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影视的“桃李关系”
时间：2020-04-16 05:15: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曾经17次担任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说过这样一句话：“以书写对抗失忆是作家的责任。”对抗失忆不仅是作家的责任，也是文化人的责任。
在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搬到荧屏的当下，文字和影像是当代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两种编码方式，文字的力量是影像力量的源头，而影像又将文字的力量传播给普通的大众。
有人曾将文学与影视的相遇比作动态美遇到静态美。文学遇到影视，本就充满诗意，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与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马里奥·普佐的《教父》与弗朗西斯·科波拉执导的《教父》系列，无不是两者的巧妙融合，造就了文学史和电影史上的优秀作品。
影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近年来，以文学原著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归来》，以及新版电视剧《红高粱》《白鹿原》等的热播，让文学本身的存在有些快乐也有些尴尬；同时，《北京青年》《失恋三十三天》《老有所依》等“中国特色”影视漂洋过海，作为“国礼”送到了非洲，在那里颇受好评。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消费国、第三大影视产业生产国。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在视觉文化盛行的全媒体时代，文学的受众会越来越少，文学的存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更有甚者会说，认为如不考虑影视的“可改编性”，不能为其所用，文学的审美特性将日趋萎缩云云。
的确，随着全媒体时代、读图时代的到来，影像语汇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视觉文化正在把一切不可视的东西转化为可视的东西。我们处身的世界也无不在摄影镜头和监控录像的覆盖之下，好像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简化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文学也就必不可免地受到影像文化的检验，这不光指电视、电脑、视频、手机的覆盖之广，而且指生活的广大空间均被影像所覆盖，几无个人秘密可言。
以影视剧为主体的视觉文化正在冲击和改写着当下中国文学的生存现状。一些精致的文学样式，如诗歌、抒情散文，只能接受读者日少的事实。如此一来，传统的文学性因素被忽视，如环境描写的缺失：不管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还是屠格涅夫的俄罗斯森林，在强调速度与冲击的视觉文化氛围中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心理刻画隐遁：乔伊斯意识流小说中长篇的内心独白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考挣扎，在读者不耐烦的眼光中无奈退场。
作为年轻的艺术门类，影视一度被认为是“依文学而生”的，而小说被认为是影视的“拐杖”。文学爱好者常常引用获奖电影百分之九十八来自文学改编以自豪。这时候，文学是“清高”的，被置于象牙之塔，而影视被归为“通俗文艺”，还有“经典具有不可改编性”的夸张说法。
当年鲁迅确曾就有人改编《阿Q正传》说过，“‘阿’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答王乔南》）。但改编还是在照常进行着。人们对夏衍改编《祝福》《林家铺子》见仁见智，但总体上是大力肯定的。传说钱钟书对电视剧《围城》连一集都不屑看，其实是假新闻，事实是，钱钟书和杨绛对改编很满意，看带子连午睡习惯都打破了，钱先生特意给为拍片努力减肥的陈道明赠墨宝，以方鸿渐戏称之。关于影视与文学的关系，胡乔木在给黄蜀芹的信中说道：“影视艺术当然与文学不能相比，书中精细的心理描写和巧妙机智的语言难以在电视片中充分表现，但是影视艺术通过人物场景和形象给予观众的视听直感亦非小说所能代替。”
在没有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的时代，作家几乎是最重要的社会信息报告人。比如汉赋文体特征就是铺陈白描，写到场景多是其上、其下、其左、其右如何如何，面面俱到，不厌其详。巴尔扎克写一条街道，托尔斯泰写一个修道院，也可以有几页甚至十几页的静态细节，使文学具有某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富含生物学、地理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各科知识。那时的文学相当于今天电视的黄金时段或报纸的头条新闻，散文、诗歌、小说等是读者了解世界和人生的主要信息工具。但时至今日，我们了解彼得堡不一定通过托尔斯泰，了解巴黎不一定通过波德莱尔，虽然文学还有个性化、具象化、深度化、虚构化等不可替代的文体特长，但强大的新闻业和互联网呼风唤雨，已经使文学的认知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新兴的信息媒体。
文学是影视的“富矿”
在如此强大的消费潮和视觉热的冲击下，文学是否将要接受“衰亡的宣判”呢？当然不是！首先，必须要分辨文学与影视的审美特征是有很大区别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文学有文学的语言，电影有电影的思维，一为阅读、感悟，想象性语言，一为造型，视听性语言，二者的“结亲”主要体现在从文学作品到电影的改编上。电影主要汲取小说的故事、人物元素，语言本身很难被改编，甚至很难“转译”。视听语言的瞬时性和影视画面的平面化决定了它不能、也不可能承载更丰富、更沉重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影视的娱乐功能决定的；影视，特别是电影的叙事时间，更多追求视觉冲击、画面感、剪辑艺术等，即使是故事片的叙事，更多是以不同角度把某个或某几个故事讲好，而很难在较短的叙事时间中展现深刻复杂的人性关系，但这恰恰又显出了经典长篇小说的优势。
那些凝聚了传统作家们的智慧与心血、获得各种文学奖项的优秀作品，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广大受众多一些这样作品的濡染，对于其内心的丰盈、对于社会文化建设极有助益。尤其应当看到，长久以来，受到物化生活与浮躁世风的侵袭，传统文学越来越呈现边缘化生存状态，甚至有人发出“文学已死”的痛叹，此种形势下，积极创造条件使优秀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联姻”，可谓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救赎。这些年来，伴随着相关影视剧的热播，总能在圖书出版领域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影视书出版热潮，这也足以表明，只要传统文学作品改编得体，在影视剧制作上用心、精良，就可以反手拉文学一把，让传统文学在新时期重放光芒，再次找回属于自己的位置。
影视剧制作向传统文学投之以“桃”，传统文学势必会向影视剧质量的提升报之以“李”。现在有不少的影视剧，拍摄投入不可谓不大，演员阵容不可谓不强，营销宣传不可谓不用心，然而，市场反响却似乎并不如预期的那么理想，更有甚者，一些影视剧拍成之日即为束之高阁之时。这其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作为一剧之“本”的剧本质量欠佳，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特别是长期以来，业内一再曝出“剧本荒”问题，令影视剧制作方甚觉头疼，倍感无奈。
导演徐皓峰说过一个现象：上世纪90年代，我们经历了一个关于艺术片和商业片的特别荒谬的学术讨论，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没有艺术片和商业片，世上只有好电影和坏电影。在西方，艺术片和商业片其实非常清晰，如果文化价值和方法走的是希腊系统、哲学系统，那么是艺术片；如果走的是中世纪之后确立的基督教的方向，就是商业片。以前，中国好的文学就是诗歌，然后大众文学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的价值观影响了通俗小说戏曲。
但近30年来，《资治通鉴》这个体系没有成绩。所以，现在的所谓文学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不能说它是通俗文学。现在电影也一样，中国电影的故事其实极其混乱，这是叙事艺术形态的一个问题。然后尊崇的又是一个集团的价值观，所以价值观也混乱。如果价值观完全混乱了，根本谈不上是严肃的、文艺的还是商业的、大众的。
事实上，当影视剧制作方对于优秀剧本“踏破铁鞋无觅处”时，优秀剧本其实“得来全不费工夫”，它们就蕴藏于闪耀着思想文化光华的传统文学作品之中。如此一处影视剧制作的素材“富矿”期待着有识之士的赏识，现在看来，采掘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这处“富矿”为新形势下影视剧走向重生，仍有机缘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文字仍然是人类的立身之本，文学甚至构成了文化的基础产业和核心产业，并没有夕阳西下。
责任编辑 王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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