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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与时代的脉搏共振 脉搏和心脏跳动一致吗

    时间:2019-02-21 05:32: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我安了第一个心脏起搏器,迄今已经是第三个了。作为一个资深的起搏器植入者,我深深地感谢这些静静地在我体内工作,让我生命延续至今的东西。我觉得它们已经成为我身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器官。1/4世纪匆匆过去,蓦然回首,当初安起搏器经历的许多曲折过程,又一幕一幕浮现眼前。
      
      幸好是倒在医院里
      
      “好啦,好啦,醒过来�!”当我微微睁开双眼,神智逐渐恢复时,首先就听到这样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竟平躺在病床上,四周全是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都带着如释重负的微笑盯着我,焦急不安守在旁边的老伴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早在1960年初,我就不时有胸闷气紧的感觉,每分钟心跳还不到60次。自己又不是运动员,心率怎会这样慢呢?我去了省医院检查,医生先让我做心电图,又让我做运动心电图,查饿血,最后得出结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天啦,我才40岁啊!心脏病竟然这么快就找上我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尽管服药不断,但我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心率逐渐降到每分钟仅40多次,心累、乏力、眩晕频繁地出现。1979年岁末的一天早晨,我突感心悸难受,浑身冷颤不已。老伴见状吓坏了,急忙扶着我到离家不远的市一医院急诊。虽只有两条街,但我却挪步艰难,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走进急诊室时,我的面色已苍白如纸,周身冷汗淋漓,继而昏昏然失去知觉,倒在地上休克了!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那一幕。接下来,医院把我转入重症室,并向我的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几天后,当我的病情稳定了,医生才对我说:“危险呀!你休克时心率每分钟才24次。幸好是倒在医院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的病已发展到Ⅲ度房室传导阻滞了,必须安心脏起搏器!”
      几天后,我转到本市某大医院的心脏科。在这里,我每天24小时不停地输液(异丙基肾上腺素)以提高心率,做维持性治疗。一天夜里我再次突然昏迷,上肢不停地抽搐起来。一番抢救后,我再次抓住了生命。医生告诉我,这是“阿斯综合症”,是Ⅲ度房室传导阻滞的一种严重症状,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面对这样严重的病症,依靠输液来维持心率显然不是长策,必须接受现实,安起搏器。可在当年,全国除少数城市外,人们对起搏器还非常陌生。即使像成都这样的省会城市,也没有医院做过植入心脏起搏器手术。加上这种高科技含量的医疗产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难以买到。即使可以买到,一般人也买不起。我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工,到哪里去求这救命的“灵芝仙草”呀?全家都在为此焦虑,卧在病床上的我,真的没辙了。
      
      几经曲折植入起搏器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等待着死神来临的日子里,时光跨入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1980年初,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久居伦敦的大哥要回祖国了。这一消息立刻点燃了我希望的火花。我连忙把自己生病的详情电告他。起搏器在国外是司空见惯的,尤其对心动过缓症效果很好。大哥接到信后,很快为我订购了一个使用寿命高达19年以上的荷兰生产的心脏起搏器,其代理商刚好进货20个准备在北京展销,能就近提货。一个星期后,一位护士匆匆走进病房,递给我一个小邮包,上面写着醒目的“URGENT,URGENT,URGENT!”(紧急,紧急,紧急!)字样,一台荷兰产按需型心脏起搏器以最快的速度从北京空运过来了。医生、护士和同房的病友都为我高兴不已。幸运竟然来得这样突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不时下意识地掐自己。
      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当我被推进手术室后,不一会儿便进来了十多个穿白大褂的把我团团围住。我不禁一怔,安起搏器需要这么多医生吗?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专门来观摩学习的,因为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消毒和局部麻醉完后,主刀医生在我右前胸划开一切口,将皮肤和肌肉剥离,掏出一个能容纳起搏器的空间以便植入起搏器主件“脉冲发生器”,接着在荧光屏显示下,慢慢把导线从静脉血管插进心内膜。当最后把导线与脉冲发生器连接好,启动发生器的一瞬间,我顿时感到自己的心脏“突突”地加快跳动起来――那是一种久违的正常心率,节奏均匀,每分钟70次。那一瞬间,我感到非常舒服,振奋与喜悦之情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述。
      手术后的当晚,我平躺在病床上,突然又出现心悸气短、眩晕颤抖现象。值班医生赶紧给我输进异丙基肾上腺素,查我的心率,发现又恢复到每分钟40次了。第二天一早,我再次被推进手术室,医生详细检查后,发现是导线电极固定不稳脱位了。医生当即剪去切口缝线,把起搏器取了出来,并宣布手术失败。这的确令人沮丧,但我并不失望,毕竟起搏器已在身边。几天后,我的侄媳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安排好在北京阜外医院给我做手术,邀我速去北京。
      我老伴及家人与医院负责人协商后,决定由医院派出一位医生携带药品护送我前往。一路上老伴始终陪护在我身边。火车到达北京站时,阜外医院的救护车已停在站旁。我被抬上救护车,直接送到阜外医院的心脏病区病房。我的侄媳当时是该病区的护士长,她早已为我办好各项手续。手术那天,管床医生用轮椅推着我缓步走向地下室手术间,她对我说:“我很幸运,有机会观摩起搏器植入手术,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阜外医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疾病的科研医院,其规模、设施、医术都是全国第一流的。1980年5月,我的第一个起搏器终于在这里顺利地植入。
      
      艰难的索赔路
      
      1985年春,我去四川医学院作起搏器季度检查时,发现我的起搏心率从每分钟70次下降到67次。这个起搏器的使用寿命是19年以上,为何才用5年就下降了近5%?按规定一旦下降到设定频率的10%,即降到一分钟63次时,就应更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我感到非常不安,这说明起搏器内的锂电池有问题了,得赶快与起搏器生产厂家联系。对此,我预感可能要打官司,我也知道打官司索赔是相当棘手的,但这确实是他们产品出了问题,理在我这方。我决心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与对方打一场持久战!于是便着手准备各种资料:起搏器检查数据、心电图报告、X光检查报告以及我的医生作出的诊断证书和建议等。全是有医院公章及医生签字的正式文书,其相关的中文部分我都译成了英文。然后给厂家发了第一封信,提出两个问题:“一、贵公司对此起搏器使用寿命的承诺是19年以上,如今只用了5年,频率便下降近5%,对此问题如何解释?二、若按这一速度下降,本机大概何时该更换?”两个月后,对方回信了,信中说:“起搏器的寿命关键是电池寿命,它可能比设计时间长,也可能短一些,变化情况复杂,很难回答。起搏器设计寿命不同于保证寿命。19年寿命期只是一个理论值。您的起搏器频率一旦下降到一分钟63次,就要更换。若对我们产品有兴趣,即寄上产品目录,欢迎选购。”第一回合下来,已看得出对方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于是我第二次去函就直接索赔:“一、此机使用寿命贵公司已在说明书上清晰印出――长寿命锂电池,设计使用期超过19年。我正是看中这一点才以高于其他型号的价格购买它。这是与生命有关的医疗产品,其使用寿命不会是随意承诺的吧!二、若未到期即需更换起搏器,理应由贵公司赔偿。”不久,又接到厂家的回信:“电池是另一厂生产的,19年是电池厂提供的数据。现在经我们反复测试,其寿命约为14年,但是14年也只是理论值。起搏器包括电池,我们能作充分的保证期是6年。超过此期限,不接受索赔请求。”对方的答复直接违反承诺,片面更改使用寿命期,其理由是非常站不住脚的。我去函予以驳斥,很快又收到一封令人啼笑皆非的回信:“……虽然不接受索赔,但我们可提供一项产品分析测试检查服务。若你愿意,任何时候把你的起搏器寄来即可。但我们真的希望你不使用此项服务。”我的几次索赔交涉对方分别由公关部、服务部、国际销售部三位经理轮流答复我,已经耗时两年多了,毫无进展。但我决心把交涉进行到底。1988年初,我把所有证明文书和历次往来信件集中复印两份,一份直接寄给该公司总经理(该公司在北京的代理商给我提供了公司总经理的姓名),把问题直接捅给了公司老总。一份寄给北京荷兰驻华使馆寻求帮助。很快,荷兰驻华使馆给我复了信,信中说大使馆已与这家公司联系了,希望他们关注这件事,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但是,荷兰公司大多是私营,政府一般不介入。不过,使馆非常关切我的遭遇,愿与我共同努力,力争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使馆的复信说明荷兰政府比较重视本国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我的索赔要求有理有据,胜利的天平已向我这一方倾斜了。果然,在1988年9月,我收到了该公司总经理“一锤定音”的复信:由香港代理商另外赔给我一个寿命期为10年的起搏器。
      
      余音
      
      这个龙门阵摆完了。回顾往事,感触良多。我个人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这脆弱的生命之所以能一直延续到今天,得益于许许多多的因素。这里面有骨肉相连的手足感情,有相濡以沫的夫妻真情,有全家动员、亲属援助的可贵亲情,而更重要的,是有改革开放兴邦富民的国情。我的朋友们都说,我连生病都赶上了好时光。
      今天,我国许多城市的大、中医院都可以做起搏器手术了,安起搏器的人也渐渐多起来,同时,电子信息技术飞速前进,大大缩短了信息沟通的时间,与我那时安起搏器所遇到的麻烦和索赔交涉所耗费的三年漫长时间(光是信函往返一次即需两个月)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仅从这一侧面,便可反映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和伟大。我完全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随着我们社会的不断进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所经历的那些曲折遭遇再也不会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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