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纪业市场化突遇路障
时间：2020-04-26 05:19: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风水轮流转。去年这个时候，降佣是证券业的时尚。今年，为“庆祝”佣金浮动制实施一周年，券商的价格同盟“仪式” 竟纷纷揭幕。不仅证券业如此，期货业也做出侧应: 几个期货交易所的所在城市，带头筑起了价格“街垒”。
其实，细心人已经注意到，在这一轮价格同盟运动中，虽然证券业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但第一把火却是去年底从期货业烧起来的。
价格同盟运动
自2000年以来，期货市场的成交额实现了恢复性增长。证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成交手数上升了120%，成交金额上升了87%。2002年的交易进一步走强，成交金额达到近4万亿元，增速超过30%。但令人惊讶的是，去年期货经纪公司却全行业报亏690万元，亏损面达到了48%，手续费率也下降了17%。
行业的现实显然不乐观。于是，业内包括监管层在内，不少人将这一现状归结为“手续费恶性竞争的产物”。一些公开报道显示，一些交易所所在地的期货经纪公司几乎打出零佣金的牌，即只收取交易所法定收取的那部分费用。为防止“零佣金”势头向全国蔓延，在中国期货业协会的倡导下，深圳期货业联谊会于去年底召开了专门会议，就防止手续费恶性竞争达成共识，同时制定了当地手续费最低标准。
现在，在深圳的期货经纪机构之间，价格同盟业已形成。不仅是深圳，据了解，新疆4家期货公司早在去年便建成了地域性的价格联盟，至今还无人破戒。新疆的平稳与深圳的成功，对抑制期货业的价格战起到了一定作用，也让期货业协会感到，自己为行业做了件实事。
另据知情者透露，由于期货公司的网点多数是跨城、跨省而建，因此，同城价格联盟的作用有时显得杯水车薪。为此，期货业协会正在考虑建立全国范围的价格同盟。
2003年4月，就像是为了声援期货价格联盟，占据去年市场份额80%的30家券商的有关负责人一致表示：为反对恶性竞争，希望以行业公约的形式设定可以实现微利的佣金底线——场外佣金应不低于1.5‰、场内佣金不低于2.5‰。
证券业最先亮出价格同盟的恐怕是杭州。今年3月，光大证券在杭州利用银证通推出1‰的佣金标准。结果，去年国信证券在嘉兴遭当地其它数家券商围攻的一幕在杭州又上演了。尽管光大证券再三说明，1‰是它在全国的统一标准，却仍无法逃脱“追杀”。此次事件与去年嘉兴事件所不同的是，这回是由杭州证管办出面阻止光大证券，理由也很堂皇: 光大证券破坏了杭州当地的价格同盟。据了解，光大证券的这一佣金标准在北京、上海以及深圳并未遇到类似麻烦。
另外在此前后，广西的37家证券营业部签署了类似价格同盟的行业公约。迄今，证券业最大规模的价格同盟诞生在广州。5月19日，离深圳最近的广东证券业协会宣布：从当天起，广州地区107家证券营业部实行佣金价格同盟，这107家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共同签署了《广州地区证券营业部关于遵守诚信诺言执行自律规则的公约》，营业部场内交易及电话委托的佣金不低于2.5‰、网上交易佣金不得低于1.8‰、银证通等其它场外交易佣金不得低于1.5‰(不包括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
5月20日，长沙市区所有证券营业部的负责人也签署了《长沙证券行业交易佣金自律协议》。在市场的惊愕中，一场价格联盟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佣金蛋糕有多大？
证券经纪业和期货业在价格同盟上的彼此呼应，使原本以市场化为目标的中国金融业的经纪制度改革，因此没了方向。然而，在大家高喊维持生存底线的口号时，不妨先为整个经纪行业的利润算一笔账。直观的测量可以从手续费入手。
先看期货市场。期货经纪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手续费收入。尽管一些公司变换手段从事自营，但毕竟上不得台面。所以在以下的简单计算中，自营不予考虑。此外，对交割费等其他影响较小的因素也忽略不计。
期货交易采取的是保证金制度。若按照保证金占成交金额的10%计算，2002年4万亿元成交金额所实际动用的资金，应该是4000亿元左右。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手续费的执行标准，大致为成交额的2‰；考虑到期货公司和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十分相似，如果期货经纪业务手续费也按此标准计算，那么，期货经纪业2002年的手续费收入大概在8亿元左右。
我们再换另一种算法：根据成交手数计算。2002年，整个期货市场共成交了1.39亿手，如按每手刨去交易所收费后的净收入为4元～5元算，经纪公司的总收入不过在5.5亿～7亿元之间。用这种倒计算的方法不难看出，在收费比较合理的情况下，2002年整个期货经纪业的蛋糕应该为5.5亿～8亿元。
与此同时，市场里有近200家期货经纪公司参与蛋糕切分。即使取高值按8亿元算，平均到每家公司的收入还不到400万元。而维持一个期货经纪公司的基本费用，至少也要300万～400万元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全行业出现亏损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目前期货公司的总收入比我们这里计算的还要高，亏损金额也就更小（交易所稍让一点，会员费少收一点，盈利690万元也是很容易的）。这说明，目前的收费水平不但不低，而且还有不小的下降空间。
证券经纪业务收入的计算要容易一些。去年一年，整个证券市场成交金额为27990.46亿元。目前，各营业部单边手续费标准在１‰～2.5‰之间。如果用市场总成交额乘以2‰的手续费（双边），全国证券经纪业的收入为55.98亿元; 若乘以5‰的手续费（双边），则为139.95亿元。因此，证券经纪业的收入大约是在56亿～140亿元之间。再考虑到目前证券公司的平均手续费实际是在2‰左右（单边），全国证券经纪业的实际收入应在110亿元左右。
如果将这110亿元平均到全国2700个证券营业部，每个营业部的收入为407万元。由于证券营业部的成本普遍要高于期货公司，因此，虽然看上去其平均收入略高于期货公司，但实际上，证券营业部的亏损程度反而可能更大一些。但是，2002年只是整个行业的小年。此前的2000年，证券市场的成交总额为40512亿元，2001年是38305亿元，而那时的手续费收入平均要到3‰（单边），因此当时全国的佣金总收入每年可达到240亿元左右。由此可见，证券经纪行业其实还是很肥的。
真穷还是哭穷？
尽管如此，证券经纪商却和期货经纪商一道“哭穷”。但业内都知道，期货行业相对是真穷，因为它没有得到过国家的保护，一直是在受压制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市场搏杀。而证券经纪业的“哭穷”则并非真那么穷，券商以往被娇生惯养在固定佣金制高收入的保护下，如今，是“由奢入俭难”。因此，重点分析期货行业的价格同盟，或许更具实际意义。
与证券市场不同，期货市场是一个负和游戏，其本身并不能创造新价值。参与交易者获得利润的来源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套期保值者为避免风险所放弃的利润； 二是其他交易者投机失败的亏损。而手续费，正是造成负和的原因。按理说，在企图维持高手续费的时候，期货经纪公司是要做好客户流失准备的。
但从客户的角度看，目前经纪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主要只是个交易通道; 客户在承担风险的同时，也养活着经纪公司。每手交易在交易所收费的基础上，又加收4元，这已经非常高了。
按说在当前情况下，作为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应禁止这种行为。然而，在金融期货未开的前提下，相对于商品期货去年创造的4万亿元的成交额来说，在全国200家期货公司面前，佣金这盆粥显得太少了。而且，这些公司在经营上依然还想走高成本的通道战略，采用人海战术，尤其是当价格联盟出现后，手续费价格也因此成了扭曲的价格。若再以此价格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政策基础，中国的期货经纪业恐怕永远躲不开“穷”运了。
而在证券业，初闻佣金价格联盟重出江湖时，不少业内人士都露出失望的神情。南方某大券商经纪业务部的一位经理说，这意味着一年来某些券商试图建立差异化服务、以高质赢得高价的努力暂时搁浅了。
去年，证监会宣布放开佣金后，曾有不少券商雄心勃勃地希望不在价格上角力，而尽快树立独特的服务品牌、建立经纪人制度。“只要客户能够得到与别处不一样的服务，就会为服务买单”。结果，由于受制于机制陈旧、创新环境不具备等桎梏，佣金放开一年后，证券行业向客户提供的服务依旧是同质化的，客户自然也不会掏钱买单。于是，这些券商只能暂且从服务回缩到价格上，重举价格大旗。对它们而言，也许一年的时间还太短。
通过市场之手进行优胜劣汰，这是证监会实行佣金浮动制的初衷之一。遗憾的是，如今实力不济的券商没有被淘汰，行业内的兼并重组也没有任何动静。“一个死不了的行业，很可悲”。难怪有人发出—现在的状况是：“保护落后者”的声音。
守住生命线
当业内人士站在行业的角度，对价格联盟表示失望之际，他们也并不掩饰其另一重情绪——“从公司的利益出发，价格联盟多少可以保证企业的收益”。矛盾情绪的背后，是无奈的现实——佣金收入是支撑所有券商生存的生命线。
据统计，去年实行佣金浮动制之后，券商的佣金平均由3.2‰降到2.2‰。可见，去年券商大约损失了1/3的收入。目前，对经纪类券商而言，佣金收入几乎是它们全部收入。甚至对不少综合类券商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去年，由于我国证券市场陷入长熊市，综合类券商的委托理财、投行等业务的业绩都不理想，出现大面积亏损。结果，各综合券商90%的利润竟是靠佣金收入贡献的。在这种时刻，券商当然不希望有些生不逢时的佣金浮动制将它们进一步拖到价格战的泥潭中。因此，重拾价格联盟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自去年5月以来，有些证券营业部在制定佣金标准上，都经历了观望——大幅降佣——适当回调的过程。但让券商大跌眼镜的是，绝大部分客户并没有因为价格因素而随意更换营业部。这终于使业内人士明白了，“对价格，客户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敏感”。所以，广州等地的证券营业部才敢公然拉起价格联盟。
去年5月乍闻降佣时，7大券商曾在北京联合声明: 不打价格战。之后，不同区域、各种形式的价格“君子协定”也层出不穷。但像此次广州证券营业部负责人这样以诚信为誓，白纸黑字签署联盟公约的，在全国范围还不多见。
在这份名为《广州地区证券营业部关于遵守诚信诺言执行自律规则的公约》中规定：如果营业部出现了违反公约的行为，营业部老总将受到行业内部的通报批评，并由广东证券业协会将之记入诚信档案，通过媒体公开进行谴责，并向市场提示其诚信风险。
对此，有分析认为，这是赤裸裸地对客户权利的侵犯。而且，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除非回到固定佣金制，否则客户完全可以通过在其它省市开户，轻易绕过这种控制，而并不会太影响交易的速度和安全性。
对经营者而言，生存永远是第一位要素。但要守住生命线，必须要搞清楚行业亏损的根本原因。而期货市场的问题，在金融业便非常具有代表性。
佣金市场化不是独行侠
尽管在中国各金融市场中，期货经纪业本身的市场化程度最高，但是，国内目前期货交易品种的市场化程度却很低，而这才是造成期货行业整体亏损的根本原因。在这样一个半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上要求佣金制度全面市场化，几乎不可能。
近两年，交易所对大宗商品、股指期货等品种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证监会对相应的监管措施做了不少准备，各期货公司在成立合伙账户、期货基金方面也做了诸多探索，但实质性的进展却寥寥可数。业内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 期货市场的建立，只要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不但不会被垄断所“扼杀”，相反会大大加快计划产业体系走向市场化的速度。结果，在目前商品期货的价格体系中，长期存在计划经济的影子。
实际上，适合作为期货品种的产品，大多都“关系国计民生”。例如：小麦、玉米、棉花、石油，等等。在这些商品的经营与流通领域，还有着一整套远远称不上“市场化”的管理与运作机制。这直接导致市场急需的新品种反而无法推出。而业内探讨热烈的金融期货，更像是纸上练兵：首先，债券期货由于固定利率政策，可视作没有实际上的期货需求; 外汇期货则必须等待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才有可能; 只有股票市场是目前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股指期货的要求也最强烈，本以为它就是金融期货的突破口，但是从近期的迹象看，股指期货却大有落在利率期货之后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战略动向的背后，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并非是战略需求，而是战术技能。例如：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以及几个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的技巧。当这些技巧严重制约了期货市场蛋糕做大时，期货的经营风险也就急剧加大，其中包括佣金价格战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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