做包干体制,怎么产生的?包干体制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激励机制不足,在没有完善的法制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过渡的办法。最早是从安徽的凤阳小岗村开始的农村大包干,“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最后都是你自己的”。后来就把这种包干的制度引进到企业里面,在企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包干制度。很多人觉得包干的办法很好,也就引进到财政制度里面。当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使地方政府尽可能地放心,实行包干制度是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的。在体制多变的情况下,包干体制能够起到调动积极性的作用。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当时的财政收入上,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不是太快,中央财政增长的速度相对来说更慢一些。那个时候一年财政收入能够增加一二百亿就不错了。
　　马: 实现包干制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行减税让利,在这个前提下面,把一部分财政收入有意识地让给企业,增加企业的活力。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9.5%,可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现逐年下降,一九七九年财政收入在GDP的比重28.4%,一九八○年就下降到25.7%,到一九九三年比重已经下降到12.6%。在这段时间里面一共下降了15.8%,大体上每年要下降一个百分点还要多。另一方面,在整个财政分配中,中央财政的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中央财政不大能够起监控地方政府和地方的收入。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一九八四年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是41.5%,到了一九九三年下降到22%。是倒二八。所以中央财政的发言权就相对比较小。老百姓有一句话,就是喊鸡还要撒把米呢,你手里的钱都没有几个,你让人家听你的很难。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政治上的权威如果没有经济的基础也是不行的。
　　当时国门已经打开,我接触了很多人,也接触到台湾地区的专家,包括台湾的原“财政部长”陆润康。他在大陆有投资,他卸任后到北京来,想拜会财政部长。当时我是副部长,我们聊得很好。他说,“台湾的财政是‘弱干强枝’,中央比较弱,地方比较强,整个台湾财政收入的90%是靠台湾省,我这个‘部长’见了台湾省的‘财政厅长’要讨好他的”。他说,“弱干强枝”在台湾是不行的,在大陆更是不行的。
　　马:这是肺腑之言。
　　项:肺腑之言,这对我的思想是有影响的,认识到集中一定的财力是有必要的。我还到南斯拉夫去考察,南斯拉夫当时有个副部长叫奥格奥夫斯基,是个经济学家,他跟我说,南斯拉夫财政集中占国民收入比例太低了,11%,他担心国家要出事了。果然,我回来了以后不久,南斯拉夫就出事了。
　　马:这应该是一九八七年的事。
　　项:是一九八七年。奥格奥夫斯基有眼光,他的话提醒了我,这个比例关系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下降到11%政府的职能要想维持都很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比例一年一年下降,下降到11%左右。
　　马:当时财政部也到了很窘迫的地步了。
　　项:中国的情况与南斯拉夫不同。我们除了预算内收入以外,还有一部分预算外收入,一部分政府性收费。不管怎么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太低,财政部很窘迫啊。有人把中央财政叫做“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一碰就掉下去,如临深渊。由于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的事。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急呼缺钱:粮食收购财政亏损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我的前任刘仲黎部长跟我开玩笑讲,我现在背心都快给扒掉了。他三次找朱基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朱基不允许。包干的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朱基副总理来到会场,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到不了二○○○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亲历分税制改革
　　
　　马:包干体制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改革的方向就是分税制。
　　项:分税制也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很早就有的,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到一九九三年我们搞分税制的时候,世界上大体有三种不同的分税制类型。第一种是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联邦式分税制。第二种是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集权式分税制。第三种是以日本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混合式分税制。当时我们推行的分税制,相对地说比较接近集权式的分税制,主要是财权相对集中。
　　马:分税制改革是怎么推行的呢?
　　项:一九九三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走高。当时中央派了十三个部长到了二十六省市调查研究。部长们回来以后写成了一个文件,当时写了十三条,十三个部长一人写一条,拿到国务院讨论,朱基当时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他开玩笑说十三条建议不吉利,加几条,后来加了三条,形成了十六条,这就是一九九三年的中共中央六号文件。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对于分税制的展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九九三年下半年,我们几乎全部精力都扑到了分税制改革,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许多是非常紧急的。因为上上下下并不熟悉分税制。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在北京龙泉宾馆主持召开了一次体制改革座谈会,我当时是常务副部长,在会上有个发言,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分税制。差不多同时,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的金鑫同志再次向中央汇报了工商税制改革的方案,并经中央同意。在分税制改革方面,龙泉宾馆会议对统一思想非常有益,随后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九九三年下半年,无论财政部还是税务总局两个办公楼晚上经常灯火通明。那时已普遍使用计算机,大大提高了效率。那年我还开了很多座谈会,包括纳税人的、地方政府的、专家学者的、海外人士的。就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听取各方面意见,这次可能是历史上历次改革中听取意见最充分的一次了。
　　马: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共有三项内容:一是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二是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三是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
　　项:这个决定意味着分税制改革正式开始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分权和集权不断进行博弈,到一九九三年进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避开分权和集权的说法,因为掉进去以后说不清楚,说我们要集权,地方一听就不干了。我们就说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话要最高层的领导人讲,当时是江泽民同志,他说,要适当地集权,因为中央财政太困难。听说,邓小平和陈云两位老人家也赞成适当集权,增加中央财政的财力。江泽民总书记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宣讲政策,听取意见,消除误会。记得一九九三年九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的珠岛宾馆召开中南和西南两大区十个省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原先财政部没有随行任务,会上有位省长对分税制提出一些意见,因为涉及许多具体政策,曾庆红同志临时电话通知我参加会议。我接了电话就直奔机场,当晚赶到广州。
　　马:分税制改革主要是朱基。
　　项: 对,他当时是常务副总理,亲自带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带领相关部门的同志,先后走了十三个省,面对面地算账,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每次去都是专机,一般是五六十人,最多的一次八十多人。基同志说过,到地方去征求意见,核心问题是财政,所以他对财政部特别宽容,在严格控制随行人员的前提下,却对财政部网开一面,愿去几位就去几位。先后随基同志到各省市征求意见的同志,有刘仲藜、刘克崮、姜永华、王立峰、许宏才等。除了广东、海南,其他地方我都去了。每次随行都不轻松,经常加班加点,有的时候通宵达旦,车轮大战。事后基同志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五斤肉。
　　马:在你的回忆文章里,实事求是地记载了你们与朱基之间的争论。
　　项:主要是对以一九九三年为基数有疑义。朱基同志就分税制改革调研去的第一站是海南,第二站是广东。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同志随行。这是实施分税制改革调查研究、交换意见中最重要的一次,因为以一九九三年的财政收入为税收返还基数,就是广东省汇报工作时提出的。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以一九九三年为税收返还基期年,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大的政策。事实上当时我和仲藜同志都不同意以当年为基数,坦白讲,对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当时我思想上并没有理解,坦率地说是有点保留意见的。当然,财政部对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财政部门比较务实,从技术操作层面考虑问题多一些。说白了,就是担心地方的数字弄虚作假,担心钱在一九九三年都收光了,都成了地方政府的基数了,以后年年要给它。担心今年收入上去了,明年又下来了无以为继怎么办?实际上,宣布以一九九三年为基数的当年后几个月确实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把死账欠款都收起来的,大量向银行贷款交税的,甚至连倒闭的企业都把以前的税补齐了,凡此种种,造成了一九九三年后四个月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据一九九三年地方财政收入月报,这一年地方财政收入全年增长966.63亿元,增长率为40.2%,其中九至十二月地方财政收入增长756.95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1.8%、62.5%、86.1%、121.3%。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确实也是反常的。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当时的朱基副总理也非常重视,那年四季度,他曾布置多次检查,还做出了凡违规操作不合理的基数可以扣除等政策规定。
　　马: 以一九九三年为税收返还基期年,各地当年财政收入基数猛涨上去之后,对一九九四年的财政收入有没有影响呢?
　　项: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是分管预算的副部长。一九九四年一月份的时候,我是忧心忡忡,寝不安席。到了一九九四年二月八日,一月份的财政收支报表出来了,一月份收入二百七十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一百零六亿元,增长62%,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我高兴得不得了,一块石头落地了。按照财政部的惯例,农历大年初二、初三部党组历来是要开会的,那年的春节是二月十日,我向仲藜同志提议,一月份情况太好了,今年春节就不要开会了吧,仲藜同志欣然同意。在不经意中是我把财政部的优良传统给破坏了。这其实是表明当时的一种心情。财政收入数据显示,一九九四年每个月的财政收入都比上年同期增加,全年财政收入增长了八百六十九亿元,比上年增加20%,是以前历史上少有的。自一九九四年实施财政改革以来,到二○○七年已经十四年了,财政工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财政收入由一九九三年的四千三百四十九亿元,增加到二○○七年的五万一千三百亿元,十四年平均年增三千三百五十四亿元,平均年增长19.3%。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一九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功不可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它奠定了中国特色财政改革的基础。
　　马:现在回头看当年你们与朱基之间的争论……
　　项:现在我对于以一九九三年为基数的政策已经心悦诚服,这个政策说明,在推进重大财税改革时,必须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支持。这是必要的妥协,这个代价必须付出,这一让步争取了民心,统一了思想,保证了分税制改革的顺利推行。因为这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进行不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它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基的,对中国来说,它是经济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础。朱基说过一句话:“对财税体制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马:在分税制改革中朱基总理一定给你很多影响。
　　项:我们党内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对个人在工作中的作用不过分地强调,朱基同志肯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他的领导、能力对我教育很深,我也能有这个机会追随他的左右,一起来完成财政税收的改革我觉得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荣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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