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国到人间

时间：2020-04-23 05:17:3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 [HT5”SS〗冰心的信仰转变始于20世纪30年代，她的民族意识随着对基督教和西方的怀疑而逐渐增强，国内接连不断的战祸使其思想更趋现实。唯物思想的传播引发了冰心对马列主义的认同；她的基督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人化倾向从根本上导致了其在50年代初向社会主义文化急速转向。

关键词：冰心；信仰转变；基督教；民族意识；唯物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6-0075-10

民国时期的冰心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创作了许多神学色彩甚浓的文学作品，①甚至还直接撰写过《圣诗》一类的基督教赞美诗歌，但青年时垂首祷告的“属天”冰心却在1951年回国后义无反顾地拥抱“属地”的社会主义文化，完成了许多民国时期就隶属左翼阵营的作家都无法实现的“无缝对接”。一直以来对于冰心这种令人惊叹的转变，学界的研究都不够到位：或用意识形态话语来定性这种“突变”，或以墙头草的文人性格来解释，或语焉不详、不去深究。本文所锁定的就是冰心由天国到人间的转型期——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之间的20年，通过梳理这段时期内冰心的信仰在关键节点处的走向，展示出其转变的整个逻辑过程。据此也能厘清冰心在1951年之前和之后的作品风格换代的原因，并通过冰心这个个案来管窥现当代文学在历史转折处的思想流变。

一、《分》之转变分析

众所周知，冰心在青年时期对基督教极为热衷，但这种兴趣并没有长久地持续下去，那个时代给予“神”的空间实在非常有限。当曾经默诵神旨的信徒步入尘世，他们突然发现《圣经》中的讲述无力应对周遭的复杂和残酷。而信仰本身的不纯和偏向性又使得他们难以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持守自己的信仰。于是对上帝的信靠让位于对现实的考量，他们开始“变”了。青春年少的美好理想和岁月砥砺的务实抉择对于许多民国知识分子而言，确实好比挣扎在一条冰冷的宿命之河中。虽然苏雪林称冰心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一开笔便有一种成为系统的思想”，[1]349但这种“系统的思想”并非静止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同样身处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中，并随之调整和适应。冰心三十年代后的作品就由理想走入现实，由天国步入人间，基督教信仰和“爱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被搁置，社会各阶层的面貌成为了重点刻画对象，作品的创作更趋近现实主义，在选材、内容、艺术风格、价值取向、宣扬的理念上都产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小说《分》和《相片》，它们集中体现了冰心信仰转变的萌芽，下文就将通过对这两篇代表作的个案分析来直观展现和具体揭示这种转变。

小说《分》作于1931年，可以被称之为昭示着冰心信仰转变的先声。文章以一个富贵人家刚出生婴儿的视角，通过他和在同一个医院产房诞生的另一个屠户家婴儿的对话展现了“一切种种把我们分开了”的阶级现实。[2]313以往冰心写孩子，都是追随《圣经》中的婴孩观，充满感情地赞颂孩子们的纯洁可爱和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上帝造物的神性，例如《圣诗·孩子》中有：“ 水晶的城堡， /碧玉的门墙， /只有小孩子可以进去.” 冰心. 圣诗·孩子. //卓如编. 冰心全集·第一册[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174；《繁星·三五》中有：“ 万千的天使， /要起来歌颂小孩子；/小孩子！/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 冰心. 繁星·三五. //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245。从未用其来反映阶级的不平等，这篇作品可以说是涉足了冰心之前从未涉足过的主题，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取向。冰心晚年在回忆自己一生的创作时，曾总结说自己的作品有“甜、酸、苦、辣”，其中的“酸”就以小说《分》为代表，因为她“看到了社会生活中有阶级的分别”。[3]这篇描写孩子的小说第一次脱掉了冰心以往写同类题材作品的“童话外衣”，进入到严酷的现实之中，并试图用阶级视角来看待社会问题。作品中不乏用“血”和“泪”代替“光”和“爱”的句子1922年冰心在诗歌《哀词》中写道：“他的周围只有‘血’与‘泪’——/人们举着‘需要’的旗子/逼他写‘光’和‘爱’，/他只得欲哭的笑了./他的周围只有‘光’和‘爱’，/人们举着‘需要’的旗子/逼他写‘血’与‘泪’，/他只得欲笑的哭了.” 冰心. 哀词. //卓如编. 冰心全集·第一册.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503。：“我（屠户家的孩子以第一人称说话——引者注）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尽吃不做的人！”[2]310-311阶级论者往往将《分》作重点分析，赋予其冰心创作生涯意识形态分水岭的地位，并将这篇小说置于之前的作品之上。茅盾对之极为赞赏：“《〈往事〉——以诗代序》写于1929年夏，到现在是五年了；这五年内世界的风云，国内的动乱，可曾吹动冰心女士的思想，我们还不很了解。但是在她的小说《分》里头，我们仿佛看到一些‘消息’了”；[4]222“这位富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作家不但悲哀着‘花房里的一朵小花’，不但赞美着刚决勇毅的‘小草’，她也知道这两者‘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4]223从表面上看来，《分》的主题和内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似乎反映出作者的重大转变，连海外的研究者都不免为之侧目：“这篇小说（指《分》——引者注）标志着冰心创作的质的巨变。”[5]12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这种“质变说”有些夸大事实。《分》这篇文章的确昭示了冰心的显著变化，但在这种变化的深处仍是对原有基督教“爱”的思想的承续。《分》并没有裸露直白地拥抱阶级斗争，而是在承认阶级分野的事实的条件下，对如何应对这种分野有诸多暧昧和矛盾之处。富贵的孩子和屠户的孩子只是通过对话来展示贫富的差异，却并没有因此而起冲突，相反在阶级斗争理论中本应为敌的两个孩子似乎更像是好朋友；当富贵的孩子最后意识到他将永远和屠户的孩子相隔离，他解决的办法是“我哭了”。这样的处理就使得整篇文章看下来显得充满了矛盾：想动刀枪，却放不下同情；想用阶级观点替换爱，却又对过去割舍不下。茅盾从这篇小说中读到了阶级革命思想的萌芽，但实际上这种“变化”是有限的，也可以说是表面上的改变，在冰心的思想深处仍然恪守着“非暴力革命”的大爱，文中的价值指向仍然与源自基督教的“爱的哲学”紧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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