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时期中国大陆战争片的意识形态特征
时间：2020-03-24 05:21: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17年时期中国大陆战争片表现出显扬战争的正义性、塑造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淡化战争的残酷性等意识形态特征。这些意识形态特征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也与这一时期政治格局、文化导向密不可分。
关键词:17年时期;正义性;宣传教育;残酷性
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的17年时间里(我们称之为17年时期),中国大陆电影银幕上涌现出一大批战争片(又称革命战争题材电影或军事题材电影)。以下是这一时期战争片的不完全统计:
1949年,《中华儿女》。
1950年,《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人民战士》、《关连长》、《钢铁战士》、《赵一曼》。
1951年,《南征北战》。
1952年,《飞虎》。
1953年,《智取华山》。
1954年,《鸡毛信》、《渡江侦察记》、《山间铃响马帮来》。
1955年,《董存瑞》、《平原游击队》。
1956年,《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南岛风云》。
1957年,《柳堡的故事》、《羊城暗哨》、《暴风中的雄鹰》。
1958年,《红孩子》、《党的女儿》、《永不消失的电波》、《黑山阻击站》、《长虹号起义》。
1959年,《林则徐》、《风暴》、《战火中的青春》、《回民支队》、《战上海》、《万水千山》、《海鹰》、《沙漠追匪记》。
1960年,《红旗谱》、《革命家庭》、《三八线上》。
1961年,《暴风骤雨》、《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
1962年,《甲午风云》、《停战以后》、《地雷战》。
1963年,《小兵张嘎》、《农奴》、《红日》、《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怒潮》、《飞刀华》。
1964年,《独立大队》、《白求恩大夫》、《兵临城下》、《英雄儿女》。
1965年,《烈火中永生》、《浪涛滚滚》。
1966年,《地道战》、《女飞行员》。
这些战争片多以中国历史上刚刚发生过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为背景展开故事,歌颂战争改天换地的伟力,呈现出较为一致和一贯的意识形态特征。
一、意识形态特征
(一)显扬战争的正义性
德国埃里希·鲁登道夫说:“在总体战中作战的毕竟不是国家,而是‘人民’。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或后方。”[1]因此,无论古今,能够“令民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2]的作战一方,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而要取得民众的支持,就必须坚持战争的正义性。毛泽东指出:“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对于正义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3]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的正义人民战争论在17年时期中国大陆战争片中得到了坚决的贯彻执行。
比如1953年的《智取华山》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要攻占华山的解释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部队占山为王,劫掠百姓,亡我之心不死。因此,这场战斗是正义的。又比如1950年的《白毛女》,它通过黄世仁霸人妻女(喜儿)的罪恶行经,获得了反抗压迫的合法性。
(二)塑造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
17年时期,中国大陆盛行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等创作方法。在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这一时期的电影往往对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进行拔高和美化,甚至忽略英雄人物身上的缺点。比如,林杉在谈到《党的女儿》的创作时说:“在江西瑞金并不能找到李玉梅这个真人,但在中国长期的革命现实中,象这样的女共产党员却是很多很多的!”[4]又比如,1955年的《董存瑞》中的董存瑞炸碉堡,显示了他的革命英雄主义大无畏精神。像电影银幕上的李玉梅、董存瑞等英雄人物形象一方面是源于生活的,另一方面又是高于生活的。但是由于这种英雄人物形象过于完美,成为高大全式的人物,让人觉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三)淡化战争的残酷性
战争的本质是杀人。战争的面目是狰狞可怖的。战争充满了残酷性。看了《上甘岭》的普通电影观众,无不感叹战争的残酷。然而,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看了之后却说,真实的情况比电影残酷多了!由此可见,《上甘岭》还是淡化了战争的残酷性。而在17年时期中国大陆的更多战争片里,我们看到的战争是一场好玩的游戏。在这里,我们可以快意恩仇,可以建立功勋。
综上所述, 17年时期中国大陆战争片对战争的态度是基本肯定、热情歌颂的。
二、原因分析
第一,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法国文化学者路易·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把每个社会都设想为由‘层面’或‘级域’(instances)构成的结构。它有一种特定的分节,即分为下层建筑或称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两个‘层面’或‘级域’:一个是政治—法律(法律和国家)的,另一个是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的。”[5]又说:“准确地讲,就是上面的楼层如果不刚好坐落在基础之上的话,是不会单独‘矗立’(在空中)的……上部‘楼层’(即上层建筑)发生的事最终是被经济基础所发生的事决定的。”[6]作为上层建筑, 17年时期中国大陆战争片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坚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要书写过去的战斗史,必然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书写。于是,在这一时期的战争片中,在正义—非正义、崇高—渺小、美化—丑化、真老虎—纸老虎等极端二元对立中,天平总是向着有利于我方的一端倾斜:我方总属于前者,而敌方总属于后者。
马克思说:“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该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7]路易·阿尔都塞进一步解释说:“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幻觉,一个纯粹的梦,即乌有之物。意识形态的所有实在性都是外在于它的。”[8]由此可见, 17年时期中国大陆战争片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是一种艺术想象,并不强求与事实一致。
第二,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中国电影评论家戴锦华说:“20世纪中叶,电影不仅是大众社会的世俗神话的源泉,而且影院,几乎成了最辉煌的尘世‘教堂’:人们在电影院中获得教益,获得日常生活的信念与价值,获得生活的方式与时尚的信息;人们在影院中片刻逃离日常生活的琐屑与痛苦,暂时遗忘世界的苦难与不公,从而进入正义永远战胜邪恶、爱情永远征服死亡的奇妙世界,在其中遭遇着无数的爱神和死神。在影院中,人们获得宣泄与抚慰;在光影缤纷之间,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典仪,同时享有奇妙的安宁和独处。也是在20世纪,电影曾用作最为有效的社会宣传、动员与整合的政治工具。”[9]当时,不但是在资本主义阵营里,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电影都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比如,早在1907年,列宁同志就指出,当电影在庸俗的投机者手中时,它常常以恶劣内容的剧本将群众引入堕落之途,它所带来的害处比益处多。但是,当群众掌握了电影时,并且当它掌握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手中时,它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10]1935年,斯大林进一步强调,“电影是精神上影响群众的非常有力的工具”,要把电影同时看成为:(一)教育工具;(二)组织群众的工具;(三)提高文化水平的手段;(四)提高政治战斗力的手段。[11]
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沿袭着苏联的电影观念,把电影看作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钟惦棐先生说,那个时期的电影“急于告诉人民这个应该怎么样,那个应该怎么样”[12],于是,艺术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就产生了。
总而言之,17年时期中国大陆战争片的意识形态作为17年时期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也与这一时期政治格局、文化导向密不可分。看不到17年时期中国大陆战争片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语境,就很难理解,甚至误解17年时期中国大陆战争片的意识形态特征。
注释:
①[德]埃里希·鲁登道夫著、戴耀先译.《总体战》第4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②孙武.《孙子兵法·计篇》。
③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5页到第466页。
④林杉.《一个电影编剧的探索》第117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
⑤[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转引自李恒基、杨远婴主编的《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第691页到第6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⑥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转引自李恒基、杨远婴主编的《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第6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⑦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⑧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转引自李恒基、杨远婴主编的《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下册)》第7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⑨戴锦华.《电影批评·前言》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⑩参见[苏]波恩奇—布鲁叶维奇.《列宁与电影》,《电影战线》1927年第13、14期(合刊)。
[苏]斯大林.《斯大林对苏联电影十五周年底祝词》,1935年1月11日《真理报》。
钟惦棐.《电影〈南征北战〉所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方面》,《文艺报》195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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