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的突围破局

时间：2020-05-21 05:29:2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凭借经济与科技优势，西方国家始终固化其对全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与操纵，初步形成了对非西方世界的战略围堵。在全媒体时代，由于制信息权的缺失，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与固化，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重大的障碍。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包括对内“言说的权力”和对外“言说的自由”两个方面，均受到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强力挑战。为此，应从固本——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型——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全媒体方式变换、突围——拓展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国际影响力等三方面，探讨破局之策。

关键词意识形态话语权全媒体时代制信息权国家利益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在世界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在全媒体时代因制信息权而有进一步加强与固化的趋势，这一战略围堵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了极其险恶的战略环境。为避免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和维护国内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过程中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消解乃至“失语”的危险，剖析全媒体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肇因，探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路以及突围破局的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全媒体时代的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控制与操纵的新方式

全媒体时代传播形态的革新带来了“话语爆炸”，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遭受到来自社会内部的压力和源自外部的威胁。西方国家基于制信息权，进一步增强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与操纵。

（一） “全媒体”时代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界说

媒体变革关涉意识形态建设全局。媒体本身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关系紧密，意识形态是传媒的本质属性之一：媒体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领域，其内容受特定经济关系（利益关系、阶级关系）决定；媒体作为传播工具，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传媒生产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精神生产。“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惟一场所。”弗拉基米尔·阿尔乔莫福曾指出：“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现代数字网络科技的发展，使得通过对传媒技术的控制就能够影响意识形态，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据此认为“媒介就是意识形态”。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更加深了媒体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联，“媒介研究中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发现，已再次引入了权力观念，并对现实的构建做出更有批判性的探讨”，全媒体时代的来临，对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全局产生深远影响。

“全媒体”这一概念是信息技术发展下，媒介融合的必然产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以数字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动融合，即“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了全媒体这样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全媒体”这一当代社会媒介变革的最新产物，对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产生了巨大冲击。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团体或政党，为确立其自身形象和社会地位，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其世界观、价值理念以及政治信仰传播于社会，并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影响力。从内涵上看，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言说的权利”与“言说的权力”这样的双重意蕴。话语权是“话语”与“权”的叠加。话语是“借助于语言、含义、符号等形式在言说者和受话人之间进行意义交流”。“权”则包含“权利”与“权力”，“权利，展示为社会的规则安排并反映出该社会规则安排的合理程度；权力，则体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布局并标示出该社会中话语资源分配的基本格局”。因此，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享有和分配问题。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论述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概念，认为“话语”不仅是贯彻权力意志的工具，而且还是争夺权力、巩固权力的关键。“不论福柯关注什么问题，他所发现的都是话语；而无论这些话语从哪里产生，福柯看到的都是一场争斗，一方是那些声称自己对话语拥有‘权力’的集团，而另一方则是那些被否认对他们自身的话语拥有权力的集团。”

（二）西方国家控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方式

有关全媒体对意识形态话语权作用机理的分析，麦库姆斯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从话题设定的角度论证了大众媒体对受众认知的影响，而诺伊曼等人提出的“逐渐积累理论”从社会化的机理角度探讨了大众媒介宣扬的观点对受众价值观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上述理论表明，大众媒体对意识形态话语权产生重大影响。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原本就在经济科技领域拥有明显优势的西方国家，因制信息权而固化并扩张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1）全媒体手段的开放性颠覆了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统构建方式，而西方国家以双重标准主导并倾销这些开放性的技术手段，以达到其多维渗透西方价值观的目的。在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模式中，政府控制着社会媒介资源，受众处于被动接收信息地位，社会信息流动方式为单向传播，社会信息沟通中的上下级之间、国家对民众之间的纵向关系重于民众间的横向关系。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通过控制媒介引导并决定着公众议程，政府机构内单一的意识形态部门通过对媒体的管控形成了一个全国统一的自上而下的舆论场。全媒体时代，以网络化为特征的BBS、个人主页、即时通信工具、博客、播客、微博、社交网站等媒体形态在传播方式和手段方面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其特点是发布内容、发布手段、表现方式、受众覆盖‘全’”。全媒体手段的开放性表现在全媒体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播速度的即时性、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传播内容的自主性等反面，这使得公众的传播地位较传统媒体条件下有了巨大提升，全媒体手段的开放性使得受众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具备了自我议程设置的能力，能够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更显著的变化在于，西方国家可以便捷地利用信息互联网络技术，以门户网站、即时通信工具、社交网站等渠道，或通过操作系统的“后门”，将西方价值观附着在有倾向性的信息、篡改的信息甚至捏造的信息中，传递给非西方世界，企图以所谓的“普世价值”控制其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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