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长篇小说的悲剧性研究

时间：2020-03-20 05:09:0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一、底层悲剧人物的多重苦难

究其实质，悲剧无疑是对人生无涯苦难的反抗和对人类高贵尊严的肯定，在所有悲剧中蕴含着的共同文化精神就是悲剧性，其基本内涵大致是指“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有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悲痛、同情、奋发等情感的一种审美特质”。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第4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作为人类最古老、最基本、最重大的群体体验之一，悲剧性礼赞人性之伟大，高扬人性之光辉，它事实上已经远远超出戏剧范畴内的单纯“悲剧”定义之所限，化身成溶解在从宗教方面的献祭牺牲到文学领域的诗文剧本之中那千姿百态的悲剧文化因子。这其中，就现代文学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的小说体裁而言，自然也就自觉地承担起传递这种悲剧文化与悲剧精神的历史重任。

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莫言的小说自始至终都以百年中国挣扎在多重生存困境中的芸芸众生为其主要取景阈限，在嬉笑怒骂间揭露了这群无名大众生存状态中的种种阴冷黑暗。这其中的11部长篇，更是宛如一枚枚楔进历史现实中的钉子，划破各种同时代程式化的附庸文学和速朽小说的虚假泡沫，于冷嘲热讽的笔触中闪现着强烈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洋溢着挥之不去的浓厚悲剧情怀和悲剧气息。这种无处不在的悲剧性在小说悲剧主人公的选材上、“临界处境”中呈现的社会悲剧意识上以及通过暴力叙事策略酝酿渲染悲剧崇高气概的惨淡经营上彰显出了古典悲剧美学和现代悲剧意识有机杂糅的鲜明创作表征。

以悲剧性小说的研究视角来看，莫言在其长篇小说的悲剧主人公的选材上无疑笼罩了一层现代启蒙悲剧的光晕。因为庸庸碌碌的小人物能否像庄严肃穆的帝王英雄那样被获准进入悲剧的崇高艺术殿堂是区分古典悲剧和近/现代悲剧的标志之一。

随着18世纪初欧洲启蒙主义悲剧时代的到来，古典悲剧美学和近/现代悲剧美学就陷入了长期的争执和论战之中。此后，随着双方一次次理论撞击、兼容的更迭汰变，近/现代悲剧美学逐渐崭露头角并迅速崛起，反映了西方悲剧美学理论的新变化。以莱辛为代表的诸多近/现代悲剧理论者为平凡卑微的小人物争得了一席悲剧的地位后，自18世纪滥觞至今，尤其是在先后继起并行的绝大多数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戏剧和小说中，古典悲剧中庄严肃穆的英雄帝王被非英雄甚至是反英雄的凡夫俗子取代也就不可遏制地成为悲剧戏剧和悲剧性小说的主流范式而一发不可收。

对于莫言小说创作中主人公题材选择的倾向性问题，陈思和先生从民间立场的向度出发作过这样的表述：“在莫言的艺术世界里表现得最多的叙述就是有关普通农民、城市贫民、被遗弃的女性和懵里懵懂的孩子，甚至是被毁灭的动物的故事。这些弱小生命构成了莫言艺术世界的特殊的叙述单位……”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莫言论之一》，《钟山》2001年第5期。不难发现，在莫言的11部长篇小说中，其笔下的故事人物描摹始终和主流的体制文学的倡导保持着有意的疏离，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战争小说中常见的一些运筹帷幄、政治正确的“革命英雄”典型，到80年代“改革小说”和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笔下具有雄强魄力的铁腕改革官员形象，以及其他任何官方政策在不同时期所倡导的各类标杆式高大全完美人物角色等等在其小说中都难觅行踪。相反，在诸多主流小说着力描绘的一幅幅幸福生活宣传画的画面之外，莫言将创作的重心投掷到这些幸福画面背后的暗影和悲剧性的背面。那些能够有力地表现和传达其悲剧性小说主题的，平凡无奇、身份卑微的无名大众成为他悲剧性长篇小说取材的主要对象，由这些底层社会中小人物塑造成的反英雄和非英雄的悲剧形象占据了其长篇小说绝大部分的篇幅，成为这些小说的绝对主角。这种悲剧主人公的选材特点使莫言的悲剧性小说抹上了强烈的现代悲剧意识的底色。

撇开古典悲剧和现代悲剧主角的身份上高低贵贱的形式差异以及其各自盛载的悲剧主题上的巨大悬殊，以悲剧主人公的合法身份将二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最大脐带之一应该就是两种悲剧主人公都注定在其被剪辑好的文本生命中遭遇到他们各自不同的“苦难”。“苦难”说的最早提倡者无疑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将之视为悲剧情节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之一。这在后来逐渐发展成判断一切悲剧人物角色不可或缺的标识之一。

作为一个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无论是摹写世界和社会，还是体认人性或人生，挥之不去的苦难情结始终纠葛缠绕在莫言的笔端，正如一位批评者不无感慨地指出的那样：“莫言可能是当代文坛上最深刻、最痛苦、最悲悯，甚至最绝望的作家。”潘新宁：《颠覆“超越”的文化寓言—— 解读〈檀香刑〉》，《名作欣赏》2004年第3期。苦难膜拜的创作观念一定程度上源于莫言早年生活遭际中刻骨铭心的心理创伤和人生体验，这在他《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一文中就可见一斑。莫言曾宣称：“人生的根本要义我以为就是悲壮或凄惋的痛苦。英雄痛苦懦夫也痛苦；高贵者痛苦卑贱者也痛苦；鼻涕一把泪一把痛苦畅怀大笑未必就不痛苦。大家都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升华在痛苦中死亡。”莫言：《我想到痛苦、爱情与艺术》，《八一电影》1986年第8期。

正是以这种极具苦难情结的眼光观察现实，追溯历史，像所有寄同情于社会底层的伟大人道主义作家如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莫言在其悲剧性长篇小说中为给我们全面地描摹了一幅幅让人不忍直视的悲惨画面：比如那因为蒜薹的“丰收成灾”冲击政府被抓进监牢被逼喝尿的村民以及无辜地被囚车剐破头骨而死的马脸青年（《天堂蒜薹之歌》）；比如那把初生不久的亲生儿女卖给城里人作为食材以供金副部长们招待宴请达官贵人时作为珍馐佳肴的农村父母们（《酒国》）；比如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背景下，那遭到德国人的调戏的孙丙妻子和受到惨无人道屠杀的村民们（《檀香刑》）和那因为偷回牲口被日军活活剥皮而死的罗汉大爷（《红高粱系列》）；比如那对家族中人兽交合进行鞭笞扼杀，对近亲婚配男女进行血腥屠戮，对蹼膜男孩进行集体阉割的食草家族（《食草家族》）；比如那刚刚分娩完毕就被赶到太阳下暴晒干活差点丢命的上官鲁氏（《丰乳肥臀》）；比如那先后死在计生医生我姑姑手术刀下的王仁美和王胆以及无数被堕胎乃至弃杀的大量女婴（《蛙》）；再比如那以准痴儿上官金童的视角阅尽的几乎大半世纪中国的各种兵燹、饥饿、暴政和虐杀……倾注在这些底层悲剧人物身上的苦难意识，其范围之广几乎横跨了从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计划生育一直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各个时期，其描摹之深让莫言的悲剧性长篇小说的内蕴得以沛然丰厚，这以客观写实或魔幻变形的艺术手法铺排的重重苦难，在历史的暗夜里焕发着永恒的艺术光彩，既见证了莫言写作时心头蓬勃蔓延的深沉痛感，又在向读者受众发出振聋发聩的提醒：请永远别忘了它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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