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洁的母爱与杂糅的泛爱

摘要：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冰心形成了她独特的“爱的哲学”。她的“爱的哲学”来源于基督教“爱的主题”，但又远远超越于“爱的主题”：冰心把基督圣洁的母爱上升为一种可以折射在任何一种角色上的杂糅的爱；将作为一种思想、生活原则的基督教“爱的主题”上升为一种理念、灵魂与精神层次的“爱的哲学”；同时，冰心将关平信仰的基督教文化申圣洁的母爱深化为一种关乎政治与社会的杂糅的爱；并逐渐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苍劲朴茂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

关键词：母爱；泛爱；冰心；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3-0116-04

被誉为“伟大的讴歌‘爱’的作家”的冰心是“五四”运动的元老、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她既是杰出的散文家、小说家，又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家和诗人。冰心自小就聪颖好学，虽然生在思想守旧、经济落后的旧中国，没有西方文化的背景，但她的父母并不一味排斥外来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冰心的二伯父就在福州仓前山教会办的学校教中文，冰心的一个堂兄也在这个学校读书，冰心的舅舅杨子敬，则常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打球，还和青年会的干事们交上了朋友，并让自己的儿子与冰心的大弟一同到青年会的夜校读英语。因为教会学校教学认真，英语口语纯正，这很让冰心的父亲满意。于是，冰心不仅很早就接触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如《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等外国小说。而且在1914年进入了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子中学读书，从此开始近距离地接触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

冰心在教会中学——贝满女子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后来协和并入燕京大学，这两所学校也都是教会学校，学校都专门开设有《圣经》课。后来，她以最优秀的成绩获取了去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留学读研的资格，更直接地接触到了西方文化。正是因为多年在基督教教会学校耳濡目染以“爱”为主题的基督教文化，冰心后来的一生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离不开“爱”这一永恒的主题。正如她自己所说：“中学四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但是到后来。随着时事的变化、视野的扩大、知识的积累，冰心的“爱的哲学”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基督教的“爱的主题”，她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上升到了一种理念与灵魂，一种泛化了的杂糅的母爱。冰心“爱的哲学”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爱的主题”的接受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冰心把基督圣洁的母爱上升为一种可以折射在任何一种角色上的杂糅的爱。

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从产生到现在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概念就是“爱”；它以爱、宽恕、忏悔和牺牲为内容。从整体上倡扬不分等级尊卑的博爱精神。它的两条最重要的诫命为：1　要全心全意地爱你的主——上帝；2　你要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同时，《马太福音》第22章第34-40节中这样说道：全部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依据的。由此可见。“爱”是基督教文化统摄一切观念的核心与总纲。在基督教爱的学说中，上帝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缔造者，人类生命之源。上帝其实不忍看到人类罪孽深重，遭受永罚和苦难的命运。上帝对人类原罪的惩罚也是因为爱，正因为爱，上帝才拯救人类；因为爱才命他的儿子耶稣为人类赎罪。这种爱是博大的，圣母般的爱。

受基督教博爱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冰心自1919年被“五四”震上文坛后便开始宣扬“爱”，讴歌“爱”，井在宣扬和讴歌“爱”的同时奉献“爱”，用“爱”谱写了一曲成功的人生之歌。她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超人》，散文《往事》，还是诗歌《繁星》、《春水》，或通讯《寄小读者》，其主题都离不开母爱。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品味，不难发现冰心笔下的母爱并非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纯粹的母爱。她把耶稣基督的圣母般的爱上升到了一种可以折射在任何一种角色上的爱——父亲、妻子、宜姑、朋友甚至小孩。在《海上》一文中，“母爱”的形象就是贯注在父亲身上。“呀!父亲来了……”“他斥责中含有慈爱的言词，也和母亲催眠的歌一样的温馨。”在《两个家庭》和《第一次宴会》里，妻子就是冰心这种“母爱形象”的表现者。她们既是母亲化的妻子，又是现实中的或将来的母亲，她们同样具有母爱舒抚人心，为冰冷的现实带来“光与爱”的特征。而这正是冰心对传统理想家庭的现代理想之演绎。现代新东方女性的塑造和现代家庭模式的构建，是冰心“爱心”之“光明理想”的落实。对此，冰心以自己的一生境遇与生活实践证实了它的可行性。众所周知，冰心与吴文藻先生的一生虽然经历了抗日和文革等艰难时代，但他们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冰心生命文本与文学文本交融共生的一个方面，也是冰心这个综合性文本魅力永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别后》中，我们看到了以朋友身分出现的宜姑其实也是个具有这种母爱特征的形象。宜姑虽然是永明家中的二小姐，但集精明能干温柔敦厚于一身，家中上下安排得周致完满，令“他”这个生活在无爱的环境中的孩子流连忘返，甚至把自己麻木了的姐姐幻想为宜姑一样穿紫衣的姊姊。宜姑就是“爱”的化身。在《斯人独憔悴》中，父权统治的家中父子之间的矛盾，靠的是一个小母亲的角色“颖贞”来调和的。显然，作为女儿的颖贞是站在作为儿子的兄弟们一边的，作为“父权”之对立面同时又具有调和之功能。她体贴暴戾的父亲，爱护弱小的兄弟，周旋于父子之争中，给父亲照顾、给兄弟理解，用慈爱感化处于极端中的他们，起着生活中实际上只有母亲角色才能起到的作用。而在《最后的安息》中，城里小女孩惠姑对素昧平生的乡下小姑娘翠儿的同情与关爱，也是建立在一种“母爱”式的情怀上，似乎只有这种爱才能冲破阶级、社会、层次、城乡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使前者心念牵挂后者的生存境遇，也是这种“母爱”，才能赋予在《世上有的是快乐与光明》中两个在海边玩乐的孩子，具有那样洞明人情世事的眼光，充满智慧与哲理地告诉人们“世上有的是光与爱”，使一个在社会现实中绝望寻死的青年。因这两个具有母亲特征的孩子的关爱，放弃了走“那条黑暗悲惨的路”。在冰心的《小桔灯》中，人们也可看到这类“小母亲”形象对，我所代表的现实人格起到的感染与感召的作用。

其次，冰心将作为一种思想、生活原则的基督教“爱的主题”上升为一种理念、灵魂与精神层次的“爱的哲学”。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不是道德的宗教。它通过宣传灵魂的拯救，要求信徒去爱人，甚至爱自己的敌人，把“爱”作为检验对上帝虔诚程度的标准，作为达到神人合一境界的必由之路。在这里，“爱”只是一种生活的原则而不是一种感情，而冰心则把这种“爱”上升到了一种理念与灵魂，把它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精神。她曾在1921年6月28日发表在《晨报》上的《人格》一文中说：“主义救不了世界，学说救不了世

界，要参与那造化的神功呵，只有你那高尚的人格。”于是她在创作中高扬起“爱”的旗帜，呼唤人们的道德良知，进而充分认同了人道主义的感情纯真、人格尊严、敬重父母、同情弱小者等道德理想。“五四”时期，声言“上帝死了”的尼采学说风靡文坛，其打破偶像崇拜，大胆否定一切的一面，得到众多新文学作家的推祟。冰心则不然，她在小说《超人》中明确否定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唯意志论，随后在散文《寄小读者·十七》中为蒲公英被人轻视而鸣不平：“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到了满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时候，菊花的价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价值反不及庸碌了。”她不是出于维护什么宗教信仰，而是基于人们要平等、博爱，劝导人们放弃“尊卑有序，长幼有礼”的封建教条。

基督教号召人们做到忍耐、顺从、听话、不反抗。《新约·马太福音》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不要与恶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冰心笔下的主人公当然不是虔诚恪守这类信条的信徒，但又多少带有这类说教的印记。这正是冰心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超越之所在。

在冰心笔下，被压迫、被损害者大多是一些体现作者主观思想的“软骨头的好人”，缺少与封建势力正面冲突、抗争的勇气和毅力。“问题小说”的开篇之作《两个家庭》将两对青年夫妇的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对照描述，主人公陈华民和峻哥均怀才不遇但结局不同，原因却在“家庭的幸福和痛苦”，作品否定的封建官僚家庭培养出来的女子固然不足道，所肯定的贤内助亚倩也不过是受过一点资产阶级教育的新型贤妻良母。冰心作品之所以难以抵达各种世相的本质，缺少从根本上揭示人物矛盾的悲剧性社会内涵，与她以基督教宽泛的道德观念去刻画性格是分不开的。《一个不重要的军人》刻画了一个农民出身的淳朴士兵，每当他看到别的士兵白吃东西和白坐车子时，总是主动地代同伴偿还“债务”，最后也因劝阻同伴殴打老百姓而被误伤致死，作品颂扬的是一种伟大的“牺牲”“宽容”精神。冰心笔下的女主人公大都有牺牲、柔顺、忍从等品德。这些女主人公虽然不是虔诚地恪守基督教条的信徒，但又多少带有这类说教的印记。《秋风秋雨愁煞人》中主人公英云活泼、聪敏、有自己的理想，但在父母为她定聘后，就觉得没有任何“反复的余地了”，驯顺地走向那用金丝织成的鸟笼中去，做了无感情可言的少奶奶。《庄鸿的姊姊》写的也是一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酿成的悲剧，同样是逆来顺受的典型。

冰心歌唱母爱与童心，拥抱大自然。其创作从情节结构到叙事话语都让人体悟到一种宗教式的平和与满足。在她的作品里，一切矛盾与差异都可以在主人公们的“爱”下得到溶解与缓和，直至消失。在这里，“爱”已不再是一种思想、生活原则，它已上升到了一种理念、灵魂与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与理念，便有了她在《笑》中所说的动荡混乱的社会也变得“恬静调和了”；有了这种理念与灵魂，《月光》中的主人公维因在避暑胜地的自杀也成了平缓的“打破自己，和自然调和”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与理念，《斯人独憔悴》中的姐姐颖贞才会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在家里爱父亲，附合他的意见，在学校则“做一点切实的事情”，进步青年与专制家长的尖锐矛盾。在一片爱心的劝慰下消解了。

再次，冰心将关乎信仰的基督文化申圣洁的母爱深化为一种关乎政治与社会的泛爱。

基督教是西方许多国家都信奉的宗教。它很早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基督教传人中国，凭史籍记载且为当今史家所公认的则为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但是。在“五四”这个特殊的时期，“爱”本身就是该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我们所倡扬的现代人格精神之一。因此，以“爱”为内容的基督精神在这种特殊时期就更容易被接受了。而且，宗教本身就极易与文学和艺术相连通，所以许多作家都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了基督教的文化观念。正如周作人所说：“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而冰心则是表现最为明显的一个。

冰心将“爱”看作是调和人生苦闷、转化灰色人生的必要条件，用爱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在《超人》里，冰心明确否定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唯意志论，她用圣经启示般的语言，用梦幻般浪漫的情景，通过温柔母爱的感化，将现实中如同行尸走肉、冷若冰霜的病态青年何彬唤醒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里面去。借人物告诉人们“母亲与母亲是好朋友，母亲的儿子们也是朋友，是互相牵连的而非互相遗弃的”，但是，如果把冰心这样一个个体置于“五四”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写作中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岁月的进程和经验的积累，冰心无疑已具有新文化的立场和思想倾向，她在文学中体现出来的与他们共有的特征之一就是“以母亲的名义书写无名的自己”。本来写母亲的文本并非不寻常，但不寻常的是，这时的母亲形象是被当作父权宗法统治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母亲的世界是如此温情、慈爱、任劳任怨、充满生机，但却历来无名无价值。荣宗耀祖的不是她们，制造人类历史与财富的同样没有她们。“五四”时期，家庭中年轻成员对封建权力产生的一切旧事物的决绝姿态，首先表现在对“天地君臣父子”秩序——父权制秩序的反叛与颠覆上。反映在文学书写上，就是“母爱”文本大量涌现，形成了文学儿女们联手抬出“母亲”形象的文本景观。这无疑是年轻人对父权之封建礼法、专制权威统治造成“祖国——母亲”苦难的不满，也是对自身所处体制现状的不满。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也许是年轻一代反父权专制的一个策略，他们由此获得了反叛父权传统最充足的理由与力量。这些因素综合地体现在文学中，“祖国——母亲”相对于父权的历史体制与现实腐败便成为儿女们深情褒赞、怀念、渴望、理想的对象，譬如以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为代表的各种或象征或写实的“我的母亲”之文本。也正因为此，冰心的文学母爱主题无疑因顺应了“五四”主潮而获得了其坚实的政治资源。冰心的切身情感体验与政治内涵的契合，使冰心的爱心文学较之以往的母爱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然性，从而更具社会震撼性和精神感召力。

另外，童真、自然在冰心的爱心文学体系中，其实都是冰心“母爱”意象的延伸，“母爱”政治理想的寄托，正是三者的相互包含，相互阐发。构成冰心文学文本中被人们所共识的那种特别热烈醒目的混合内涵。也正是在“五四”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氛围里，冰心的“母爱”形象获得了坚定的政治资源，使之超越了基督教“爱”的主题，而且内在凝结成一种十分稳定的心理情感，实现冰心“爱的主题”的升华，使解放后的冰心进一步走向儿童文学，为其母爱文学达到顶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最后，冰心将自己早期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温柔秀丽的夹杂着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逐渐深化为一种苍劲朴茂的现实主义。

冰心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取“爱”的精华，讴歌和颂扬“爱的哲学”，基督教的影响，对于冰心不仅表现为一种生命超

越。也表现为一种人格的自我塑造。随着岁月的进程，冰心逐渐从没有阶级基础的“博爱”中脱离出来，将其“爱”的主题进一步升华和超越。

对于冰心早期的创作，一般都认为：刚入文坛时，冰心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进行创作，她的作品不仅抒情性强，而且情感真挚，更多地表现出情感性的优美。加上她长期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婉约、含蓄、秀逸的。比如《繁星》、《春水》中的小诗。作者或捕捉哲理的闪光，通过浅近的哲理，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激发人们珍惜时光，或去发现自然的本色，通过简洁的诗句，描绘淡淡的画幅，道出入所未道的深微的自然美，而且情思温柔，语言清丽，音调自然，使人觉得《繁星》就像镶嵌在夜空中颗颗晶莹的星星，《春水》，像一池春水漾起织锦似的漪论，表现出冰心那种“满蕴着温柔，傲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的诗风。很多人认为，1931年《分》的出现就标志着基督教对冰心的影响结束了，其实不然，《分》的问世实际上是冰心“爱的哲学”成熟的标志。从《分》开始，冰心的创作题材主要反映对现实的不满，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事件，宣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良品质。她在《分》里描写了阶级的对立；在《冬儿姑娘》中写出了劳动者的某些反抗行动；在《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展现了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在《相片》中展示了东、西方的社会图景。揭示了慈善家、传教士的丑恶灵魂。特别是《平绥沿线旅行记》、《关于女人》等，作者选取的题材都是服务于抗日的主题的，现实感很强。在《平绥沿线旅行记》中，冰心描写了祖国西北“雄伟坦荡”的风貌，为的是唤起同胞“精诚联合”，“自励自信”，“以抵御强邻的侵逼”。在《关于女人》中，冰心选写了14位后方妇女同仇敌忾，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前线的事迹，紧紧服务于抗日中心。同时，冰心将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使人物有了新的精神和较强的社会性。在《我的奶娘》中，冰心将“我的奶娘”塑造成有民族自豪感的诱导者和仇视侵略者的启迪者。在《张嫂》中。冰心描绘了张嫂“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的过程。还有《我的学生》、《我的同学》、《我的同班》、《我的朋友的母亲》、《我的教师》等篇中的女性形象尽管性格完全不同，但她们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忍得往痛，耐得住苦”，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举重若轻地过着那艰苦的生活却是一样的。冰心把这些平凡的女性所做的平凡牺牲与民族的命运以及伟大的抗日战争紧紧关联起来，在她们的平凡中挖掘不平凡的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使这些人物显得丰满而有血有肉。冰心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主题，将原来的“平等、博爱”升华到了具有现实基础的、成熟的“互助互爱、团结抗战”的主题，从而实现“爱的主题”的转变与深化。她的写作风格也由刚入文坛时的温柔且稍带些浪漫的现实主义的胚胎蜕变所为“苍劲朴茂”的坚实的现实主义了。

而对于这一点，世人也都看到并表示欣慰和祝贺了。这里有著名的文学前辈茅盾和叶圣陶可以作证。茅盾在《冰心论》中说：“在她的小说《分》里头，我们仿佛看到一些‘消息’了。”《分》是“严肃的人生的观察”，茅盾指出她的创作的变化，并衷心地“为冰心贺”!1943年3月，叶圣陶在《国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我的同班》的文章，他说：“这回选读一篇散文，是从重庆一种叫做《星期评论》的杂志上选来的，那种杂志已经停刊了。作者‘男士’在那里发表了十来篇散文，总标题是《关于女人》，每篇叙述他所熟悉的一个女人。‘男士’当然是笔名，究竟是谁，无法考查。但据‘文坛消息家’说，作者便是大家熟悉的冰心女士。从提取笔名的心理着想，也许是真的。现在假定他真，那么冰心女士的作风改变了，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苍劲朴茂。”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冰心由感伤的爱的追求转到对现实主义的深入探讨，她冲出表现个人感受和情思的狭窄圈子，把个人的视野和艺术的触角转向广阔的现实人生，因此她的创作风格变得苍劲朴茂。冰心创作风格的变化是重要的，它既是对早期创作风格中隐约的现实主义因素的发展和深化，为她解放后的创作奠定基础。也是她作品中“爱”的主题对基督教“平等”、“博爱”的诫命的超越与变异。因此，可以说：《分》的诞生标志着冰心写作风格的进一步成熟与深化，其创作风格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增强，有更强的现实性，引起了人们更多的重视，并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总之，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爱”的思想观念及其信仰者所持有的某些情感心态，直接影响了冰心创作的艺术表现内容，更影响了她做人的准则。对于冰心来说，爱就是她生命的信念，就是她文学事业的灵魂。这位被喻为文坛祖母，世纪烛光的近百岁老人，一生都用她无私的“爱”照耀着劳苦大众、关心着儿童的成长。她以她80余年为文与做人一体的成就，在多灾多难，大悲大喜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在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矛盾中，在纷纷攘攘、转瞬即逝的文学现象中，成为一种既不流俗更不为流俗所淹没的声音。她的“爱的哲学”来源于“爱的主题”，但又远远超越于“爱的主题”。她从基督教文化中吸收了圣母基督圣洁的爱，并将它带人自己的人生与写作中，把这种“爱”转变深化成了一种“宇宙化的、秘密化”的杂糅的泛爱。

责任编辑：莲　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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