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末世论

摘要：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考之西方宗教史，不难发现布洛赫对犹太-基督教末世论的批判继承。与启示录式末世论相比，布洛赫更多地继承了福音书式末世论的思想传统，并在批判、改造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提出解放的末世论。解放的末世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苦难现实的终点和美好未来的起点，把救赎的使命赋予人而不是上帝，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神论。在唤醒人类改变自身处境的内在渴望的同时，布洛赫的解放的末世论也有力地促进了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希望的力量的再生。

关键词：布洛赫；末世论；解放；希望；乌托邦哲学

作者简介： 周惠杰（1967—），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哲学博士，哈尔滨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室副教授，从事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哈尔滨学院学科发展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XK200712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3-0032-06收稿日期：2008-11-15

在布洛赫眼中，解放的末世论是他阐释人与人之历史总体趋势的宗教哲学视角，通过末世论，他阐述了乌托邦精神展开的历史机制，预言了解除乌托邦精神压制的人与历史的解放历程。解放的末世论前景不仅是世界无法确定的终结的前景，也是生命每个瞬间的前景。在生命的每个瞬间里都需要结束旧世界，开始新世界，这就是乌托邦精神的气息。解放的乌托邦的历史实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乌托邦实践，解放的乌托邦哲学是崭新的创造性的哲学。布洛赫批判地颠覆圣经末世论，提出解放的末世论，意图唤起人类新的希望，恢复人类作为希望主体、历史主体的地位，激励人们掌握自身的命运。

一、布洛赫对基督教末世论的颠覆

在基督教神学中，末世论（也称终末论）是关于“终末事物”或“万有的终结”的学说，是关于末日之事的教义。神秘末世论讲宇宙的秩序和混沌之间的永世之争，以命定之事的实现为大自然的完善化。历史末世论则认为，命定之事的实现乃是历史的实现、调整或变化。历史末世论见于希伯来系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而且不完整地见于琐罗亚斯德教。《旧约》末世论认为，折磨以色列人而使他们濒于灭亡的灾难，其原因在于犹太人不遵从上帝的律法和旨意。基督教末世论集中在基督救世主这个人物身上，弥赛亚（messiah）将会返回，也就是再度降临人世，重建上帝之国（Kingdom of God）。千禧年主义（mellennialism）特别强调基督再次降临，并在世上建立正义王国。伊斯兰什叶派认为，救世主马赫迪（Mahdi）降临进行最后审判，善人将上天堂，恶人则下地狱。

末世论在西方宗教传统中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种解释。如果从末世论理论资源考虑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追求的理想与目标，有两种圣经资源可供参照：启示录式的末世论与福音书式的末世论。下面分别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两种末世论的基本教义。

一般地，把以世界毁灭和上帝审判为核心的末世论定义为犹太教启示录式的末世论，上帝在世界末日举行最终大审判，有义的将上天堂，邪恶的将下地狱，世界将在一场大火灾中灭绝，最后审判将封存世界历史的卷宗。犹太教关于启示论的信仰是指世界将近于毁灭，一个世界新秩序将作为善战胜恶的结果而建立。犹太教启示论者主张，世界由善恶两种基本要素组成：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善的一边是上帝，具有正义和生命的超人力量，恶的那边是魔鬼，具有邪恶和死亡的力量。世界上每一种事物和每个人非善即恶，没有中间道路。对于启示论者，这种宇宙二元论也表现在历史中，现实这个时代与即将到来的时代之间是彻底断裂的。这个时代受邪恶力量控制，多灾又多难：饥荒、疾病、战争、灾害、仇恨、孤独和死亡。但是上帝将通过末日审判，摧毁魔王及其所有邪恶力量，终结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在新约启示录第16章、第20章描述的大决战、现实历史的最后审判中看到犹太教启示录末世论的鲜明特征：恐怖、血腥、终极性的决战。启示录显示了由兽支配人间的可怖状况：上帝愤怒、降灾于人间以及对抗，等等。启示录式的末世论“总是受到利益的主导并导引利益……凡占有权力的，必然害怕权力的终结，凡在此权力下受苦的，必然希望它的终结。享受‘现代世界’的成果，在其上层生活的，必担心世界毁灭；在‘现代世界’的下层受苦的，必然盼望世界毁灭。对前者而言，‘恐怖的末世论’乃是代表这世界的灾难；对后者而言，乃是真理的展现表达，真理最后将要在那一天来到并释放他们”［1］（P126）。

福音书式的末世论与犹太教启示录中的末世论有所不同，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是对终点还是对起点的希望：启示录中的末世论注目的是历史、生命与世界的终点；而福音书式的末世论注重的是永恒生命的开始、上帝之国与新世界的开始，是一种弥赛亚式的末世论，是对新起点的期盼，表明它对未来的关注。它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末日审判和大决战并不是世界的终结，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所有邪恶力量都将遭到毁灭，世界上只有善和美的力量存在，人们期盼的新千年弥赛亚国度降临，天上的基督要通过圣灵治理人和大地。我们在“新天新地”中看到终极状态的完满性展现：神与人同住，人要做神的子民，“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21:4，5）。所以说，福音书式末世论宣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时，不仅将此作为最终的审判，而且也作为拯救和永恒幸福时代的开端，它特有的关于未来的幸福图景是犹太教启示录式的末世论所没有的。布洛赫关注的恰恰就是福音书式末世论的美好希望图景的意义，并试图阐明这种希望图景是有其理由的。但是，布洛赫反对那种盲目乐观的历史进步末世论，这种末世论把历史分成数个朝向希望图景目标的、有意义的阶段，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为那个历史目标的最终状态作准备，并以暂时性结构成分为那个目标赢得意义，结果历史成为一种宿命论的历史、神的杰作的历史。

布洛赫在批判的前提下，辩证地择取了犹太教启示录中的末世论与基督教福音书式的末世论的合理成分，而创造出乌托邦哲学的革命的、无神论的末世论，这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末世论。

二、布洛赫解放的末世论

布洛赫曾经多次讨论末世论，他不仅在《乌托邦精神》中，而且在《希望原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我们时代的遗产》与《基督教的无神论》等著作中，都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了与末世论密切相关的神学范畴：救赎、人子基督、创世纪的上帝与出埃及记的上帝、救世主“弥赛亚”等，例如，他将出埃及记中的上帝定义为“以未来作为自己存在本性”的上帝等。被布洛赫阐释后的上述范畴都成为乌托邦哲学的重要范畴。布洛赫颠覆了宗教末世论的定义，末世论在他那里不再是神学的，而是革命的、历史的、无神论的末世论。首先，他把末世论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即“根据终结来研究所有问题”的方法。布洛赫把“末世论”中“世”的含义加以拓展，既可以指人类世界，也可以指自然界，甚至可以指一段特定的历史，而“终结”的意义既可以是相对的，也可以是绝对的。这样，人类历史可以成为自然史的终结，自然史可以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结，每一种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化或者说相反的“退化”也可以是某种终结，甚至于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一次创造性的实践都可以成为以往所有历史——无论是人类历史还是自然史——的终结。其次，他把“末世”的内涵重点放在对旧秩序、恶世界的摧毁与新的世界创生上，因此终末论谈论的重心应该是“致死终结中的崭新开始”。

在乌托邦哲学中，布洛赫将宗教末世论理论体系中千禧年主义的“千年王国”重置为以人为中心的地上王国、此岸世界的王国。布洛赫批判传统乌托邦仅仅把关注点放在超越现世的理想状态，而对现实世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他赞赏千禧年主义对现世的关切：千禧年主义关注世界终极转变时刻的激荡状态，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争斗的状态，认为现实世界已经不可救药，平民遭遇现世损害而不得不产生起义的热情、渴望，正义的新世纪即将来临。千禧年主义关涉到的诺斯替灵知、弥赛亚再临、正义与幸福都是与布洛赫的革命激情共鸣之处。但是，布洛赫的末世论与千禧年主义又是不同的：布洛赫的末世论追求的是保证人人可分享的幸福世界景观，用希望的梦想启迪人，而千禧年主义描绘的是世界终极转变的终末时刻，多人被毁灭，终末状态就是绝望状态；千禧年主义的拯救希望是上帝应许的希望，而布洛赫末世论的希望是不再由上帝赐予，而是由人类内心的至善支撑的自我拯救、自我创造、奋发向上的希望。

因此，布洛赫的解放末世论与神学既有共同的目标，又存在本质的不同：解放的末世论的终极目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上帝的地上王国，犹太-基督教末世论的目的是实现上帝之国，使“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在解放的末世论里，希望在于革命的来临，革命发生在危机时刻，带来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犹太-基督教末世论里，人们寄希望于救世主的来临使人们脱离苦海，救世主只会在灾难期间来临并带来拯救；在历史的终结处二者虽然都转向历史的开端，但是宗教末世论是要回到曾经失去的乐园，回到上帝的怀抱，布洛赫解放的末世论则是要重建共产主义。从上帝之国到人的王国的转变，实现了布洛赫对其解放的末世论思想的人类学建构，展现了布洛赫将宗教末世论革命化的思想进程。他的解放末世论、解放乌托邦不是为了等待上帝的行动，而是积极地由人来驱动，人的乌托邦精神的超越特性是解放的末世论中积极的、根本的内容。布洛赫解放的末世论在宗教内部瓦解了宗教，他指出圣经里包含推翻神学权威、走向无神论的革命酵素。圣经的宗教末世论逻辑，是人超越的乌托邦渴望的展现，是朝向无神论的，无神论是宗教内部革命因素的实现。布洛赫主张，只有当人放弃对上帝的信仰，才能真正地信仰自身。布洛赫的解放末世论是远离信仰上帝的运动，它把对人自身的信念置入人本身，这一运动的顶点就是无神论。因此他说，“没有无神论就没有弥赛亚主义的安身之处”［2］（P1200），无神论能使弥赛亚主义实现。“只有一个无神论者才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只有一个基督徒才能做一个好的无神论者。他怎样才能做一个人子，除非他与上帝平等。”［3］（P24）所以，布洛赫的解放末世论思想是无神论的，是以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为核心的末世论，与犹太-基督教末世论有本质区别。

三、“已知的希望”：从终点到起点的历史辩证法

“希望”虽然在基督教中早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范畴，但是它只是上帝的代言，布洛赫在乌托邦哲学里通过宗教批判，赋予了这个概念强大的生命力。他主张，世界起源于无神论的弥赛亚盼望精神，即起源于乌托邦精神，起源于希望，可以说，他构建的乌托邦哲学是在“希望”范畴基础上重生出的一种“出自弥赛亚传统的形而上学”（M. 兰德曼语）。

在存在论意义上，布洛赫把人看做“充满希望的”，即充满乌托邦精神的、尚未完成的存在。他认为，希望产生于人想要超越当下现实、超越自身的主观冲动企图中，希望将人置于与他自己及世界的当前现实的矛盾之中，然而希望本身又恰恰从这一矛盾中诞生，它是救赎启示录式黑暗现实的希望，它在对自身所应许的、目前未完成的未来的盼望中证明自己是真理。希望意味着行动，意味着冲破和超越界限，投身到他人与自身的解放之中。只要那所有人类的希望的限制在革命中被打破，绝望也就能够并且必定发展为希望。在那里，希望化作“对可能的事物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语）。

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是关于已知趋势、“已知的希望”在尚未完成的现实中向终极目标前行的实践哲学、救赎哲学。布洛赫乌托邦哲学与宗教神学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把希望寄托在人自己身上，而不是他人或上帝身上。关于我们的存在的真理虽然处于尚未知晓状态，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去求索，没有目标去追求。相反，人的秘密最终只能由他自己来解答，乌托邦是靠人自己的积极行动去实现的关于未来的理想。人已然确立一个乌托邦目标：人不满足于人的现状，想要变得更好，希望像神那样完满，他可以据此筹划自己的未来并朝着这个目标行动，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人自身主动的选择、主观性的呈现，是人意志的决定。希望是“已知的希望”，已经应许的希望，“那意味着：最终的、真实的、未知的、超级神圣的上帝，关于我们的全部揭示，现在已经‘活了’，尽管他尚未‘被加冕’或者‘客体化’”［4］（P201）。虽然目前还没有完成这一目标，但是他相信并看到达到这一目标的客观现实可能性，他将会毕生为这一目标奋斗。希望是“已知的希望”（docta apes），它意味着希望已在，趋势已经显现，而人与世界尚未得到救赎，“终结”与“开始”的张力激励哲学家与有良知的人们寻求革命的灵知，期待革命实践，期待弥赛亚再临，获得自由与平等，迎来美丽新世界。所以，在布洛赫看来，圣经是无神论启示录，而不是上帝启示录。“末事”的变革之义在于，我们相信“已知的希望”的应许已经展开，但是他们尚未完满实现；我们相信未来已经在这里，但是它尚未完全在这里。美好的未来有赖于人类满怀信心与希望的实际行动。

希望把人同未来联结在一起，希望使人类面向未来。在布洛赫那里，末世论是关于将要来临的王国的学说，他把焦距对准了对以往历史末世论中“历史终结”说的破除，主张真正的起源不在开端而是在终点，是在结束中的崭新开端。所以，末世论也叫终末论，它遵循着“开始就在终结中”的原则，由此布洛赫确立起关于历史哲学的起点与终点的辩证法。他宣称，对结束中起点的盼望这一目标是所有真正的弥赛亚主义：马克思哲学、弥赛亚宗教－犹太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热切向往的共同的地平线。在布洛赫看来，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一刻，即基督的终结，其实是他真正的开始。希望的理由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当下正在经历的瞬间的黑暗中，而终点与起点就显现在这个瞬间中。布洛赫的解放乌托邦学说对未来的盼望与世界终结、人类毁灭等此类“历史终结”完全无关，也不片面强调末日审判，因其所注目的不是生命的、历史的或世界的终点，它更关注革命后的新开始，“灾难”后的美善世界的开端。进一步，他认为，希望不只是一种在终点处对新开始的希望，它也是在新开始处对终点的希望。带来新开始的不是世界的终点，恰恰相反，是新开始将这个已入歧途的世界带至其应得与渴望之终

点。由此看来，建立新社会、开始新历史的解放的末世论是“出自弥赛亚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应有之义。

四、救赎与解放：个人与历史的末世论的使命

布洛赫的末世论思想是个人与历史的双重末世论，他明言，“我们问题”是乌托邦哲学的主题，“关于我们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是所有世界问题的必然衍生，而乌托邦哲学的最终极原理就是在所有事物中确切地表述这一自我及我们问题，确切地表述回家之门的开启——家门开启的声音正回荡于整个世界”［4］（P206）。布洛赫思想的深刻性在于能从末世论文化中看到个体人和人类的历史维度和未来性。末世论不仅关涉到个人，更关涉到人类群体。布洛赫认为，个体的人是正在生成过程中的、暂时的存在物，他有过去，同时末世后的新开始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未来，因此他既有历史的向度，又有未来的向度。布洛赫曾多次强调，人与世界都有足够积极的未来，人的这种未来性根源于人对自身奥秘和自身生存意义的希望；世界的未来，根植于我们坚信现存的黑暗世界必定被推翻，根植于我们对美好世界的预见与希望。布洛赫用尚未意识来概括这种创造的预见性。尚未意识是对人从未来走入现在的乌托邦生存结构的意识自觉，对尚未存在这种生存发展方式的反思。它激发起对既有生存结构的超越，使每个人心中撒满神的光辉，摆脱尘世的羁绊，走向神性的至善。人之未来是“新”，是一种完全的、带来末世性未来的他者。“新”是令人惊奇的、出乎意料的、在旧事物基础上的崭新创造，它带来救赎和完满。人与他的世界的历史性救赎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新天新地”的盼望，是对既有现实的否定，它激发起人们趋向圆满宇宙的欲望，这种未知的将来是末日灾难后的救赎。

但是，布洛赫指出，这种获救的生活自身不可能自动地来临，它有赖于人们的积极努力。布洛赫把来自天国的弥赛亚颠倒为来自未来的我们自身的完满。他认为，我们获得拯救的路径在于用内在的乌托邦精神之光，即希望，揭示人类存在的真理，通过人身上的“灵知”，即一种“神性光照中的洞见”，点亮个体间通往真知的光辉，使人获得解脱，走向完满的人。因为我们内心的向善和希望我们才有可能自救，而希望是人之中的一道光，它使人成为自身的对象。“只有在我们之中还燃烧着这一心灵之光，幻想列车由它开动，清醒之梦由它开启，乌托邦的原理概念由它操纵。”［4］（P248）布洛赫虽然把人也看做灵性的存在，但是更强调人是希望的存在物，指出乌托邦哲学的任务是发掘人内在的乌托邦精神之光，这束内在的乌托邦精神之光使人们获得了精神性存在和自我理解，这是“自我相遇、我们相遇”的内在道路。

与此相关，世界与我们的救赎，即“自我相遇、我们相遇”的外在途径是具体乌托邦革命。世界历史是朝着拯救和毁灭同时开放的过程，世界历史是革命的、解放的历史，是人类对自我本质的占有、获得救赎的历史。布洛赫把整个世界历史看做一个救赎的过程，即解放的过程。原来宗教意义上的渴望的完满实现被否决了，被认为在宗教内是无法实现的。只有把救赎中的希望安置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栖身于救赎的神性计划的实现里，才有可能转化成现实。布洛赫主张，现实的世界是空虚的，因为它是转瞬即逝的，还因为人已经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邪恶横行、灾难遍地的场所。这样一个世界的灭绝，是因为在其自身之中已经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东西。所以，布洛赫主张对世界进行启示录式的转换，他以未来的角度审视现在，表达了对现实虚假世界、恶的世界的不满，肯定了对现存的恶世界的驱除是新世界的起点，强调了为克服虚假的现实而必须革命以终结当前现实中的不公、不义与苦难。由此，末世论救赎的最后落脚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全人类解放。布洛赫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目标表述为“具体乌托邦”的革命实践，强调具体的乌托邦是自我相遇、我们相遇的外在道路。希望的救赎，解放的末世论意向，作为乌托邦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必定在瓦解异化现实的世界历史革命实践中实现其改造世界而非解释世界的批判功能。

五、对布洛赫末世论思想的评价

在其乌托邦哲学中，布洛赫通过对宗教末世论的批判吸取，打破了以往封闭的、既成的神学体系，引入了开放性的批判哲学话语，建立了解放的末世论。布洛赫的成就在于把现实基础内植于潜意识的盼望中，指出所有人类的渴望都指向这样一个梦想——新人、“新天新地”的无阶级社会，那是我们希望所在的地方。在这个地上王国里不再有上帝，只有积极的希望的存在——人。人以他自己为核心，在尚未意识、期望意识趋向中，不断地把尚未存在化为现实，迎向没有异化、没有奴役、带来“新”人的真实的共同体。布洛赫试图说明，人这种希望的动物一直想象、梦想、预示和渴望着一种存在的乌托邦状态。人的每一个行为、活动和他所谈论的观念都既是一种日常生活，同时又渗透着我们充满希望的渴望，是乌托邦精神的预示性趋势。这个趋势指向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所有这些又构架成这样一种表达，人的渴望“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主帆”［4］（P206）。所以，布洛赫的宗教批判推倒了超验的上帝，树起了人的希望，他的末世论思想意味着关于人的希望学说，它包括希望的对象和由希望的对象所引起的盼望，是向前看、向前运动，因而是对当前的革命和改造。布洛赫乌托邦哲学中的末世论不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末世论，他的思想与犹太-基督教末世论的本质区别在于，犹太-基督教末世论所有关系到未来的陈述是以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历史为前提和基础的，而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是以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为核心对人当下及其未来的展望，这就把宗教末世论精神同布洛赫的末世论所蕴涵的乌托邦精神区别开来，把宗教的希望与布洛赫哲学的希望区分开来：宗教末世论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等待上帝对人的救赎，布洛赫的末世论认为人自身是希望的主体，通过人积极地行动奔向希望的目的地。

末世论的希望不再仅仅是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一个要素，而是乌托邦信念本身的中介，是乌托邦哲学视野中万事万物据以定音的基调，是在所期待的新的黎明中普照万物的晨辉。布洛赫末世论的希望不仅仅是乌托邦哲学学说的一部分，也是乌托邦精神所激起的苦难和激情，是所有人类存在的特点，是每个个体存在和整个人类历史的特点。因此，在乌托邦哲学中，在布洛赫的末世论理论中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人与世界的未来的问题，即希望的问题。这一问题是由其对象强加给它的，反过来，它又把这一问题强加给人类和人类思想。在希望中同我们相遇的“他者”使我们直接面对由人类自身活动所带来的、对未来新事物的盼望。布洛赫将上帝改造成“以未来为其存在本性的上帝”，这样的上帝就是人的未来，他在我们的前方，隐藏在全新的事物之中，是正在来临的上帝，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他在自己关于未来的许诺中同我们相遇，我们在积极的盼望中等待他。因此，哲学应当以未来为目标，末世论不应当是它的终结，而应当是它的开始。解放的末世论与希望的末世论是同义语。

关于布洛赫对宗教末世论的颠覆所带来的重大意义，莫尔特曼曾说，我们应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基督教以及人文主义的浩劫中丧失的弥赛亚思想的再生归功于布洛赫、马丁·布伯等人，“他们将理性带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盼望中，更重要的是，将盼望带入自我完成的以及因而自我毁灭的理性中。他们从历史理性的废墟中将盼望拯救出来，并让它成为神学性的范畴。今日的末世论，若没有弥赛亚的思想是无法想象的”［1］（P28-29）。布洛赫的哲学思想将盼望、乌托邦想象这一武器刺入已经自我完成因而自我毁灭的理性中，从历史的废墟中将盼望拯救出来，试图去发掘与人当下生存本体需要有关的、却久已被遗忘、被遮蔽的人的解放（救赎）潜能，其理论是对残酷现实的深刻反思与敏锐批判。

参 考 文 献

［1］于尔根·莫尔特曼. 来临中的上帝［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VolumeⅢ, trans. Neville Plaice Stephen Plaice， Paul Knight［M］．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 1986.

［3］ERNST BLOCH. Atheismus im Christentum［M］． Frankfurt: Surkamp Verlag, 1968.

［4］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trans. Anthony A.Nassar［M］．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eridian,2000.

［责任编辑付洪泉］

Emancipatory Eschatology

——Religious Philosophy Perspective of Bloch Utopian Philosophy

ZHOU Hui-jie

（Marxist The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arbin Institute,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6，Chian）

Abstract：Bloch’s utopian philosophy has a strong charactor of religion.If make an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religion, we will find that Ernst Bloch both inherites and criticizes the Jewish- Christian eschatology.Compared with Revelation- style eschatology, Bloch inherited much more Gospel- style eschatology thinking tradition,and advances an emancipation eschatology based on the critiqu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is tradition.Emancipation eschatology regards communism as the end of the reality of suffering and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 better future.It gives people the mission of salvation rather than God, and therefore it is a fundamental atheism.While waking up mankind’s inherent desire to changes their own situation, Bloch’s emancipation eschatology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d regeneration of the power of hope in the Jewish - Christian tradition.

Key words： Bloch; eschatology; emancipation; hope; utopia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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