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考古报告走出象牙塔|为什么说大学是象牙塔

时间：2019-02-16 05:51:5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读书》二○○八年十期“短长书”栏目刊李航先生文《专业兼顾普及的尝试，是否成功？》，对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赫章可乐――二○○○年度发掘报告》提出评述意见。这是一部关于贵州夜郎时期一批地方民族墓葬的大型考古报告。由于该次发掘被评选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所以近年这部报告尚在编撰过程中，就已经有一些学界人士予以特别的关注。
　　作为报告编撰者，真要诚恳感谢李航先生对一部专业性报告难能的关心和指正。李航先生在文中说明自己是一名专业外读者，不过能感觉他对考古学甚为关心，也有相当了解，所以提出不少颇具深度的见解。但李先生认为赫章可乐考古报告在主要资料编中增设“发掘者说”章很新颖，只是作为一种普及形式有嫌多余，专业与普及应分作两步走，放在一处“兼顾”并无意义。此外，我们颇意外看到李先生最后提出：“对希望利用考古材料的非专业读者似乎也应该提一点最低要求，即他至少要有一点基本常识。”因为“很难想象，不了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不熟悉考古报告的基本语汇，而能够正确使用考古材料。真正把考古成果运用于学术研究，毕竟仍然需要直接阅读、直接征引正式的发掘报告”。李先生的评述自是基于他对报告的解读，见仁见智，十分正常。不过对李先生文末的提议，我站在考古人角度想说的是，赞同其后一句话的意见，却不能同意其前一半意见。虽然从大道理说，要求非专业读者具备考古常识不能算错，但如果作为他们使用考古材料的前提，却未免有失公允。
　　考古学特殊的专业性，众所周知。作为考古田野工作直接成果的发掘报告，历来具有专门的叙述方式和语汇，也一直为各方人士所了解。但是，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人认为可以十分欣然接受这样事实。凡见谈及考古报告的学界朋友和其他方面人士，全异口同声告诉说，考古报告太难读！也几乎没有发现过为了顺利使用考古报告资料而专门去系统学习考古学基本方法和基本语汇的人。但我一向把这看做是自然生成，不曾有疑义，更不会想专业外读者该去补充相关常识以形成阅读能力。因为虽然从事考古，我与好多同事也认为考古报告难以卒读，主要原因亦在于表述方式和语言。而要让专业外的读者去学习补充这方面常识，困难太多，且无必要。这样观念盘桓于胸多年，始终未认真做进一步思索，因久已习惯学科的规范程式。
　　变化发生在十二年前，与《读书》的一次学术关心密切相关。
　　《读书》一九九六年十二期刊载一组人文学者讨论“考古学与人文知识问题”的文章，作者都是在各自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读后感受十分强烈，全未料到在这样高层次的人文学者中，对于考古学表述方式同样具有难以接受的鲜明态度！文章或呼之“打不开的天书”，或喻之“专业内的密码”，或直论“除了报告语言就不会说话”，使外人“不知道怎样找材料，也不知道怎么读材料和用材料”。这简直是代表考古界外的学者们给予考古报告的一通棒喝，我直觉以往所惯常的专业思维甚至专业尊严感遭受到一次破坏性冲击。也因此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错？谁的错？考古人当担何责？
　　思考的结论是，考古人不经意中忽视甚至根本忘记了自己职业中很重要的一份社会责任。
　　考古干着揭示古代各时期文化遗存的工作，揭示的目的是使今人得以与古人直接对话。这是社会付与考古学科的基本任务，也是考古在社会中得以成立为专门职业的意义所在。无论就性质还是实际工作内容，考古都是涉猎社会门类最多的人文学科，其成果公布理应具有同样广泛的面向性。因为与古人对话绝不仅仅属于考古发掘人员的特权，而是属于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共同权利。即是说，考古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考古。很明显，随着社会文明进程加快，关心并渴望加入到与自己祖先直接对话中来的人们已越来越多。但由于学科方法论所形成的一系列规范要求，长期来考古成果的公布形式始终定格在专业化框架内，固定为一套专门话语。除专业人员外，他人几乎无法直接使用这些成果。于是，考古几乎变成了仅为少数人的考古。《读书》当年发表讨论文章表达的正是社会众多关注者无奈的声音。从现象上说，这相当于在无形中剥夺了多数社会成员要求与前人直接对话的权利。虽然不能将此归罪于考古人蓄意所为，但考古人只专注自己的科学研究，不思考社会公众的广泛要求，无疑要算一种职业的失责。
　　有人会提出，对考古成果的了解还可以阅读相关的普及读物呀。诚然，这是向公众宣传考古成果的一种好方式。但这与直接认识和使用考古成果具有根本差异。李航先生在其评述文章中就有清楚说明。毋庸讳言，普及读物由于编写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当今社会多种经济动机以及学术腐败之风的影响，其可靠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更无法作为进行认真研究、思考时的依据。因此，作为考古人，仅仅关注和致力于考古的普及宣传还远不足以弥补职业失责，更为要紧的是尽快设法让考古成果的公布方式实现社会化，使之不仅为考古学科所接受，还能为社会其他方面读者所欢迎。考古成果从本质上就应当是一种属于全社会共用的历史文化资源。
　　因此，遭受那番棒喝多年后，有机会编撰《赫章可乐――二○○○年度发掘报告》时，我们便选择了这样的主导思想。一方面高度重视考古发掘出的古人遗存中所有信息的多样性和系统性，高度重视报告框架的学科规范要求。另一方面着意于寻找一种让专业外读者可以进入和读懂报告，可以方便查找到自己所需资料的表述方式。报告各编中增设的“发掘者说”章就是基于这种思考的新设计。在首先确保基本内容科学性、可靠性基础上，另开辟出一个不大空间，变换使用上公众都熟悉的通俗话语，将最主要资料加以概略介绍，交待其基本价值点，说明在报告的某具体部位可以进一步查到详细资料。随文配上基本器物图照，提供直观形象。还有意识结合内容简单介绍一些相关的考古知识，让读者在自然阅读中逐渐积累起必要的专业知识。
　　我们将这种尝试比作替考古报告开设的一些窗口。李航先生认为这种尝试是兼顾专业的普及，其实属于一种误解。这种设计从开始就并不为普及，而在使科学翔实但又太专业化的考古成果报告，能最终成为学科内与学科外各方读者都可以直接阅读和使用的可靠资源。用一句过去常说的风雅比喻，这是要让考古报告走出象牙塔。这与普及不仅性质有异，而且在内容、形式的安排，以及语言组织上都不相同。李先生误解了它的定位，自然会认为普及与专业共于一书是多余的叠加，也才会发出不解意义何在之叹。当然，我们设计的窗口还有未臻完善之处，而且这种形式本身就不可超脱报告内容，难免使人产生重复之嫌。但这实是得失权衡后的无奈之举，因为我们不能确定考古报告如果进行整体语言转换，是否会危及学科根本的严整性。而开设窗口无损报告本体，只要严格控制好量，以达到公众导引目的为限，同时补入报告中不得已割弃的一些信息，相信所产生的些许形式重复易获谅解，因其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实质效果足以消弭这类新枝节之累。赫章可乐报告出版后，我们咨询过一些考古人士，不少人表示，宁愿先阅读这些新开的窗口，轻松，愉快，且已初识大体。
　　不敢说考古界都赞同让考古报告走出象牙塔，但考古界外却一定有大量读者期待这一改变。我们的尝试是否做到让考古报告走出象牙塔，还需实践的检验。李航先生文中所问“是否成功？”还真不显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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