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放后的“月份牌”再论

摘要：中国解放前的二三十年代是月份牌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其被强加的商业广告功能，使它的发展变化始终是以商业为轴心的。解放后的月份牌由之前的商业广告图像与功能转化为政治性的新年画。解放前后月份牌先后经历了过渡、改造和定位与社会功能的争论过程，它的变化不仅仅是其图像形态、艺术形式的简单蜕变或出版与发行数量的增加，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月份牌再次出现繁盛发展的局面是必然性的。本文是对作者著《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一书中关于月份牌部分论述的补充。拙著付梓前颇感对月份牌在50、60年代的图像与功能转换的论述不足，但由于出版日期临近，工作繁忙，未能及时充实，故撰写此文权作填壑。[HK39]

关键词:解放后；月份牌；政治新年画；繁荣局面；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J524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月份牌本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年画样式。从19世纪七十年代参见郑立君著《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七十多年间，它被商家企业利用、强加粘贴商品图像而具有了“商业广告”的功能这段时期，商家企业利用月份牌这种传统的民间年画样式进行商业广告，是在画面上强加粘贴商品符号，随商品赠送与出售，月份牌的年画性质没有完全改变，即它具有年画和商业两重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印刷技术的提高和西方艺术的进一步影响，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月份牌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抗战期间因战乱和销路中断等原因而衰落，经过短暂的恢复与繁荣之后，五六十年代月份牌由商业广告的面貌被改造为新年画，并再次出现繁盛发展的局面。

月份牌的产生与发展是历时性的，不同历史时期其图像范式、功能和社会意义是不同的。早期的月份牌图像范式，几乎都是以“中西日月历和二十四节气”表为视觉中心、四周描绘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和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景观等内容的“图表结构”。二三十年代由于月份牌画家受到西方的油画、水彩画和摄影等艺术的影响，以及社会生活等变迁，使月份牌图像发生了大变化。月份牌的创作技法更加成熟，题材范围和表现内容进一步扩大，有继承传统的“古装题材”、“名胜山水题材”，也有众多描绘当时生活中的电影明星和公众女性等形象的、风格独特的时代美人图。（图1）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艺术设计思想方面取得的进步与成就，展现了其成熟发展的面貌和现代艺术设计思想的萌芽。月份牌的发行场域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参见郑立君著《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9页。。月份牌展现出了一个发展高峰时期。

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间月份牌的商业广告功能的制约，使其不论是作为促销商品的赠送品、本身作为交换的商品，还是由传统民间年画的身份进而演变到商业广告的角色，其图像语言的构成、视觉文本的语法与语义，始终是以商业为轴心而发展变化的。由此，作为商业广告的月份牌展示出了这七十多年间，中国大陆商业广告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与视觉样式、面貌和社会性质、形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的变迁。

月份牌发展到五六十年代，即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十六年间，它被革掉了商业广告的面貌，恢复了它的年画“原生态”，转换成新年画所谓新年画运动源于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９年冬，由延安鲁艺第二期出来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受到朱德总司令关于“笔杆子必须赶得上枪杆子”讲话的鼓舞，看到日寇利用民间形式的宣传品“神判”，进行反动宣传，革命的美术家们决心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趁1940年春节展开年画宣传活动．新年画反映了解放区的新的生活，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合作化运动、拥军爱民运动等。1949年文化部颁发“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倡导在旧有的年画基础上，开展“新年画创作运动”，表现新中国的政治意义与生活等。参见陈履生著《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的角色，被称为月份牌年画了。这个时期作为新年画的月份牌不仅从创作题材、印刷与发行数量和观众群体方面，与解放前二三十年代的高峰时期相比是不逊色的，而且在创作技法、理论研究和图像形态与思想、认识等方面，都是此前不具有的。其功能转换成为政治、广大工农兵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月份牌出现了又一个大的发展时期。

图1香烟广告（1930年代）倪耕野作

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之前，月份牌图像形态向新年画过渡中表现出了新旧杂处的特征。从现存的作品看，那时仍有不少月份牌画家创作的作品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到视觉语汇，基本上保持着解放前商业广告的面貌，有些甚至仍然带有色情意味。1953年月份牌画家维敏创作的《古代美人屏》，描绘了王昭君等古代四大美人图，整个图像都保持了解放前的样式。同年月份牌画家廷康创作的《标准女明星》，描绘的仍然是二三十年代的时尚美女图。1954年月份牌画家章育青创作的《妇幼保健》这幅作品图像内容是新时期的语义，但人物的发型和服装仍然是二三十年代月份牌中时尚女性的翻

图2《云裳玉兔》（1950年代）金梅生作

版。特别是建国初期金梅生创作的《云裳玉兔》，画上的美女衣着暴露、姿态放浪展现出很强的性的刺激等。（图2）

但这种新旧杂处的局面很快结束了，月份牌画家们很快被改造了思想，有相当多的人物形象很快转换成了工农兵大众图像；传统的民间故事、传说等有着积极思想的题材虽然继续延续下来，但创作思想与作品的寓意转换成了新中国的政治话语。月份牌图像形态向新年画过渡是明显的。1950年代月份牌画家金雪尘创作的《武松打虎》，（图3）虽然取材于传统的民间故事、传说，但画面描绘武松骑在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身上，挥拳猛打的姿态与动作，却象征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打败了如猛虎般的一切反动派。1953年月份牌画家张碧梧创作的《劳动模范》，画面上描绘了骆淑芳、梁军、李蓝丁和李凤莲四位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女劳动模范形象，尽管构图采用了解放前的样式，但从人物的发型、服装、手里的鲜花和胸前佩带的光荣花朵，以及描绘的山川、人物工作的环境等背景看，都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业生产各条战线上的革命精神。

图3《武松打虎》（1950年）金雪尘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尤其是创作、出版与发行、销售的活跃再次展现出月份牌繁荣发展的局面。据文献记载，从1955年起到1958年的三年间，月份牌年画的印刷与销售量逐年增加，几乎占据了整个新年画市场的大部分。而这其中尤以传统题材的月份牌年画最受人欢迎，出版与发行最多。1958年徐灵在《年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文中说：近几年来，编辑出版部门编印了许多戏曲、历史故事、“大美人”、“胖娃娃”等题材的年画（指月份牌年画）。例如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从1957年到1958年编印的40种年画中，“天女散花”、“麻姑献寿”、古装题材和戏曲就有16种。福建人民出版社今年出了8种，以古装戏曲、历史故事题材的出版数字在逐年增多，不仅出版定额多，重版的也在逐年增加。发行、推销部门也认为这类题材的作品最好销售。上海出版社这类题材的年画1956年出版就有93种，1957年初版、重版的达到103种。天津也是如此，这类题材的年画要比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多到数百倍。他列表统计出月份牌年画在整个新年画市场上逐年增加的比例：1955年占总数的12.4%，1956年占总数的56.6%，1957年占总数的57.1%，1958年占总数的72.4%参见徐灵《年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文，《美术》，1958年4月号，第6页。。张曼如在《一朵无名的花》一文中也说：“解放后，这种所谓美人画片（月份牌），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民的解放而活跃起来了，重新得到了自由的发展。几年来，在配合商品的宣传，配合国家各项政治运动的宣传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销售情况来看，月份牌是销售最多的一种。“金梅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1955年版，九月第十三次印刷680，001—880，000份。再如‘嫦娥奔月’1955年十月初版，第四次印刷150，001—243，200份。再如吴少云的‘水漫金山寺’1956年9月，第二次印刷50，000—416，700份。因为人民欢迎它、热爱它，所以这类的画在印刷复制中，都是多次——几乎是年年再版”。“每到春节，颇易畅销，从城市到乡村，不分男女老幼，人们见有此画，无不围而观之称赞不绝，或出资购之”参见张曼如《一朵无名的花》一文，《美术》，1958年第4期，第17页。。闻华在《关于“月份牌”年画和年画特点问题》一文也提到：当时一些国营出版社也向月份牌画家约稿。如上海画片出版社出版的年画中月份牌约占75％。“‘月份牌’年画平日也很受欢迎（送礼、结婚布置新房等用），平日出版发行的数量每年约一千万份，这还未计算在内；一些国营出版社也在向‘月份牌’画家拉稿出版，这也未计算在内。如果把上述情况考虑在内，‘月份牌’年画就不是一般的优势，而是压倒的优势，几乎要垄断年画的整个市场了”参见闻华《关于“月份牌”年画和年画特点问题》一文，《美术》，1958年第4期，第18页。。

与此同时，月份牌年画创作思想、认识转变和技法理论研究与其在新时期的社会功能的争论，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月份牌画家们就已认识到要在思想和艺术创作技法上，转变观念，改变风格，“剔除糟粕，取其精华”，深入体验生活，歌颂时代新面貌，提高艺术创作。1958年3月在上海画片出版社召开的月份牌画家座谈会上，月份牌画家金梅生说“从前的创作，总不外乎参考外国杂志和中国的明星照片。过去作画，什么主题思想，为谁服务，根本不懂。作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解放以后，才知道画画是为了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对社会主义建设、要对社会生产有积极作用。共产党来了，使我们懂得了很多道理”。谢之光说：“过去我和郑曼陀、杭稚英等几个画家是互相嫉妒、互相排挤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竞争方式，虽对创作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创作的方向不对，竞争的方法不对，与今天同志之间相互研究讨论、技术公开、先进带动落后的社会主义竞争方式，是有原则的区别的。”李慕白说：“我觉得在月份牌年画中，目前最困难的是塑造任务形象问题。月份牌年画的特点，是色彩鲜艳、画法细腻，内容要为群众所熟悉和看得懂。在技法方面，写生与照片结合是比较好的方法，有些动态写生所能掌握，只能运用照片；但完全依靠照片，又太自然主义，必须概括提炼，所以要结合写生。”“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有生活，没有生活根本谈不到如何画。”参见《月份牌年画作者的话》一文，《美术》，1958年4月号，22-23页。等等。

月份牌年画的社会功能的争论，自建国初期起持续到1958年以后，尤其是1956至1958年两次达到高潮。这主要集中在月份牌年画是否是正统艺术，是否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积极作用方面。认为月份牌不是正统艺术的观点，在解放前就已存在。那时就有不少人存在偏见，认为月份牌是庸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媚俗美人图。“它在旧社会的地位是非常卑贱的，受到美术家们的歧视，不承认这种艺术，把它看成是‘歌女’，认为它只求表面鲜艳美丽，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它是独出一派的，在美术界中把它看成是胭脂派，因而未能入流”参见张曼如《一朵无名的花》一文，《美术》，1958年第4期，第17页。。所谓“上海月份牌，浅人视之美”参见王震、徐伯阳《徐悲鸿艺术文集》一文，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等。解放后同样存在着这种观点。就建国后的两次关于年画的集中讨论中，有些学者在批评年画存在的问题时甚至在文章中不愿用月份牌年画这一名词。譬如1956年陈伊范在《看新旧年画》文章中说：“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正向社会主义迈进时，在年画作品中仍然流露着解放前的那种不健康的感情，呆板的摹写（即照片式的自然主义），庸俗的色调，虚浮的浓艳……现实生活被伪造得一点也认不出来了。”“拿那幅‘合作社的养鸡场’为例吧，一切都像‘天堂’里似得洁净。所有的东西都闪耀着一种‘从陆地到海上，到处都没有见过的光彩’。这个养鸡场和现实距离的如此之远，所以他（它）再也不能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参见陈伊范《看新旧年画》一文，《美术》，1956年4月号，第21页。 1958年面对月份牌年画在整个年画市场大批量地发行和逐年增长，徐灵认为，有些以古装题材、历史故事题材的年画，其中有不少是歌颂历史上的善良、勇敢、威武不屈的英雄人物的，是崇尚道德品质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肯定对今天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这样的作品不多。尤其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英雄、劳动模范、广大工农兵、反映社会主义的农村建设、农村新气象的作品很少。这是不利于教育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等等。参见徐灵《年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文，《美术》，1958年4月号，第6页。实际上，这些批评较多的是指责月份牌年画的不是。难怪葛路在《看娃娃年画——灯下散记》一文中说：“有些人把群众喜爱看月份牌年画看成是群众欣赏水平低的表现；有些人认为应该设法夺取月份牌年画阵地；有些人心里有意见，缄口不言。总之，觉得群众喜欢民间年画是有根据的，理所当然的，喜欢月份牌年画就感到困惑、不平了”参见葛路《看娃娃年画——灯下散记》一文，《美术》，1958年第4期，第13页。。

同时，有不少艺术家、学者褒扬月份牌年画，认为它对反映新中国的政治思想、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精神面貌和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譬如张曼如就阐述了月份牌年画的特点，“不论是画室内或室外、画乡村或城市，其视觉效果都给人以新鲜美丽和愉快的感觉”。认为李慕白和金梅生等月份牌画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不断研究探讨从而得到了发展和提高。至今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每到春节时倍受欢迎”。他们创作的月份牌年画在年画市场中，成千上万地销售而获得的成功，证明月份牌这种年画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其风格是色彩鲜艳，笔法细腻，人物美丽，适于观赏参见张曼如《一朵无名的花》一文，《美术》，1958年第4期，第17页。，无论远观近视，都是美丽的。薄松年直接驳斥了陈伊范等人对月份牌年画贬低的观点。针对陈伊范关于把合作社的养鸡场画得太干净的观点，反问说：“即便合作社的鸡场像天堂那样的洁净，有什么不好？经过合作化以后，很多社内的牧畜不是都用了新的饲养方法和迁入‘新居’么？难道画的杂物狼籍就算真实么？相反的，正因为很多的年画把环境画的太乱，衣服画的太不整洁而不受群众欢迎”参见薄松年《为月份牌年画说几句》一文，《美术》，1958年4月号，第21页。。

通过争论不但促进了月份牌年画的创新，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月份牌年画的认识。尤其是经过金梅生、金雪尘、李慕白和谢之光等月份牌年画家们的努力创造，有相当多的月份牌年画作品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1955年金梅生创作的《菜绿瓜肥产量多》就是一幅典型的受群众喜爱的作品。1960年苗凤航撰文说：“月份牌年画在我们社会里得到了新生。解放以后，不少月份牌画家在争取改造，拥护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方面一直表现得很积极”。“月份牌画素来讲究画美人，‘菜绿瓜肥产量多’（图4）也可算是一幅新的‘美人图’，但美的标准和内涵很不一样了。这幅画上的人物形象，成功地驱除了旧社会月份牌画审美观念的影子，远远摆脱了那种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的趣味，而在相当程度上画出了劳动者的精神健全美。看了金梅生和其他一些同志的这样作品，是很令人高兴的”。“令人相信，用月份牌画的形式完全可以表现好工农兵，而且还完全可以比现在画得更好”。“一直得到广大群众欢迎、而本身又不断地在迅速进步的月份牌年画，已俞来俞受到认真的重视，曾有偏见的美术家有许多也纠正了自己的看法，不仅‘点头’，且已‘鼓掌’。月份牌中一些优秀作品，更使人充分看到，主要继续在思想深度以及表现力和格调上不断提高，出现杰出的作品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参见苗凤航《菜绿瓜肥产量多》一文，《美术》，1960年1月号，第10、14页。。

月份牌由解放前的年画和商业广告向新年画的转变，不仅仅是图像形态、艺术形式的简单蜕变或出版与发行数量的增加，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的。解放后，月份牌逐渐蜕掉了它的商品广告的外壳，逐渐演变成为了与其它新年画、政治宣传画等相同的、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功能转换为了鼓舞革命斗志、大干社会主义精神和美化人民生活、表现和宣传新中国政治思想的新话语。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政治意图的主导作用，使其图像形态、性质、内容与功能、意义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质变”即指它既与它原来的面貌（传统年画）有很大的区别，也完全不是商业广告了，而是逐渐演变成了政治宣传画的类型之一——新年画。从月份牌的“原生态”而言，解放后的月份牌革除了商家企业强加给它的商业广告的外衣，似乎回到了它的年画本位上了，然而，这时期的月份牌并没有完全“归位”，而是具有了年画和政治宣传画的双重性格，即它是以政治为轴心发展变化的新年画。譬如1949年11月2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要求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传把革命们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着重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的英勇健康的形象。“在某些流行‘门神画’、月份牌画等类新年画艺术形式的地方，也应当注意利用和改造这些形式，使其成为新艺术普及运动的工具”参见陈履生著《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76页。。可见，月份牌从这时起已开始了“质”的变化，然而，这种“质变”却带来了月份牌的再次繁荣发展的局面。

图4《菜绿瓜肥产量多》（1955年）金梅生作

解放后，月份牌在这个“质变”过程中，先后经历了过渡、改造和定位与社会功能的争论过程，促进了月份牌的又一次大发展，出现这个大发展也是必然性的。首先，新中国政权政治的需要，即需要一切积极的、健康的、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新政权政治的合法性与积极性，尽可能用一切有益的视觉艺术图解政策、方针和各种运动的意图，因此，政府提高了月份牌画家的地位，支持他们创作出更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的作品。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政治运动，也促进了月份牌的发展，即月份牌年画配合政治运动开展的同时，自身的创作与出版发行也是运动。尤其是“大跃进”运动，虽然这是一次不切合实际的政治运动，但在其鼓舞下文学艺术界同样都出现了“浮跨风”，即大批量创作、出版与发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月份牌等新年画的发展。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月份牌“本是一种年画艺术，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而非政治的民间艺术。如古装题材的月份牌作品，许多题材取自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二十四孝图》等等，事实上，这些题材和表现内容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精髓，它们来自民间的创造又回到民间供人们欣赏，所以，一百年多来，月份牌一直拥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尽管在五十年代的新年画运动中，月份牌被改造为新年画样式，但改造的是其创作思想、方向和色情等不健康的内容。政府是比较重视月份牌的宣传作用的，它的艺术表现形式、题材和延续下来的健康的与新的内容，在当时许多年画样式中是倍受群众偏爱的”参见郑立君著《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因此，解放后月份牌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解放前后的月份牌变化是很大的，但两者不无联系：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变化的；前后的月份牌都具有双重性格，即前者是年画加商业广告，后者是年画加政治话语，两者都是利用月份牌这种年画在年节（平时也有）增添喜庆的同时，更好地传达商业和政治的信息。月份牌的年画本性没变，变化的是外加给它的功能：从商业广告到政治新年画的转换，前后月份牌的图像形态、视觉形象、语义的变迁和繁盛局面的产生，其外在的、两种不同功能的变化是主要因素之一。

从视觉艺术的角度而言，解放后作为新年画的月份牌经过思想改造、技术研究与创新等，表现出更加成熟的面貌，它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性也是很高的。因此，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月份牌，对促进当代和未来中国的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等，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楚小庆）

相关热词搜索：解放后，中国，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