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基督教与马克思

时间：2020-04-23 05:19:3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在总结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将佛教、基督教和马克思对人的解脱的不同分析视角。基督教将分析的立足点放在了“苦”，佛教将分析的立足点放在了“欲”，而马克思则从更宏观的结构上，关注社会的现实制约。

【关键词】佛教；基督教；马克思；“异化”

何谓“异化”，狭义是指人的劳动成为人的对立物，从而将人奴役。广义是指人的生活将人控制，成为人的对立之物。在我看来，马克思从具体的“异化”劳动，推导出普遍“异化”的社会结构，从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是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把人奴役。实际上，这和康德的论断“人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1］。”同出一辙。“异化”实际上就是指人身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此种状态之下的劳动，就是一种“异化”劳动。马克思的分析视角是宏观的社会结构，即整个社会将每个人都放在了手段的位置，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被异化了，或者说资本家与工人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下的社会结构。

这种“异化”很不幸，问题是，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是否有此种“异化”，抑或存在着比这更糟糕的生存方式。在波拉尼看来，自由市场诞生之前的贸易，很多是互惠性而非竞争性的，生产的目的并不是“图利”。这种说法显然与亚当•斯密的论断“分工是交换的产物”势同水火，但需要注意的是，斯密的论断完全是一种当时的观察和思维的演绎［2］，而波拉尼的研究则建立在文化人类史的成果之上［3］。当时人们如果没有别的更高追求，仅满足于生产和贸易，那么这是一种很唯美的理想社会。贸易固守它本来的位置——互惠，而非竞争图利。但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社会肯定还有着更多的糟糕现实，虽然可能没有劳动的“异化”，但绝对有人的“异化”，即把人当作了手段［4］，否则便不会有宗教了。

让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个体。欲望的需要与现实条件限制的矛盾构成了个体成长的主要矛盾，这层出不穷的欲望推动着个体不断地创造种种现实条件，用来满足欲望。如果说得绝对点，受挫是多于满足的，因为个体的欲望无穷而创造能力有限。可以说人生就是充满失望的过程，即痛苦多于快乐。释迦牟尼因此将人生视为“无边苦海”［5］。在佛家看来，人因根本无明，在欲望的引诱之下，常有“我执”从心而生，于是就掉进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果轮回之中，这就是佛教里很重要的“三世两重因果报应说”。所谓“苦海无边”，但实则是咎由自取。

在面对人生痛苦上，宗教和哲学负有同样的责任，是二者都要给出解释理由的重大问题。佛家的解脱思路是“诸法无我”，最后达到“涅槃寂静”的极乐世界。这种“诸法无我”是通过诸多禁欲和种种苦行来实现的。实际佛教的四圣蒂（苦、集、灭、道）就是一个对人生的系统解读，“苦”是表现，“集”是“苦”的原因汇总，“灭”是解脱的途径，“道”是最后达到的理想境界。但这种极端化处理会碰到诸多难题，首先是很多人难以禁欲和实践种种苦行。其次是既然禁欲就能达到“极乐世界”，那如果世间人人禁欲，然后集体灭亡，岂不是都达到了“涅槃寂静”，但在这样的世界里，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基督教在这一点上显然有独到之处。

基督教也无法回避人生的痛苦，但它将这些痛苦定义为人的原罪所受的惩罚。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违背主令，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6］。所以，人要想从根本上解脱此种痛苦，便要在“此岸世界”不断地赎罪，最后才可以在末日审判之后进入“上帝之城”。这相当于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偿债的过程，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赎罪”，而不能为了直接去“彼岸世界”而集体自杀。显然，这比佛教要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后来基督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转变成了控制和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其哲学意义被严重扭曲。

到这里不难看出，这两大宗教实际是试图从心理层面解脱人生的痛苦［7］，也就是通过引导人理解世间的痛苦，防止人成为自己欲望的手段。而劳动“异化”虽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生苦果，但它和以前社会的“苦”一脉相承，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生之苦。那么，资本主义这种苦，或者说“异化”具体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认为是源于人的“非理性欲望”。

14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瘟疫——黑死病，由此而导致“犯罪的有增无减、人心的轻浮、道德的松弛、物价的上涨、投机活动的盛行、工农业罢工、铺张浪费、游手好闲或拒绝工作，这一切都是14世纪的普遍现象［8］。”换句话说，那是一个道德极其堕落、欲望极度膨胀的时代。对此，后来的思想家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希望借助温和的赚钱欲来引导和控制人类的其它野心。但效果如何呢？科学认知的演进就很说明问题。

到了近代社会，西方世界的兴起使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尤其是对自然的探索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浪潮。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让人们看到了自然科学的力量，以为可以掌握宇宙的所有奥秘，驾驭所有的规律。与之相对应，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试图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规律。古典自由主义者从理性人和看不见的手出发，开始以为自己找到了终极规律的起点，后来更妄想独霸学界，试图以其有限的假设，解释和预测无限的社会。“从18世纪开始，社会学家、历史学者期待着自己学科中的牛顿出现,开始寻找控制社会和心理世界的规律,认为这样的规律与控制自然的规律以相同的方式作用［9］。”

客观地说，在学术意义上，主流经济学以单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构建自己精致的模型本无可厚非。但其试图扩展到整个意识形态，欲将人复杂多样的需求统摄到单一的金钱（马克思的“资本”）之下，便是一种对人的“异化”。在此种社会之中，金钱成了唯一目的，人的存在服务于金钱的不断积累，金钱和人的存在都成了自在之物。人沦为了金钱的奴隶，最强烈的欲望就是赚钱。就连马克思•韦伯都承认“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从个人幸福、或对个人的效用的观点看，显然是完全超然和绝对不合理的［10］。”可以说，先驱们在看到“自律市场”下物质繁荣的同时，从未停止过批判和反思。如果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阵营内部的审视，那马克思则是从社会结构角度对“自律市场”的深入考察。

前边提过，马克思是从具体的“异化”劳动，推导出普遍“异化”的社会结构。可以说，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两大宗教从微观个人角度关注人的“异化”。而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后，马克思从宏观结构角度关注人的“异化”。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要解决的是做大蛋糕，生产关系要解决的是分配蛋糕。那这块蛋糕用来干什么，当然是满足人的需要（或者说是人的欲望）。那么这一矛盾解决的途径在哪里？答案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产品按需分配，人的欲望就都满足了，这个社会也就一片大同了。

最后归结一下分析思路，如下图：

两大宗教和马克思都是将人的解脱视为“目标”，只不过基督教分析的立足点放在了“苦”，佛教将分析的立足点放在了“欲”，而马克思则从更宏观的结构上，关注社会的现实制约。

【注释】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田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P81转引自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P25.

［2］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6.1.2.

［3］参见波兰尼著.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北：远流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90.另：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丁定的思路独辟蹊径“在蚂蚁和蜜蜂的社会中我们看到分工而没有看到市场，所以从进化论推断，我们人类社会的市场一定出现在分工之后。”

［4］我这里实际是将异化定义为“非理性欲望”驱使下人沦为手段。因为当人在欲望的驱使下追逐目标之时，主要关注于目标，而不管这目标是否服务或等同于人的存在，人的存在也就成为了自己的对立之物。

［5］主要根据台湾学者傅伟勋著.（禅）佛教、心理分析与实存分析.参见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一个可满足人类任何欲望的地方.

［7］而这种痛苦源于欲望的难以满足.

［8］［美］詹姆斯•W．汤普逊著.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徐家玲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

［9］肖显静.概论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J］.科技导报，2002（8）：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