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时间：2020-04-01 10:04: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主持人语：
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干，而宋明理学则是传统儒学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东亚儒教文明的成型形态。宋明儒学一直受到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学者的关注。古代岳麓书院本就是宋明理学的学术重镇与教育基地，来此讲学的朱熹、张拭、王守仁等均是宋明儒学大师。所以，今日岳麓书院一直以宋明理学作为研究方向，并已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本辑论文作者在有关范仲淹的宋学开创、宋儒的“圣贤气象”、朱熹的理学与经学、真德秀的政治思想、戴震的思想渊源等方面均有新的思考。
(朱汉民教授)
[摘 要]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遣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关键词]范仲淹；新儒学；庆历新政
[中图分类号]K244；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1-0005-09
一 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
宋代新儒学，又称道学或理学。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定周敦颐为道学之开山，但又论：“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在这里，朱熹说出了宋代新儒学的兴起“亦有其渐”，这个“渐”的开创者实为范仲淹。
然而，范仲淹的这个开创者的地位一直没有被确认，这与程颐的尊敬胡瑷(安定)很有关系。所谓“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在“此数公”中，程颐所最尊敬的实为胡瑷。程颐“始冠，游太学”，胡瑷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作，“大惊异之，即请相见，遂以先生为学职”(《程氏文集》卷八)。《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黄百家说：胡瑗对程颐“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程颐敬礼胡瑗，而胡瑷曾与孙复、石介同学，此所以《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宋元学案·序录》)。因为《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所以“高平(范仲淹)学案”就被列在了“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之后，范仲淹的开创者地位遂被“宋初三先生”所掩。
《宋元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又云：“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人圣人之室，尤为有功。”从这里看不出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似乎范仲淹是安定、泰山“而外”或而后的另一支。其实，范仲淹不仅“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始”，而且也是“宋初三先生”的领路人。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记：“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瑷、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这才是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之关系的实际情况：胡瑷、孙复、石介、李觏等等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生在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县)朱氏。他2l岁时寄居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邹平县南)刻苦读书，23岁时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文正公集·年谱》)，“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如此苦学五年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登进士第。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及革赏延之弊”等改革主张。其中“救文弊”的思想，是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开端，比尹洙、欧阳修、石介等投入古文运动“至少要早十年”。他在书中批评当时士入学风和吏治的败坏：
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
范仲淹将士人的学风，即士人能否继承儒家的“师道”，认明儒经之大旨，掌握治世之大才，看作国家的治乱之源；而此源头的澄清，又在于国家取士制度的改革和吏治的清明。这一精神一直贯彻到后来的庆历新政中。职此之故，庆历新政不仅关乎宋代的“革新政令”，而且更关乎宋代的“创通经义”。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寓南都应天府。当时晏殊为留守，请范仲淹掌府学。《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载：“(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范仲淹《年谱》载：“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范仲淹在此年写了一万余言的《上执政书》，指出当时的宋朝已经处于“泰极者否”的形势，只有“变”，才能“通”而“久”。他系统地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改革之策。其中“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是后来庆历新政之首要；而“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正是后来庆历新政之首要和本源。也正是在这一年，范仲淹结识了孙复，《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云：
公在睢阳(按即南都，今河南商丘)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
相关热词搜索：儒学，宋代，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