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视野中的发展观
时间：2020-05-12 05:17: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对照，狭隘的发展观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发展观，自由发展观是一种人的“可行能力”的发展观。自由发展观对于我们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层内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落实科学发展观，有两个基本问题不能不搞清楚：一是发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二是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是什么?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视角，为解答这两个问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于我们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核心——实质性自由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马蒂亚·森对其“自由发展观”做了全面论述，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基本概念：实质自由，可行能力和信息基础
森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自由”这一概念的，也就是说，就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而言。“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等初步的可行能力，以及关系到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发表不受审查的言论等等的自由”。
根据森的定义，一个人的自由反映在其“可行能力(capability)”当中，因而自由可以通过“可行能力”得到具体说明。所谓可行能力，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简言之，“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这种可行能力包括：1．生命存续层面的可行能力，诸如免受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和享受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等；2．生活质量层面的可行能力，诸如平等地接受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的权利等；3．社会地位层面的可行能力，诸如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妇女主体地位、各种机会平等；4．政治生活层面的可行能力，诸如政治参与权、言论自由权、自由劳动权等。
森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信息基础”。所谓“信息基础”，简单地讲，就是一种评价标准所内含的信息量及其丰富、全面的程度。在森看来，以往各种发展观的信息基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比如，功利主义把“效用”作为信息基础，虽然它具有聚焦于后果、聚焦于福利等方面的优点，但它存在漠视分配、无法进行人际比较等方面的困境；罗尔斯的正义论把“程序自由”作为信息基础，它虽然在评价标准上赋予自由以程序上优先权，但是它并非是对森“实质性自由”的关注；诺齐克等自由至上主义者所主张的不顾后果的自由优先性，实质上也是一种程序评价，它虽把自由推向极致，但这种不顾后果的自由优先性并不能保障人们获得实质性自由，而且它不计后果、不顾福利，使其评价标准更为狭窄。
森认为，传统发展观之所以会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它们不注重对人的实质自由——可行能力——的研究，仅仅是在物质或者是经济增长的层面来狭隘地讨论发展问题，这类发展观既然在理论上存在天然的缺陷，将之用于指导发展实践，也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传统发展观的评价标准——信息基础——太过狭隘，以至不能用来衡量发展的真正效果，因而只有聚焦于实质自由，并把可行能力作为评价发展的信息基础的发展观，才是科学的发展观。
(二)发展的本质：实质自由扩展的过程
正是基于对实质自由的一种持重，森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理念——自由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实现人的全面的实质自由视为发展的本质。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导论中开篇便写道：“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的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在全书最后的结语中，森又指出：“发展确实是对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重要承诺。”森把发展的本质定义为实质自由的扩展，也就是说，发展的本质就在于满足“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这是对人类发展观研究做出的可贵贡献。
(三)发展的手段：实质自由的工具性作用
在森看来，自由不但作为发展的目的具有“建构性作用”，而且自由作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发挥着“工具性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五方面。
第一，政治民主。一个典型例子是政治民主与饥荒的关系，森的研究结果得出以个基本规律：饥荒多发生在集权主义国家，至今还未曾在一个民主国家发生过饥荒。这是因为，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强烈的激励因素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而集权国家不然。这说明政治自由与发展密切相关。
第二，经济条件。这是指个人在经济权利上的自由行动空间，即运用自身经济资源进行自有劳动、自由生产、自由消费和自由交换的权利空间。以自由劳动为例，森认为相对于市场效率而言，自由具有超越效率和经济利益的意义。马科斯·韦伯曾提出并解答过如下问题：“德国雇农为什么迁出庄园区?并不是为了物质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庄园只有主奴关系……在雇农的内心处，对遥远的地平线，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在这向往的背后，就是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
第三，社会机会。这指的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安排，此类社会机会攸关经济社会的发展，熟知的正面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教育的普及。
第四，透明性担保。这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发布及信息准确性的保证。没有这种信用，社会无法维持正常秩序，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在这个意义上，透明性担保成为个人的实质自由的重要部分，也构成为发展做出贡献的手段性自由的重要部分。
第五，防护性保障。这是指为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例如失业)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残疾的人，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防护性保障或者提供生活必需品(灾民、赤贫的人)，或者改善其生活条件(残疾人)，这些构成其实质自由的一部分。
二、阿马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借鉴意义——自由与科学发展观
阿马蒂亚·森森对发展观的探讨富有启发性，对于我们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层内涵，乃至反思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关于发展本质的启示
自由发展观有关发展本质的论述启示我们：第一，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这并非忽视财富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社会发展这一历史进程在“内容和范围上都大大超出了那些变量”，“发展必须更
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第二，对发展的恰当评价，不能简单地用效加总、幸福指数、痛苦指数、资本增殖、科财富增加、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等主流经济学家所惯用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创造活动，更是一种价值性的创造活动。诚如冈纳·缪尔达尔所言，我们必须“承认发展是充满价值观的活动”。同样发展也不能用一些政治哲学家所主张的程序自由、自由优先之类标准来评价，因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自由，即那些实实在在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行能力，评价发展的信息基础理应扩大到可行能力所包含的各具体项目。第三，森的发展观凸现了其“权力分析方法”，早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研究饥荒问题时，森就指出人类饥荒大都不是食物供给下降所致，而是因为人们的交换权利(交易权、生产权、劳动权、继承权、食品权、政治权等)被剥夺使然。在发展问题上也是一样，任何破坏人们享受基本教育、疾病救治、避免死亡、政治参与、失业救济、基本生活保障等权利的行为，都极有可能剥夺一个人的发展权利。事实上，相对于资本、技术、劳力等因素而言，上述基本权力的不平等已成为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发展手段的启示
自由发展观的五种自由的工具性作用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一，解决发展问题必须有政治自由的视野，这说明发展问题首先是宪政规则的合理化问题，即通过宪政改革建立强势公民社会，强化对政府自身行为的宪政约束，扩大公民活动的自由活动空间。其二，解决发展问题关键不是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资本、劳力、科技问题，而是一种合理的社会权力安排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制度必须尽可能地为所有人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平地参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当前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的现象，主要是由权力安排不平等造成的，比如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企业领导人作为所有者的全权代表，向自己放权让利，政府官员的寻租利益等等。其三，政府必须承担起保证每一个人都拥有发展的初等权利的职责，比如教育权、医疗权、就业权、救济权等，如果这些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的发展权，最终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发展。
(三)关于主流经济学的启示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自由是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但是主流经济学恰恰很少在“实质性自由”意义上来论证自由本身的内涵及其对发展的具体作用，换言之，自由在主流经济学那里只是作为一个未被打开的“黑箱”而存在。究其原因，这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定方法使然，它把纷繁的“实然经济世界”经过合理的抽象化约为“理想经济世界”，并通过对理想世界的研究，建构知识体系，然后将之用于说明和解释实然世界。这种方法颇似自然科学的“自然实验”方法。基于这种假定方法论，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自由也作为一个基本假定，从而形成了“自由的黑箱”。这给人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自由与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型，基本上是游离于自由的视界之外的。考虑到西方主流经学所处的强势地位及其在非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使一些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也忽视了对自由这一发展的基本前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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