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处【“脱险同志联络处”筹办前后】
时间：2019-02-18 05:30:4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天亮了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仓皇逃窜，一些潜伏特务、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乘机打劫，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人心惶惶。敌人逃跑时，企图对重庆进行大破坏，特别是对军工厂、电厂、自来水厂等都安上炸弹，妄图全部炸毁。地下党一方面策反“保民军”维持地方秩序。一方面组织进步群众，在重要地方站岗放哨，防止坏人捣乱，在工厂组织护厂队，保护工厂安全。我们撇下来的游击队员也积极行动起来，维持地方秩序，地下党的一些负责同志，集聚在小什字市民大楼，为迎接解放忙碌着，他们还随着工商界一些知名人士坐小轮船前往南岸海棠溪，迎接解放大军进城。全市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敲锣打鼓、唱歌跳舞，胜利纪功碑(现解放碑)顶上升起了第一面红旗。吴昌文请画家谭遥连夜赶绘出第一幅毛主席巨幅画像，也出现在迎接解放军进城的行列里。
蒋仁凤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找几个同志去保护范众渠的安全，我把这任务交给了陈立洪和张平和，他们想不通。说：“我们干革命，是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现在要解放了，却要我们去保护那些当官作老爷的人，这是啥道理。”我向他们解释：“范众渠虽然是市参议会议长，但思想开明，是我们的统战对象，特别是为保卫重庆不道破坏立了一功。”老陈说：“这些人帮助国民党欺压老百姓，有啥功可言。”我给他们讲，杨森扬言在撤退前要毁掉重庆，范众渠代表市参议会前往交涉，希望保护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杨森索要一千两金条作交换，范众渠表示积极设法筹措，以拖延时间，由于我解放大军进展神速，杨森既未拿到金条，又来不及大破坏，重庆就解放了，现在市面很乱，暗藏特务可能要暗害范众渠，所以要去保护。为共产党做过好事的朋友，我们要以礼相待，不能见危不救，借以争取更多的人同情我们、支持我们。这样，他们也就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解放军进城的当天下午，三兵团司令部派人到艺术馆把吴昌文接去给他们介绍了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和联络地点。
第二天，地下党变成了地上党，就正式在国民党市党部办公了，来自各处的老战友都来到这里，大家见了面，第一句话就是终于活出来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紧急任务
从敌人监狱里逃出来的脱险同志和他们的亲属，纷纷来到这里。有的探听亲人的下落、有的要求安置，这确是非常迫切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时川东临委负责人刘兆丰、卢光特要我用最快的速度，最好在一两天内找个地方，把这些从四面八方脱险出来的同志安顿下来。除了这两句话外，钱呀、物呀、人呀一样东西都没有。我既没有问、也没有要，只是回答了一个字“行”。接着就找谭遥写了一幅脱险同志登记处的大幅标语，扯在国民党市党部门前的大街上，就地摆了一张桌子，由妹妹林梅侠负责登记。
脱险同志和亲属越来越多，一个下午就登记了60多人，往后的人会更多，如何解决这些人的吃、住、穿等问题，我感到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说老实话，我虽然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完全是凭一时的热情和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任务，当时心里完全无数。但有一点，凭着过去的经验，特别是近年来处理撤退人员的安置工作，使我意识到只要肯钻、肯干、肯动脑筋，再加上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何况过去是在敌人的统治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偷偷摸摸干就能完成任务，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人们会公开支持我们，办起来更容易多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去找蒋林隐，他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他的关系多，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既热情、肯帮忙又会出主意想办法。我把这情况向他谈了，他说：“走，去找陈华一。”对陈华一我也很熟，他过去在北平读书时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广安人，在华蓥山起义前后，我们曾通过他做过广安地方军阀盛克纯、李君实等人的工作，现在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成员，在合川有一个火柴厂，目前在临江门开的介中公寓，是广安在重庆同乡会的会址。我们走去，他正在贴欢庆解放的标语。见了面，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拉着我的手说：“走，喝一杯，庆祝这大喜的日子。”蒋林隐说；“不行，我们有紧要的事同你商量，改天你请客，随传随到。”就这样我们边吃茶边谈，老陈是个爽快人，我的话还未说完。他就说：“没有问题，就在我介中公寓，只要你们看得起，我把房屋和里面的设备全部捐出来。走，去看看。”不由分说就拉着我的手，在楼上楼下转了一圈。
这个公寓是一楼一底，有20个房间，每个房间放有2至4张床，床上铺笼罩被齐全，只是照明灯和电线缺了一些。我们见了很高兴，真是时来运转，得来全不费工夫，就这样，一言为定。老陈派人打扫了房间，还自告奋勇写了一幅“脱险同志联络处”的红纸招牌贴在大门上。
就在这天下午，我带着这个喜讯飞也似地跑到和平路，去见到刘兆丰、蒋仁凤、卢光特，他们见我气吁吁的满身大汗，以为出了什么意外。当我说清情况后，他们又笑了，叫我赶快找些服务人员，明天就开始接待脱险同志。并说；“晚上给你送钱来，作开办费。”于是我就把全家都动员起来，岳母诗伯(陈联诗)掌握全面，妹妹梅侠登记，我妻子廖宁君作接待，内弟廖亚彬负责保安，我负责内外联系。同时我去到大梁子青年会找到李华，他是青年会食堂的班长，食堂生意不好，快停业了，他就动员了七八个工人来联络处，这样食堂的一套人马，采购勤杂、服务员全都配齐了。晚上送来一箱银元，大概是500元，又找来艺术馆搞会计的方今兼会计，添制了一批炊事用具，同时又由陈华一去电业公司，找到陈光武接上照明线、安上电灯，就这样经过一天多的紧张工作，从无到有，脱险同志联络处就于12月1号正式在临江路介中公寓成立了。
同一命运的烈士遗孀
脱险同志都陆续来到介中公寓，一些难友的家属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寻找他们的亲人。有的脱险同志与亲人见面后，紧紧抱着又哭又笑；有的家属探明自己的亲人已被敌人杀害，就泣不成声瘫倒在地；有的人抓着脱险同志不放，打听他的亲人在狱中表现和牺牲时的情景；有的群众燃着鞭炮庆贺他们亲人、战友的新生。那种动人的场面至今难忘。
一个从渣滓洞逃出来的老头，穿一身破棉衣，头发乱得像一团野草，额上缠着一条浸透了血迹的布条。他在登记薄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肖中鼎”，梅侠曾听到过我们谈起这位肖司令的情况。她一见到这名字，就大叫一声“肖伯伯”，随后就喊“诗伯，肖伯伯来了!”诗伯一见，喜出望外，拉住他的手说：“唉呀!肖司令是你呀!你终于活着出来了，可把我们担心死了!”随后问他头上的伤势，他说：“敌人初先扫射时，许多同志倒下了，我没有受伤，后来敌人又向室内补枪，我拉了个死人 躲在门背后被擦伤的。”我们听了嘘了一口气，说：“好险好险，你真是福大命大。”诗伯为他安顿了房间，找医生给他换了药。刚刚洗完脸，换了衣服后，叫他安心躺下休息，他说：“你们看，多少人站在接待室里探听他们亲人在狱中的情况，我要去告诉他们。”于是他就同罗广彬、刘德彬等同志一道主动地当起了接待员。
敌人溃逃时，把刘家台一个存放国际救济物资的仓库破坏了。我们派了几个同志去看守，仓库里存放的尽是些军用衣被，于是我们就打了借条，运来大批被盖、毯子、棉衣棉裤和内衣内裤，给每个脱险同志发了一套。这本是一场及时雨，当时皆大欢喜，可是后来在“三反”中，有人谣传我从仓库里拖了两大汽车金条，就不分清红皂白地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审查了两个月，结果查出的“罪证”是公私不分，拿了公家的信纸写了两封信。
脱险同志从监狱里出来，已是寒冬腊月，天气很冷，身上穿的都很单薄。生满了虱子，头发胡子都是数寸长，几乎每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疾病，有的还相当严重。因此除了给他们换上一身新衣服外，还忙着给他们剃头、洗澡、检查身体，病轻的找医生来诊治，病重的送医院。伙食也开得好。他们说：“天天在打牙祭。”有些脱险同志的家属、亲友也自动送来一些衣物、营养品；有些病号还供给鱼肝油。沙坪坝一家私人幼儿园还主动抚养了从监狱里出来的和烈士的六七个孩子。
梅侠知道丈夫陈作仪牺牲后，很痛苦，但她忍住悲痛，仍很勤奋地进行她的接待工作。一天，我和几个战友陪她到渣滓洞去寻找作仪的遗体，牢门内外，荒草野地，到处都是被敌人泼上汽油烧焦了的烈士尸体。这场惨无人道的浩劫虽然已过去了好几天，但是四处还有尸骨裹着衣物尚未燃尽的余烟和烧焦的尸骨散发出的血腥气味。战友啊!亲人啊!难道这就是你们革命一生落得的最后归宿?此时此刻我能用什么语言来安慰梅侠妹呢?我真是欲哭无泪、欲嚎无声，独自一人呆呆地在坟场四周走来走去。
回到介中公寓，梅侠见到诗伯，一下倒在她的怀里，痛哭起来。这时彭咏梧的妻子和战友谭幺姐也来了，她也是前两天同她弟弟竹安一起在歌乐山电台岚垭的荒草中找到了彭云的亲妈妈江姐的尸体。也是在这个时候，竹安才告诉她的姐姐：彭咏梧也早在一年前下川东起义中牺牲了。
幺姐和梅侠带着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诗伯也在一旁陪着流泪。这样的场景，诗伯已经在14年前经历过了，那时候她和这两个晚辈一样，也才30多岁，她本是翰林后代，却与一个没有功名的热血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婚后卖掉了田产，双双赴南京东南大学读书。后来奉组织之命，回到家乡华蓥山搞武装斗争，诗伯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并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人称“双枪陈三姐”。1935年岳父被敌人杀害，砍下的头悬在岳池城墙上“示众”，还是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偷回来悄悄埋掉，这些年诗伯也是带着两个孩子，后来又带上了我，为岳父没有实现的理想而奔走。没想到，就在这天亮之前，她又看到自己的后辈们一个个失去了丈夫、父亲，成了孤儿寡母。
诗伯向谭幺姐和梅侠谈了她和廖玉璧生离死别的情况后，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同一命运的人，虽然失去了丈夫，但是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我们是革命者，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们要忘掉悲痛、擦干眼泪，为新中国的建设奋勇前进，只有如此，才对得起我们的亲人，也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你们说好吗?”大家对诗伯是很尊敬的，听了她这一番出自肺腑的心里话，都默默地点着头，表示赞同。后来事实证明，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战友情
解放后的第三天，我和罗广彬、刘德彬等几个脱险同志，随着新华社的记者去到渣滓洞。在那被烧毁的房屋的余烟中，看到那些被烧焦了的烈士尸体，真是惨不忍睹。随后由逃出来的30多个脱险同志和烈士家属分别前往辨认尸体，有一部分身首异地、面目全非的烈士尸体，怎样也辨认不出，最后只好分别用白绸裹着，装进棺材。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的同志怀着对敌人无比仇恨和对烈士们尊敬的心情，克服种种困难，不计疲劳和辛苦，买尽了全市的白绸和棺材，最后还在附近各县赊置了一些，才把尸首收殓完，并于1950年1月15日在重庆青年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刘伯承、邓小平也前来参加祭奠。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使我至今难忘。大约是在解放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邓照明忽然来到脱险同志联络处，当时我正在与一个同志谈话，他见了，一把抓住我的手，喊了一声：“唉呀!你还在呀!”手握得紧紧的，好久没有说话，只见他眼角里有些湿润，我也心头一热，不禁涌出了颗颗热泪。他接着说：“我昨天才随二野部队回来，我想到你们，想到被残害的和活着的战友，一夜都未睡着，我一定要先来看看你们，看看有幸活出来的脱险同志。”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我们在南京和在长沙研究重庆党的工作和干部情况时，最担心的就是你们这一坨。”接着他解释：从起义地区撇下来的大批战斗员，大多是入党不久的新同志和一批苦大仇深的穷苦农民和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对敌仇恨大、热情高，无所顾忌，敢打敢拼，但都很年轻，受党的锻炼少，又不懂秘密技术，特务四处捕捉。这么多同志在敌人心脏里活动，稍有不慎，就有危险。特别是刘石泉被捕后，他很担心，怕我们出事呀!我本想向邓大哥谈谈他走后，我们战斗的日日夜夜，但想着还有很多同志等着要见他，我只告诉他，“这些同志表现很好，而且都安全地活了出来。”邓大哥满意地笑着说：“那很好，请代我向他们问好，改日再去看他们。”随后他又见到了诗伯，他说：“陈大姐，你们这革命的一家都活出来了，真不容易啊!”解放后，我随他一起去建造了狮子滩水电站，他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和培育了解放后中国水电事业第一朵鲜花后，我竟被打成了右派!我也万万没有想到，1989年与邓大哥在成都见面时，约定第二年去参观岷江流域的梯级电站，并去游览九寨沟的计划，他却在这年的8月2号在京不幸去世。
另一件是为父亲扫墓。
1937年肖钟鼎在万县作保安副司令时，我父亲林佩瑶是他的下级，当时诗伯刚从万县监狱出来，曾在一起共同策划寻找党组织和组织抗日军队的工作。肖钟鼎是个很重情义的人，这次脱险出狱后，一再提出要去为父亲扫墓。重庆多雨，难得有一天出了大太阳，于是我就约肖钟鼎、诗伯，宁君抱着民涛一道，从朝天门乘筏子到江北，然后步行到民生公司公墓。在旅途中，肖钟鼎谈起他在狱中的情况时对诗伯说：“老大姐，我能活着出来，你也有一份功劳呢。”诗伯说：“我有什么功劳，很惭愧，有营救之心，无营救之门。”肖钟鼎说：“当年在万县谈起你在岳池坐监时，杨森要你交待你丈夫和华蓥山游击队的情况，你装着在监狱里吃斋念佛，一问三不知，到最后查无实据，杨森只好放了你。我在渣滓洞时，也学你一问三不知，只说是个失意军人，早就不过问政治了。并学你拜佛、念经、打太极拳，果然瞒过了那些特务，最后还让我当上了监狱合作社的管理员，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为狱中难友传书带信，还作了不少工作。”诗伯说：“这说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也说明有些特务是蠢猪，识破不了我们的妙计，当然也有一份运气，不然你怎么在监狱里和越狱逃跑时没有被打死。”一路上有说有笑，不觉到了公墓，墓地一片荒芜，野草淹没了坟头。我们在一片荒草中找来找去，最后还是宁君发现了父亲的墓碑，我们拔去了墓前的一片荒草，点上香蜡纸烛，我和宁君、涛儿一起跪在坟前真诚地磕了三个头。诗伯和肖钟鼎也默默地行了三鞠躬，诗伯含着热泪，沿着坟头绕了一圈又一圈，一句话也没有说。肖钟鼎仰天长叹：“好人命不长啊!要是你父亲能够活到今天，该多好啊!”这时一种惭愧和自责的情绪涌上心头，我感到对不起早逝的父亲。他在世时，我没有尽到孝道，反给他增加了一些拖累，有时不听话，使他生气；病危时没有在身边陪他；他去世后，由于在白色恐怖下忙于工作，整整三年了，没有来扫过一次墓、上过一次坟，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后悔。
在回转的路上，诗伯对我说：“你爸爸真是命苦，我想到三年前送他来这里掩埋时那种凄凉的情景，真叫人伤心啊!”唉，往事不堪回首，一个世纪过去了，当父亲看到我们在他未能盼到的今天，来到他的墓前表示悼念时，他该含笑九泉了。
在那悲喜交集的日子里，日夜不停地忙了两个多月，组织上派人来对脱险同志一个一个进行了解，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的就地分配了工作，有的参加党训班学习，有的转回了家乡，有的因病住院治疗，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也走上了新的工作单位，诗伯到了市妇联，宁君到了市委宣传部，亚彬到了市公安局，梅侠也到了市妇联，我也到了市委组织部招待所，负责外来和本地干部待分配的接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