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理财伦理思想探究
时间：2020-04-02 05:18: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安石不仅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儒学思想家，他倡导“荆公新学”，并公开谈论财利，深化了传统义利观，具有显明功利主义的色彩，与宋代理学强调“灭人欲，明天理”的道义论价值取向相对立。他的理财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义理财、节用观、量出制入开源节流思想这三个方面。
一、以义理财
由于财之足与不足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基础，如何使社会财富增加成为了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同时也理应成为道德考量的问题。在《答曾公立书》中，王安石认为“理财乃所谓义”。赋予理财这一经济活动以义的价值规定。这一观点显然继承并发展了《周礼》和管仲的义利观。他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孟子所反对的言利主要是指一国一身之私利，至于天下百姓言利，则是政事所重之利，此乃公利，而为公利理财，这是《周礼》的重心所在，也是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种利与义是一致的。王安石也明确提出义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利，表明了其功利主义的立场。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财？如果理财方式不正确，不仅达不到利的目的，还可能与义相悖。王安石指出：“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商业贸易方面，他作了如下的改革：虽然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如农业，但仍不可或缺，它有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但也不可因商废农，本末倒置。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法规来引导商业的发展，这就是“制法以权之”，也就是以义理财。在《乞制置三司条例》中，王安石说：“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这里主要是从贡赋和贸易的管理方面论述了以义理财，落实到改革实践中，王安石所提出了“均输法”和“市易法”。前者是国家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来采购、储备政府所需之物资，防止“富商大贾因得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后者是由国家出资设立“市易务”来直接参与市场的经营活动，“市易务”将平价收购来的物资在市场短缺时赊给商行，这样国家不仅以利息的形式从中得到了实惠，而且稳定了市场的物价，抑制了大商贾的垄断与兼并行为，促进了市场的公平交易，故“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上五事札子》）
二、节用观
在各朝代理财伦理思想中，节用都是一个重要内容。特别体现在量出制入的理财原则中，如果不注意节用，更容易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大开方便之门。在国家支出的项目很多而收入有限时，必须制定一定的制度来实行节约，并不得胡滥利用“节俭”、“节用”的名义，以达到“滥赏”、“滥罚”的私欲。现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其一，限制不合理的财政支出，并不得冠以“节用”的名义。如在神宗面前，议论“乞南郊赐金帛”的事时，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王安石则引用唐山人常袞的故事揭露说：“常袞辞堂馔，时以袞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这就是当事人应当辞职，不应单辞金帛，更不得称为节用;又在《赐宰相曾公亮已下辞南郊赐赉不允诏》中指出：“先王之赐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藩，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之不图，而姑务自损。祇低国体，未协联心，方与贤勋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王安石认为：首先，应当考虑能力的大小，不单是罢赐金帛等舍本趋末的办法;其次，在国家财政充裕时，应当讲求理财的义，不应讲求自损，以致有伤国体;最后，如果专讲辞让，这是只为个人，不是为国谋。
其二，厚禄养廉，减少官吏的贪污浪费。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实禄不足以伤经费也。”可知王安石在早年时即具有“增吏禄不伤经费”的观点，到执政后，更加有所发展。如果吏禄不丰厚，生活不充裕，“而欲吏之不毁廉耻”者，是不可能的。这与管仲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理一样。但也不能武断地说，贪污皆出于薄禄，而薄禄却无异纵虎噬人。事实上，北宋的俸禄是上层优厚而下层薄劣，甚至在熙宁三年以前，吏胥大都无俸禄，往往靠敲诈贿赂过活，从这年起才定出“禄制”。首先对中央官吏按月发给俸禄，并制定重法来杜绝贿赂，枉法受赃等弊端，到熙宁六年，天下吏人基本上都可以领到禄廪了。
其三，节约必须反奢侈，反奢必须对奢侈的来源有正确的认识。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说：“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其由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思深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举于人，其故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举债于人，税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这话是不客观、不正确的。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富，是由于天资聪明，以举债为例，富人由于勤劳节约不肯向别人借债所以富，贫人之所以穷，由于天资愚笨，好吃懒做而举债，还须向富者告借以自存。事实是这样吗？这完全是掩盖了剥削本质的颠倒是非的无耻说辞。王安石明确指出奢侈之风，在于“辇毂之内”、“兼并之家”，在于“士无廉声”，“贪躆之性成”，在于“富者竟以自胜，贫者耻其不若”等，这虽然没有把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安派所颠倒是非的胡言再颠倒过来，但已有明确的是非界限之分，为反对奢侈明确了方向。这里所谓辇毂之内，是泛指京都，即天子、王公、贵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在此挥霍浪费，王安石主张“宜略依古之王制”，设立各种法制，以“纠举困辱”他们，人民见此不好，“不得不趋田亩”，“则民无饥饿”。只有京都治好，统治秩序才会好。在封建社会，这种幻想是无法实现的。
三、量出制入开源节流的理财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随着历史的演进和财政制度的发展，量出制入的原则也逐步走上历史的舞台。西汉时期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理财经验，根据汉武帝开疆扩土的实际支出需要，制定了量出制入的财政理财原则。量出制入就是财政须根据国家的施政大计，先计量本年国家所需要的经费，然后制定计划，筹措相应的收入，以满足国家支出的需要。据《宋史.食货志下》记载，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量出制入之制，由三司会计司总计“凡一岁用度及郊示大费，皆编著定式”，作为财政开支的标准，颇类于近代预算支出
的规定，并“裁省冗费十之四”，由“三司总天下财赋，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赋，税务、坑冶，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及一路钱谷出入之数，去其重复，岁比较增亏，废置及羡余，横费。计赢阙之处，使有无相通，而以任职能否为黜陟，则国计大纲可以省察”。这样根据每年各种经费需要数来确定本年度收入数额。再总计天下税赋，从人丁、户口等各项中确定年课及各路钱谷出入之数，然后编写簿式为国计大纲，以使“岁计充足”。这就是王安石所主张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的量出制入的具体实现。
王安石生活动在北宋后期，当时宋朝已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财政收支已是入不敷出，差额亏累巨大，而且国家的弊政也很多，存在于各个方面。为贯彻量出制入的理财原则，不得不广开财源，想尽一切办法筹得一定的收入;以满足国家预算支出，同时在费用支出方面还要做到厉行节约。王安石在开始理财前，即应诏与司马光展开了一场理财思想的争论，他明确指出财政非改革不可，又说理财应得其人，如能这样，则可“不加赋而国用足”。通过对各项新政的分析，可以从中梳理出其开源节流的理财思想。具体地说，首先设置三司条例司，以控制国家财计，推行各项新政。如青苗法，是国家向农民贷款后，取得三分利息的收入，均输法是国家在轻重敛散中取得少量盈利的收入，方田均税法是在丈量隐田、漏税中谋得税收的增加;专利法案是在各项专利政策的实行中取得收入，免役法是在三种免役税收和雇用中取得收入;免行钱法，则是从行商营利中取得免行钱，以作官员俸禄和国家的收入;而减兵置将法，保甲法和军器监，则在于减少因家养兵和制械的费用，以谋人员、武器的精良，保马法一面减少费用而养马于民，一面从牧田出租和养马孳息中取得收入;至于科举教育的改革，则在于取得合乎经世致用的人才，有提高生产力的功用。这些都是在开源节流的原则下进行的。
在理财问题上，南宋理财思想家郑伯谦认为王安石虽常引用《周礼》为其改革的依据，“而计利太卑，求民太甚”。（《太平经国之书》序）他提出一个与王安石完全相反的财政观点：王安石要求理天下之财，既要理财之出，更重要的是理财之人，而郑伯谦则认为：“周礼之理财理其出而已矣，非理其人也;理国之财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财也。”（《太平经国之书》第10卷）因为人们的经济生活既能自己安排，也不需要政府为之代谋，故应考虑的自然主要是财政支出问题;郑伯谦在其所著《太平经国之书》中把《周礼》中的记载作为标准用以衡量过去各封建王朝政绩的优劣。他在涉及财政经济问题时，大都按照《周礼》标准来分析，上述言论和做法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明显缺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王安石的理财观虽然受《周礼》影响，但绝非教条主义式的照搬，有一定的进步性。
总之，王安石的理财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义理财、节用观、量出制入开源节流这三个方面，他的观点对当下的理财仍有积极意义。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会计伦理思想研究2011SJB72001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伦理思想通史研究11&ZD084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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