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口一词颂大姐 众口一词
时间：2019-02-18 05:30: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好久好久，还没有一本有关革命者的书这么强烈地感动过我，我爱不释手地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我们的邓大姐》这本纪念文集。 这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精心选编，重庆出版社2004年 1月隆重出版的新书，以69篇亲历者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回忆文章，多侧面；全方位地勾勒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同志的光辉形象。
纵览全书，文中那些大气磅礴、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斗争事迹的记述，那些感人至深、饱含着浓浓人情味的生活细节的写真，常常如有电流通过全身，使我情不自禁地为之震撼，为之动容。此时此刻，我的脑屏上竟然同时进跳出两段文字来，
一段中国的名言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段外国的警句说“不需树碑的人应得一碑”……
独特贡献永载史册
书中一幅拍摄于1916年、引人注目的黑白单人照片，把我带到了20世纪早期的岁月。照片中的邓颖超，亭亭玉立，穿着白花小方格上装和黑裙子，左手紧持一书贴在衣角，眼中写满单纯，脸上透着稚气。可在我看来，却似乎有一种持重的神色从她的眼神逸出，因为，她虽然年仅十二三岁，但已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受到了一些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和影响。3年之后，当“五四”运动的狂飙在北京腾空而起，并随之向全国各地扩展时，十五六岁的邓颖超则已怀着满腔热忱，在天津积极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她参与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担任讲演队长，奔走呼号于大街小巷。她号召被压迫的妇女姐妹“猛醒”、“革新”，“打破一切的牢笼束缚”，“勇敢地站起来，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在 1919年9月，邓颖超还参与创建了有名的学生组织“觉悟社”，与周恩来结下了最初的友谊。1923年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转为共产党员。从此她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忠实而杰出的成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邓颖超随同丈夫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当时邓颖超正与顾妻住在一起，她经历了一次异常的紧张和惊险，好不容易才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化险为夷。
在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作为从江西瑞金出发的10万红军中仅有的30多个女红军之一。邓颖超饱经磨难，她在7天7夜的草地行军中，有一次掉进了沼泽地，她后来回忆说，她当时不敢动，否则会越陷越深。如果没有后边赶来的同志把她拉出来，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长征中异乎寻常的艰难险阻，使邓颖超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由于工作劳累，营养缺乏，她患上了肺结核病(在当年是致命的重病)，并发展到大量吐血。有一次，蔡畅等同志来看望她，大家忍不住都哭了。因为，在她们眼中的邓颖超那一副衰弱的身体，那一张憔悴的面容，已经“三分像活人，七分倒像死人”，都以为她活不成了。
1939年，邓颖超被分配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1年蒋介石一手制造了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局势随之紧张而恶化，邓颖超与周恩来一起坚持在这险恶之地，与办事处的其他同志们勇敢面对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终于力挽狂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破裂，赢来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6年1月，邓颖超作为中共七人代表团中惟一的女将，又返回到重庆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和平与民主，与蒋介石进行子有理有节的斗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颖超参与创建全国妇联，积极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健康发展，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邓颖超全力当好周恩来总理的贤内助，以让总理能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力挽狂澜，尽可能维持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邓颖超相继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76年12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邓颖超当选为第二书记。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邓颖超担起了组长重任。1983年6月，邓颖超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在各种领导岗位上，邓颖超都做了大量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拼老命”。
正因为如此，她才对党内的拨乱反正、国内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海峡两岸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邓颖超都做出了她应做的一份独特的贡献，功不可没，永载史册。
严于律己的光辉榜样
1992年7月12日，在邓颖超逝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她于1978年7月和1982年6月给中共中央两次写毕的信，信的内容淡的是对她后事的处理，可谓遗嘱。遗嘱一共有七条，一是遗体解剖后火化；二是骨灰不保留；三是不搞遗体告别；四是不开追悼会；五是请求中央批准她的上述要求。第二与周恩来共住的公房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二是要求对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万勿无原则地给予照顾安排，其中还含有对她邓家的一个远房侄子。
这样一份彰显着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遗嘱，怎不叫人感佩之至!
其实，看看邓颖超生前的一言一行，就不难理解她一无所求的清正廉洁了。
邓颖超严于律己的事例，大至遵守党的纪律，小至个人的衣食住行，真是多不胜数。
周恩来在世时，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对党内的事情，党内的文件，凡不该她知道的，她决不去打听，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她从不随意翻阅文件。
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邓颖超和周恩来外出时，一般不同意别人请他们吃饭。如果吃了，他们总会如数付给粮票、菜金。工作人员究竟照办没有，邓颖超事后都会进行认真检查。
他们不准接受地方赠送的礼品，外宾赠送的礼品则一律上缴。留用的一些也要作价付钱。
他们不走后门买东西，也不准工作人员以他们的名义办私事。
大凡有他们的侄子侄女来看望，邓颖超和周恩来都会叫孩子们买车票坐公交车走，决不允许派公家的车接送……
邓颖超有一次陪周恩来去杭州治病，住了半个多月。结账时，邓颖超坚持自己掏钱付自己和另一位陪同者的房费和伙食费。她说：“周恩来是中央批准来这里治病，虽说治病，但他每天在这里工作，他的房费由公家出是应该的。我是到杭州休息的，怎么能不交钱，白住房呢?”以后，在外期间，她总是按标准交钱交粮票，若买地方的土特产也一律按当地市价付款。
还有一次，周恩来乘专机到长沙，恰好邓颖超也在此地。专机驾驶员张瑞霭问了邓颖超返京的时间，便邀邓颖超和周总理同行。邓颖超笑着谢绝了，她说：“回北京的时间差不多，可我没有坐专机的资格，我坐火车回去。”张瑞霭回忆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姐始终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除工作特许外，没有一次因私事坐过专机。”
1979年7月，周恩来当年的警卫员范金标时任云南思茅军分区司令员，他托民航给邓大姐送了一篓子芒果。为此，邓颖超专门给民航领导写了一封信。为了让读者了解邓颖超的办事风格，现将全信转录如下：
中国人民民航总局沈图、张瑞霭同志：
七月四日我收到昆明军区电话，通知我在当日民航的班机给我带来一些芒果，我已无法回答勿带。次日我派人取回，知是范金标同志带给我的，便不好退回。现将我给他(的)回信，请你们一阅，并烦你们去昆明的班机转交给他。内附人民币10元。另外请你们告诉国内各路班机的同志们，今后凡是遇到有人托他们带东西给我时，请告对方，根据我的通知不允许你们带，并婉言解释为盼，因为这种做法有及特殊之嫌，不可为的。
敬礼
邓颖超
1979年7月6日
给邓颖超当了27年秘书的赵炜回忆道，1976年12月，邓颖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立即有同志提出为邓颖超换车。邓颖超诚恳地说：“我对我的司机和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做工作，不要换车，要给我加警卫员，我坚决反对。我从1958年就自动精简了警卫员的。”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邓颖超当了政治局委员，也有同志提出要给她增派警卫员，她当时就婉言谢绝了。她提出，还是坚持原来的那样，她只需要秘书、服务员、司机、厨师四个工作人员，其他照旧，待遇一切不变。她即使作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仍不接受有关部门给她安排专机，而是像普通乘客一样上普通的民航飞机。
1970年底，周恩来的两个侄儿女分别从插队的内蒙古草原和山西农村应征人伍。他俩都是按照正常程序办理入伍手续的。对于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能到部队当兵可真够让人羡慕了，部队的生活条件、年轻人未来的前途，显然都比在农村要好得多。但邓颖超和周恩来考虑到大局，遂做工作把他俩劝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继续务农。
邓颖超对自己的亲属，也多有约束，总之是希望他们谦虚谨慎，为国家多做实事，多做贡献，尤其不要有任何的优越感和特殊化。对于自己惟一的远房侄子邓光弼，邓颖超也从未给予过任何特殊照顾，而邓光弼本人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这个1948年在吉林参加革命的老人，兢兢业业地在省人民银行货币科作了几十年科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6个子女中有4个下农村作了插队知青，有一个女儿在农村一呆就是8年。邓光弼这么一位老科长，到1987年离休之际，工资才122元。在邓颖超去世时，组织上通知邓光弼作为邓家惟一的家属去北京为邓颖超守灵。
处处关心着别人的邓颖超，个人的生活却十分俭朴。她亲手给周恩来缝制坎肩，坎肩是用碎布拼成并打着补丁。她自己穿的一些衣服是用周恩来的衣服改成的。她在建国初期用的所谓枕头，里面的充填物只是几件叠起来的单衣。她办公兼卧室的窗户常挂着旧窗帘。周恩来去世后，她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保留下来，表示自己以后不用再买新的；她和周恩来相约都撒掉自己的骨灰。
关于为她立传一事，她告诉有关部门的同志说：“恳请不要列入你们的工作中，更请你们作罢”，她还反对在宣传周恩来的同时宣传她。
最叫人感动而心酸的，是她临终前指定要穿的那套她喜欢的黑西装，是一套黑色华达呢西装。工作人员打开一看，每个人的心都碎了：衣袖已经全破，西装里子里已经打上了3个补丁，纽扣眼也全脱了线，裤子的补丁更多，裤腰整个都散了……
这就是劳苦功高，为革命鞠躬尽瘁一辈子的邓颖超，没有子嗣，没有财产，真正是两袖清风地离开了我们。
充满爱心的大姐
说到邓颖超，她的名字似乎与“大姐”二字密不可分。
大姐，这是一个充满敬意和温情的字眼，人们都这样称呼邓颖超，它表达的是一腔真情和挚意。
《我们的邓大姐》全书69篇回忆文章的作者，有与邓颖超共过事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有同邓颖超有过工作接触的老部长、老同志，有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属和革命后代，也有与邓颖超有过交往的知名老作家、艺术家和普通工作者。从他们饱蘸感情色彩的字里行间观之，他们无一不情动于中，深深怀念邓大姐曾经付出的至今仍温暖着、激励着他们的爱。这爱，浸透着同志之情，朋友之情，亲属之情……这爱，纯粹而自然，真诚而隽永，使人们总是不约而同想到一个称呼――“大姐”。
一位外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样说到“爱”：“人间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毁灭。”
难怪，这本纪念文集记述的许多生活细节，才如此地叫亲历者们永志难忘，叫阅读此书的我辈非亲历者为之感动。
此类生活的细节亦是举不胜举。
1966年深秋，“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也冲击到荣毅仁全家。当过去的同志和朋友大多人人自危，深恐受到荣氏牵连，避而远之时，邓颖超在一次集会上专门找到荣毅仁，安慰说：“恩来要我找到你，带给你几句话：要沉得住气，要顶得住，经受住考验，我们相信你会这样的。”在那个特殊的场合，所到这样语重心长的告诫，面对邓大姐那么坚毅的目光，荣毅仁自是感到无比的慰藉，顿生勇气和力量。
雷洁琼忆及1946年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当时，雷洁琼和几位赴南京和平请愿的同志遭到国民党特务毒打致伤，邓颖超随董必武等同志前往慰问，当得知受伤代表还未吃晚饭时，便立即派人到梅园新村取来牛奶和饼干。第二天早晨，邓大姐又亲自帮雷洁琼换掉血衣，这种母亲般的关怀和爱护，使雷洁琼感动得流下热泪。 作家冰心永难忘怀的是，1958年4月，她的老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那最感冤屈，最觉无助的时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派了一辆小车接她到了周恩来办公的西花厅。在那儿，邓颖超听冰心倾诉了一腔悲愤。冰心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1976年3月，周恩来的丧事都已办完，时任驻加拿大使馆外交人员的张颖(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在一个晚上去了邓颖超的卧室。邓颖超站起来抱着她无声地痛哭……到了4月初，去天安门广场吊唁总理的人群越来越多。那期间，张颖也和丈夫常常去广场散步，以表达他们对总理的思念之情。有一天，张颖正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通电话，突然从话筒里传来邓颖超少有的严厉的声音：“你们还留在北京干什么？立即回加拿大去!”张颖明白，在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特殊时刻，邓大姐还在担心着她和章文晋的安全。
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的杨德中回忆到邓大姐在“文化大革命”时对周恩来的照料和关怀。他说，“文化大革命”后期那几年，总理身体不好，特别累。邓大姐对总理的一切活动，包括起居作息时间都要过问。比如总理在外面吃了饭没有，休息了没有，喝水了没有，会议什么时候结束，天冷加衣服，天热减衣服之类的事……有时候总理老是晚上开会，在外面回不来，邓大姐牵挂着就难以人眠。杨德中从他们自身的感觉中，深深觉得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是一对模范夫妇。他们互相关怀，互相理解。他还说道，总理和大姐之间“有时也闹点小意见”，但从来没有见他们相互发脾气，着急的时候也有，但是能立即缓和下来，不像我们一样一生气就闹得下不了台……
1961年调到周恩来身边作卫士的高振普回忆道：“邓大姐关心每一位在她和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从政治上关心培养，从生活上体贴关怀，特别是与她接触较多的卫士、服务员、厨师、司机等同志，从生活上关心得更多些。因为这些同志当时的工资较低，有的人孩子较多，只要谁有困难，她都是拿出她和总理的工资去帮助。”比如，邓大姐帮一位公务员还了170元欠债，买了自行车送给步行上班的同志，买了手表送给没表的同志，谁家生小孩或儿女结婚，只要邓大姐知道了，她都会买东西送去。高振普粗略地为之算了笔账：“邓大姐和周总理自国家实行工资制度以后，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两人的工资除支出生活费用外，用来补助工作人员及有关同志的共计10218元6角7分，补助亲属共计36645元5角4分。除按规定每月交的党费外，把节余的钱交了党费，先后三次共14000元。”在周恩来去世后，“四人帮”为追查“周恩来遗言”，张春桥叫嚷说周恩来的两个警卫员也应该是追查的对象。好在邓大姐早已将他俩(其中就有高振普)有意放假回老家去了。高振普从内心感谢邓大姐的保护……
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环境，不管是在正常时期还是在动乱年月，凡是和邓颖超有过接触的人，都受到过她的关爱。
爱心，如同寒夜中的篝火，它给寒冷者和无助者以温暖和希望。从一度甚嚣尘上的极左路线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人们，怎不特别感念充满爱心的邓颖超呢!
总之，在我细细品读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我们的邓大姐》时，一个具有传奇革命经历，严于自律，充满爱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形象，以及她豁达开朗的幽默，待人接物的谦虚等等品德，就不时跃动在我的眼前……2004年2月4日，正是邓颖超诞辰100周年纪念，我真愿邓大姐的在天之灵，能为她熟识的人们用深情点燃的这瓣心香，发出由衷的慈爱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