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歌词 [一言难尽的《寻常往事》]
时间：2019-02-06 05:38: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近几年看到多本回忆录,各自都有其特点,其中有几本还成为畅销书而风靡坊间。新星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刘世定先生的回忆录――《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就是其中的一本。该书记述了经历过大风大浪,曾经厮杀疆场的刘文辉的晚年生活。作者以一个社会学学者的知识背景、眼界和立场,对家庭中的“寻常往事”进行还原和观照,书中除了讲到一个不平常的家庭,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特殊的经历外,还在记述家庭往事的过程中,以从事社会学研究者的细致和敏感,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当时当地的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社会信息和细节,并以此角度来表述祖父的思想方法、处事方式、生活习惯、语言特点,对世事的看法及其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等。这一新鲜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已经失去或者正在消失的丰富生动的社会景象,从而激起读者想要从中了解过去时代的欲望。而作者的表述手法却是不愠不火,娓娓道来,诚挚、深切,完全以事实为依据,所有事件都是亲历,所有引用都有出处,既有学者的严谨,却也不失生动、丰富、有趣,透过丰邃与睿智的表达,把祖父刘文辉的风貌轮廓,真实、丰满、明晰又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刘文辉的身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成就了他的事业。他的一生几起几落,经历过不少刀光剑影;他的雄心壮志、冒险精神,他的政治谋略、智慧和人生哲学,绝对有不少可取之处。少年得志,中年遇挫,在很多人生的选择关头,稍有差池人头就要落地,但他却从跌宕起伏中杀出一条血路。
1933年四川军阀的混战,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刘文辉与其侄子刘湘争夺地盘,最后以刘文辉失利而告终。他迫不得已率二十四军军部西走雅安,一直到1939年西康省成立,刘文辉任西康省政府主席。
治理西康期间,刘文辉仔细研究历史上各个朝代治理边区的经验,尤其对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得失悉心钻研,从而制定出治理西康的政策方针。他招抚原半独立县,建立政府,逐步完善政治治理,同时在西康锐意经营,整顿吏治,开矿山,办农场,兴学校,建电站,团结僧俗大众,移风易俗……使西康治理渐见眉目。
《寻常往事》中摘录了刘文辉治理西康期间的一些文字,他对赵尔丰的成功及教训有重要的分析:“赵季和之经边政策的缺点,偏重武力,操之过急,是其一;忽视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风俗习惯,没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是其二。”把问题从运用武力过度,追溯到不了解文化特殊性上去。他认为:“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为了根绝循环报复心理与行为,为了树立边务千年大计,所以我才确定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除了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他还提出以“同化”政策来代替“分化”政策,以“进化”政策来代替“羁縻”政策。这“三化”,构成了他的经边政策思想,也充分说明其对西康的治理研究之透彻。
刘文辉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深受保定军校第一任校长蒋百里先生的影响,对于知识、对于有知识的人,对于思想、对于有思想的人非常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出于礼仪或敷衍,而是发自内心。他曾经引述蒋百里先生的话来阐述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蒋百里先生曾说:‘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古人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与‘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四个‘人’字,都可以说是有知识或有理论的‘人’。”
作为1949年以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刘文辉当然深知军事力量、资金实力、政治谋略、纵横捭阖的权术之重要,但也深知这些力量的局限。他曾坦言:“老实说,现在世界上的社会政治,哪一处不是受几个科学家的指挥。”
书中透露,刘文辉作为一个军政界人物,和一般人的想象不同,他从戎不投笔,注重读书。但他又是一个非常讲求现实的人,他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当然不会完全为书本所囿。这一点在他治理西康时,面对在内地为不少学人接受的学说(其中不少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和西康风俗民情的巨大差距时,表现得特别突出。他提出的概念是“因俗为治”、“因俗制宜”。他当时对下属说:“我们此次进去建省,施政方面,必须因俗为治,不要拘泥于呆板的道理。不要以为你的道理是进化的,是二十世纪的东西,洋政治名著上来的,便可以拿来治理西康。如果不管他能够理会与了解,就积极的去求进步,不顾其他一切,那不惟不适合边情,反会引起边民的反感。本来天地间的事,(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我们处理一件事,总要看环境说话,各地的天时、地域、人情是不同的,而我们所决定的办法也就因之而异。”
最有趣的是,对于开发民智,刘文辉有自己独到和深刻的见解。他当时是统治者中的一员,但与那些主张愚民政策的统治者不同,他深感建设西康时人才的缺乏,深刻理解国民素质低下与国家积弱的关系,对根植于中国政治史中的愚民政策深恶痛绝。他曾经说过:“中国的愚民政策,自秦始皇开例以来,一直施行到晚清。”“几千年以来的君主,都同样的认定,民愚则易治,民智则难治;民弱则易治,民强则难治。所以他们不惟不训练民众,而且一贯的采取愚民政策,多方设法,务使其愚,唯恐其不愚,并唯恐其愚之不甚。”“对于人民之思想,尽量束缚,使其单纯;对于士人之精力,尽量消耗,使其疲弊,务求思想单纯便于统治,精神疲敝,不暇造反。哪一个肯来训练民众,提高民智!”他强调:“通常以为有知识的人难于掌握,无知识的人易于掌握,实际适得其反――世界上最难掌握者,还是属于无知识、脑筋简单的人。”
刘文辉强调提高民智,是基于对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家、民族竞争的认识,基于对变迁了的时代特征的认识。他认为,“二十世纪是以提高民智争取生存的时代,我们不打破传统的愚民政策,不加紧训练民众,是绝对不足以图生存的。我们只看见美、英、苏、德等国的国家强盛,工业发达,科学发达,而没有看见他们精神的振作和训练民众的认真。我们可以说美、英、苏、德各国之强,其主要原因,是因训练精神而强的。”
刘文辉究竟信不信佛教,也是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他信,有人认为他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以崇信佛教为工具,而作者却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刘文辉主政西康之时,在牢控军权,密切注意军事动态的同时,“尊重康人的文化与宗教”,一直是他最为强调的首要问题。当年他对西康省公务员谈尊崇佛教,则有将治理和信仰结合起来的思想。
1936年,刘文辉向下属说:“我们就是不信仰佛教,但最小限度也要做到不蹂躏佛教,这样才不至违反西康人民的心理。因为西康人民,各个是信奉佛教的。”“我们要办到不摧残佛教,而且还进一步,信仰佛教,然后才能办到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从前赵尔丰治康总算有相当成绩,惟因过于摧残佛教,与康人心理背驰,畏威而不怀德,所以结果还是没有好大的成功。”他认为,康藏地区“之难于治理者,不惟其地理环境之特殊,语言文字之差异。而其最重要之原因,实由其宗教文化之不同,不易为外人所了解。故以吾汉族同化力之强,接壤而居,自唐迄今,历千余年而终不能沆瀣一气者,即以此故。”
康区藏族的“文化精神”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刘文辉极力主张从佛教文献整理、学说研究、论辩等处着手来形成新的文化基础,从而达到治理西康的目的。由此,他果然去认真研究佛学知识;与藏族人士特别是高僧大德广交朋友;不时也穿上喇嘛服,入寺听讲经、念经拜佛;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求搞好汉藏关系和协调各宗教教派之间的关系。
当时在西康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刘文辉手中的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总之一句话,他对佛教在当地社会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这种重视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对佛教在康区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的估量,而且体现在他对佛教学理的钻研。他还对汉土佛教与康藏佛教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比较,总结康藏佛教主要特点是显密具备、内外合修、大小兼赅。并指出了康藏佛教中的其他一些特征,如治学中“闻修俱重”、“讲辩并行”。这些“皆印度贤圣讲学之遗风,而为汉地佛徒所久已丧失者”。
佛学中有相当多的文献涉及严密的逻辑,康藏佛教有辩经传统,在辩经中,逻辑思维是重要的能力。刘文辉尤其对辩经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当时在康区设有辩论场,名为“讲扯里”。刘文辉提出要利用辩论场,并“奖励辩论”。他说:“凡一切人生宇宙应有之学皆在论辩范围以内,依照因明(佛教对学术的分类为‘五明’,包括:内明、声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方式公开对辩,对于养成正确知解与辩才皆有莫大补益。康民习俗,所以至今未能免于迷信之讥者,即由此种性相辩论场所未能普设之故。今以政府地位,欲祛除一般愚迷习俗,除提倡科学之外,莫如因有旧有学术,提倡性相之研究,故对于辩论场,应有奖励金之规定。”他似乎是想借助藏传佛教中的因明学和康藏地区的辩经传统,来形成民众中的更为理性的讲究逻辑和论辩的宗教文化,以减少原有宗教文化中的迷信成分,使之适应建设即将带来的变化。他认为,这种更加讲究逻辑的理性宗教文化,虽然不是科学,但较之不讲究逻辑的、迷信的宗教文化,与科学有更多的相近之处。具有这种宗教文化的人更可能接受科学,也更容易接纳其他新的观念。
晚年的刘文辉寓居北京,对儿孙的教育,也有自己的特点和原则,他为鼓励孙儿孙女健强体魄,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的一半还多的二百四十元,专门买了一张乒乓球台。他认为:“一个人的学问、事业,与体魄成正比例。精力之大小又与体魄成正比例。有强健之体魄,才有丰富之精力。有丰富之精力,才有高尚之建树,伟大之事功,此就个人而言。若就整个之民族而言,国民体魄之强弱,尤为兴衰成败之关键。”
刘文辉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党政领导人和一些外宾,如尼克松、赫鲁晓夫等,及一些民主人士的交往和会见的趣事,以及对一些大人物的看法,在书中都有披露,相信这些“寻常”往事,一定会让读者感兴趣。
中国近现代社会异常动荡、复杂,充满了变数:政权更替,军阀混战,匪盗横行,内忧外患。这个期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百天甚至几十天。因此,对这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彰瘅、述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许是作者研究社会学的功力,《寻常往事》中的分寸拿捏,貌似“寻常”其实并不寻常,字里行间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寓意和信息,至于能否看出“寻常”以外的意蕴和内涵,那就完全取决于读者的造化、悟性和知识背景了。
(刘世定著:《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