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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现代美术的起步

    时间:2020-03-19 05:22: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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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1949 画家与边疆

    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抗战的爆发,国民党迁都重庆,大量的文化人到了四川,离藏区非常接近。这时国家意识的抬头,促使文化人关注西藏这个边疆,他们去写生,回来在重庆、成都、上海办边疆画展。边疆概念成为1940年代艺术界的核心词之一。

    著名艺术家张大千较早在青海接触到藏族。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平,张大千从重庆去敦煌研究艺术,发现自己传统中国山水画的东西没法用来临摹敦煌壁画,就去塔尔寺拜藏族画家为师,并专门请了5个藏族画师帮他画画。后来,他开始画一些藏族女性,这些作品革除掉了明清仕女画的病态美,回到了唐宋年代的那种雍容华贵。张大干是艺术家个案之一,后来还有吴作人,董希文、吴冠中、叶浅予等人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西藏现代美术起步的一个前奏。其中吴作人的代表作是油画《藏女负水》;叶浅予的国画《藏女舞蹈》则成为他一生的代表作。

    解放军进藏后的宣传画和多民族团结的国家形象的确立

    从解放军进藏后的1951年和平解放到1959年西藏平叛,再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美术也可以称为讴歌式艺术表现期。那个时代标志着一个多民族团结的国家形象的确立。民族题材,特别是西藏题材,成为美术家们讴歌新时代、歌颂新中国最重要的创作素材之一。这些年间边疆地区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反映民族团结,西藏美术的关键词也是民族团结。对新中国充满憧憬和希望的美术家们,以欣喜、期待、憧憬的心态与视野来关注西藏这片进入新的历史进程的土地。他们深入西藏各个地区,感受新中国阳光下的新西藏,搜集第一手素材,在激情涌动中创作出了一批表现西藏地区人民新生活新建设新变化以及新的精神面貌的作品。藏族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感、欢快的劳动情景、平和的生活状态成为创作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在艺术表观的门类上,油画、年画及版画最为活跃。

    新中国成立后内地美术家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陆续走进西藏,形成了新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次青藏高原主题美术的创作高潮。1954年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董希文随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到西藏体验生活。这位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享誉全国的油画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于1954、1955和1961年先后三次赴西藏深入生活,写生创作。西藏之行让画家亲身感受到西藏的巨大的变化,体会到建设康藏公路的艰难与不易。回京后,他创作了油画《春到西藏》——“杏树下面几个妇女正在干活,然后抬起头来看远处,有车从公路上驶过来,他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很静的很温和的,甚至很温柔的这么一种情调,让人来体会康藏公路通车以后,带给老百姓的一种实际的温暖,我觉得这是他这幅画很有意思的—点。”董希文女儿董一沙回忆说。

    和其他许多现代艺术样式一样,西藏本地现代美术创作最早也是由解放军的美术工作者带来的。但遗憾的是当年的艺术品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虽然人们没有见过当年进藏解放军留下的宣传品,但从西藏传统绘画大师安多强巴画的《毛主席像唐卡》中可以看到和那个时代相类似的美学特征。当时的随军画家中比较知名的有一位叫于月川,她的作品之一是国画《翻身奴隶的儿女》,画了一些藏族小孩席地而坐,拿着练字板在认真地学习的场景,具有那个时代朴实无华的艺术特征。于月川的爱人艾炎也是部队画家。另一位重要的画家黄胄作为部队的艺术工作者创作了很多重要的作品。比如他在1955年创作的国画《洪荒风雪》,构思于作者在青藏公路行程至格尔木的切身感受。当时他和同伴们在大戈壁滩艰难跋涉一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使他们精神为之一振。一队地质队员迎面而来,这意外惊喜令黄胄永生难忘,从而创作了《洪荒风雪》。作者以仰视的角度突出表现了几个地质队员骑着高大的骆驼行进在风雪弥漫的荒原上的情景,作品中人物乐观、豪迈,充满强烈的生活气息,这正是黄胄艺术的特点。该作品于1957年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造型和实用艺术展览会金质奖章。

    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美术开始大量出现新旧社会对比,也就是翻身农奴主题。当时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兴建西藏厅,开始派画家去西藏写生。第一批是吴冠中、潘世勋等人。潘世勋1960年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派来的画家到日喀则分公委工作,后又被派到萨迦县平叛后的工作组工作,在这期间他创作了著名的《翻身曲》。这是一组用素描形式完成的组画,因为作者亲自参加了民主改革工作,见证了翻身农奴走向新生活的全过程,所以他的作品很真实地反映了翻身农奴发自内心的喜悦,画面质朴而深邃。后来,以《翻身曲》为内容出版了一套纪念邮票。

    那个时代在西藏的美术工作者都不是全职的专业画家,他们中有的在报社画插图,或者做美编。1959年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后进藏的诸有韬在西藏歌舞团画布景。他的代表作是《我们是大地的主人》、《挽弓》、《望果节》等。

    版画家罗伦张1962年进藏,先后做过教师、美工及基层文化工作。1975年至1991年到《西藏文学》编辑部工作,后来成为西藏版画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有《草原巡医》、《云端》、《心曲》等。

    以上这些人在当时就是西藏画家的主要群体。

    艺术家的进藏—定意义上带动了西藏的本地美术工作者,让他们看到了现代的画家们是这样深入生活的,是从生活中吸取素材,用速写和色彩记录形象。这些画家不仅成就了他们本身的创作乃至其终身的代表作,同时通过他们的作法很近距离地让西藏本土画家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这些人带来了与神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新的创作观念,这些观念对于西藏本土画家来说几乎完全是崭新的,深刻地影响了西藏本土画家,种下了西藏现当代艺术的种子。

    安多强巴和与他同时代的几位藏族画家

    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准备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拉萨的筹备组提议请西藏著名画师安多强巴画一幅毛主席像,作为达赖喇嘛进京送给毛泽东主席的礼物。安多强巴跟随达赖长途跋涉,离开拉萨时带着还没有完成的作品,一路上边走边画。到北京之前,画像已全部完成。画框四周用压花金皮包裹,上面镂刻着藏传佛教的“吉祥八宝”等装饰图案,寓意和象征毛主席健康长寿,福泽四方。画面中央绘有毛主席像,四周分布9幅小画分别介绍了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为西藏人民所做的各种好事。整幅画采用的是唐卡布局。但安多强巴以毛泽东主席的照片为参照,用他和根敦群培在三四十年代模仿人物照片和流传进西藏的月份牌而摸索出来的涂绘阴影的方法创作了这幅作品,使它具有了立体写实的意味,彰显出安多强巴勇于创新的胆识和勇气。这幅画像在十四世达赖喇嘛拜见毛泽东主席时作为第一件礼物

    送给了毛主席,现藏于北京民族宫。作为礼物赠送之时,并没有为这幅画取名,后来的人们则给了它多种命名:《毛主席像》、《毛主席像唐卡》、《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来》。和访问团一起在北京的时候,安多强巴被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主要是学习临摹和素描的基本功。安多强巴在美院学习期间的老师是李宗津。短期学习后返藏,安多强巴成为西藏现代美术第一代本土艺术家。

    早在1956年,旧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委托安多强巴在拉萨成立了一所藏族美术学校,任命安多强巴为美术教师。当时招收了仁增班觉、多杰、贡桑朗杰、强巴格桑、赤列群培等10名年少聪慧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安多强巴的指导下参与了绘制罗布林卡新宫壁画的工作。

    1956年春季,拉萨罗布林卡的新宫——达丹明久颇章基本完工,安多强巴正在开始进行外部的彩绘装饰和内部壁画的绘制工程时,噶厦政府要求他绘制新宫经堂里的“释迦牟尼初次说法图”(这幅壁画在不少书籍上称为“六胜二庄严”,其实此幅壁画中央描绘的主要内容是释迦牟尼在鹿野苑第一次对贤者五人初转四谛法轮的情景。所以,称此壁画为“释迦牟尼初次说法图”更为贴切。)和会见大殿的“权衡三界”等宫内壁画。安多强巴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两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传世佳作,代表着他真正的创作成就,也奠定了他在现代西藏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1981年,第一次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召开,安多强巴当选为第一届西藏美术家协会主席。安多强巴的艺术生涯重获新生,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新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历程。他陆续创作了《伟大的爱国者——十世班禅大师》、《源远流长的藏汉医学交流》、《三代法王像》、《度母》,以及表现西藏名胜的风景画等。

    他的作品《伟大的爱国者——十世班禅大师》,画面上班禅大师面部造型、衣纹的表现参考了十世班禅的肖像照片,表现手法近似于照相写实主义的风格,而法器、法座及法座上的装饰图案的处理手法以藏族传统装饰风格的精细、华丽的描绘手法与写实手法的光影变化进行了巧妙的糅台。画面通过写实手法,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的神采和风貌。同时,传统装饰风格的背景图案的描绘和法器的描绘,增添了一份宗教绘画的超凡脱俗和神圣感。用照相写实手法描绘画面人物与强烈装饰图案的精细刻画环境相结合的画风成为了安多强巴肖像绘画的一太特色。这一风格伴随了池一生的艺术生涯,同时在广大藏区得到了发扬光大。

    安多强巴的艺术成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他同时代的还有益西喜绕和罗松西绕,在继承改进传统噶当派、启冈派、勉塘派、钦孜派等画法的同时,上世纪50至60年代,他们又都学习了现代的明暗素描等西画技法,勇于创新。西藏日报藏文版美编、著名画师益西喜绕,早年是达孜县桑阿卡寺的喇嘛,对唐东杰布很有研究,曾创作《吞米桑布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等历史画。昌都画家罗松西绕从旧政府进入新西藏民政部门工作,后调任昌都。罗松西绕还是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壁画的主要艺术顾问和设计者。三位勇于突破传统、改革创新的藏族艺术家,大胆借鉴西方绘画方法,开创了一代新风,为西藏当代美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0年代进藏的画家和当时的西藏绘画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进藏的马刚、张骏、韩书力、李知宝、高应新、王金菊、胡巧华、赖远纯等青年美术工作者,基本上都成长于1970年代。据现任西藏美协主席韩书力回忆,马刚当时任西藏日报的美术组组长,西藏那时还没有文联和美协,马刚所在报社是西藏美术作品最集中的展示和发表窗口。也就是说马刚所处岗位,使得他具有吸引全西藏的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的优势和条件,他和全西藏的画家都有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除了汉族以外也包括藏族的老中青画家。他在扶植、关照新人方面更是不遗余力。韩书力说,自己1973年进西藏以后也经常得到马刚的鼓励和支持。马刚本人也是一位很勤勉的人物画家,画了很多素描和国画作品。张骏1969年随军进藏,后调西藏军区政治部,历任新闻干事,创作组组长,西藏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部队和地方的关系始终都很紧密。他曾当选西藏美协常务理事,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画人物画家。这时的绘画现实主义与民族风情相交织,比如张骏的中国画《粉新居》、装饰画《琴声有伴》连环画《爱民模范》多是配合部队生活的宣传作品。在西藏的15年间,张骏利用下乡采风、写生、考察机会,注意收集散落于民间的工艺品,一张“经书”的残片,一个泥模脱制的擦擦小佛像,一个土陶罐,一枚铁印章,都曾重重地撞击他的心灵。西藏民间艺术品深厚、凝重的美感因素,启发了他的创作思维,丰富了他美术作品的内涵。使他的画风古朴典雅,笔墨沉稳清新,人物造型灵秀生动,画面富于生活气息。

    张骏在职期间的重要贡献是,从1971年到1984年先后主持举办了6期西藏军区系统的美术创作学习班,还邀请诸有韬、韩书力、马刚等艺术家根据自己的专业去讲课,培养了很多部队的美术骨干。

    黄素宁是70年代末南京艺术学院毕业援藏的大学生,分配在西藏展览馆工作,她画的《进军路上》是早期的布画,基本使用内地中国画的绘画模式。黄素宁也是最早开始西藏布画探索的青年女画家之一。

    大型群雕《农奴愤》是我国现实主义的群雕艺术代表作

    “文革”以前,西藏的美术创作着重从正面表现人民生活所发生的新变化,歌颂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少有直接表现西藏地区旧制度的黑暗与残酷,所采用的是一种以新否旧的方式。“文革”中,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更多地出现在政治宣传画中,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所传达的是各族人民对领袖的无限爱戴,或对“敌人”同仇敌忾的政治意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导致在艺术创作上出现了一批以揭露反映农奴制的黑暗,残酷以及农奴的反抗斗争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1974年应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邀请,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一批教师进藏,从搜集素材到提出创作方案,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最终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大型雕塑《农奴愤》。在整个的创作构思阶段,创作者们分别下到藏东、藏北和藏南的农牧区访贫问苦,深入生活。如果说最初的任务是指令性的话,但是到了直接融入生活的这个阶段,艺术家和藏族翻身农牧民零距离的接触了解与心灵的沟通,感情上产生了质的升华,在此基础上所进发出的创作欲望,已经不再是某种教条所能束缚的了,创作人员完全沉浸在了人本主义的理想中,这时,他们想要表现的活生生的藏族群体,是对解放和新生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向往与渴望,这是真实的情感表达。作品采用了群雕、圆雕和浮雕的艺术手法,塑造了100多个1比1大小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将农奴制对农奴的压迫、残害,农奴的愤怒与反抗斗争形象地表现出来,成为

    阶级斗争教育的形象教材。1975年9月9日,大型泥塑《农奴愤》在西藏革命展览馆展出,社会反响强烈。《农奴愤》是一件深度写实的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的群雕艺术代表作,可惜的是这组作品毁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22年新造神运动主要彰显的是革命的激情和政治的浪漫

    从1951年开始,西藏曾经经过8年封闭保守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环境,后来是1959年到1962年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教育时期,接下来是10年文革,前后的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累加起来共约22年的特殊时期。前辈艺术家们认为,虽然当时的文艺方针倡导百花齐放,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基本上没有做到。那时的作品主要还是用于配合宣传,在整体环境的需要和画家个人的意识里,艺术都具有一种政治上的使命感。从个人角度说,这种使命感在当时属于革命艺术家的文艺自觉。在那样的大环境里,西藏现代美术的创作,基本上可以说是内地为政治服务的“三突出”模式和“红光亮”风格的边疆版。尽管这个时期的美术创作依然遵循的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但是,多数作品主要彰显的革命的激情和政治的浪漫,而少有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和普遍的人性温馨的气息。

    尽管22年的边疆版“高大全”作品千人一面,但是,这些创作还是具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一、艺术家、美术家主动地积极的配合政府工作重心,用绘画的形式来为西藏自治区的发展进步起到宣传鼓动工作,这实际上实现了艺术的政治属性;二、这些创作对后人来讲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使人们若干年以后回望那段历史时可以形象地了解那些极其特殊的政治年代;三、由于当时的时代局限性和画家本身思想维度所限,西藏的多数画家还是缺少对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和对文化个性的自觉领悟。但是,也因一些美术家独特的感受和娴熟的技巧,创作出了一些在艺术风格上有鲜明特色的作品。特别是藏族题材的美术作品,如大型雕塑《农奴愤》、水粉画《高原门巴》(朱乃正1971年文革中被下放青海时期创作的作品,表现解放军医疗兵救死扶伤的场景,画家对藏族深厚的情感诗意化的再现。)、油画《泪水洒满丰收田》(1976年陈丹青与阿旺曲扎合作)。这个阶段西藏本地艺术活动很微弱,基本特征还是内地画家到西藏来,画西藏题材的艺术作品,西藏本地画家还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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