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故事50字 高振霄:孙中山嘉奖的“甲等功臣”

　　高振霄早年就读于两湖总师范学堂和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先后参加同盟会与共进会，并创建德育会，创办《夏报》，襄办《政学日报》、《湖北日报》等革命刊物。首义成功后，出任都督府参议和总稽查，时称“八大金刚”之一，被孙中山嘉奖为“甲等功臣”。继而，参加护国、护法运动，以上海洪帮头领的身份，投入到抗日救亡第一线，直至惨遭日军毒害。
　　
　　投笔从戎
　　
　　高振霄字汉声，1881年出生于湖北房县的书香世家。其祖父饱读经史，以教私塾为生，其父步云继承祖业，名播江城与京城。小振霄幼承庭训，目睹清朝内忧外患，顿生救国救民之志。
　　1900年，十九岁的高振霄随父到武昌求学，时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遭到当局镇压。他目睹惨状，遂取号“汉声”铭志。后逢季弟振声(字贤九)长子出世，欣然书“振兴中华，福利民众”八个大字为高氏字派，告诫子孙世代传承。
　　匕年后，高振霄走出两湖总师范学堂，先与张振武于武昌学校任教，后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团体，“霄与党人游，谈天下事，深痛朝廷腐败，决计以改造时局为己任，图推翻暴政、振兴中华之伟业”。1908年，共进会党人郑江灏从日本归来创办了《政学日报》、《湖北日报》，高振霄出任编辑，并与向炳坤等在报上题词作画，抨击时弊，宣扬革命。郑江灏、向炳坤等被捕入狱，报馆被封后，高振霄与同人襄办了《长江日报》，又独自创办了《夏报》，继续鼓吹革命。《夏报》因针砭时政，宣传革命，以“颇敢言，允为后起之秀，被时人称为汉口四大报(《中西日报》、《公论日报》、《大江报》与《夏报》)之一，《夏报》尤为新创”。1911年出版的《汉口小志》亦云：“詹大悲、何海鸣、查光佛、宛思寅、高汉声等都是享有盛名的近代武汉报人。”
　　随着革命时机的到来，高振霄于1910年与谢石钦等组织德育会，强调“天下兴亡，视民德兴替，应修私德以完人格，重公德以结团体”，以实现团结和强国的目的。接着，又促成德育会与共进会的合并。同时，他还与同志一道，积极促成共进会与文学社实行联合，并以文笔为刀枪，继续在报界大张革命声势。
　　
　　“甲等功臣”
　　
　　武昌光复翌日，高振霄会同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等党人，以及社会贤达，前往咨议局商议建立新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针对新政府组建之初，百废待：举，地痞流氓也趁火扣‘劫，百姓深受其苦，出台新政府文告，维护首义成果、稳定社会秩序，成为开创世纪新纪元第一要务。时苏成章提议组设民政部，管辖民政最急事务，高振霄与费矩、袁国纪等即主持筹组，通过夜以继日的工作，草拟并颁布新政府文告：“一、改制共和：义军之起，原为推倒专制政府，建设共和国家，以增进我国民之完全幸福为目的。于八月二十一日由部呈请都督宣布改制，以期一新天下耳目焉。兹录其原文如下：为谕饬遵办事：照得军政府愤满清政府占据中华，政治混乱，丧失主权，暴敛横征，腹削膏脂，强夺吾民已成之公共财产，钳制吾民之热心义举；斥志士为乱党，目公论为嚣张，逮捕株连，杀人无算。本军奉军政府命，特于八月十九日倡义，征讨民贼，驱逐满清贪污残酷官吏瑞潋、连甲等，克复武昌、汉阳等处地方…一。二、豁免钱粮及苛税为立国之道，以收拾民心为第一要义。三、延揽人才。四、派员演说。五、筹办临时警察……。六、提倡保安社规模甫具，士民归心。七、创办团练。八、维持金融易代之际，纸币滞碍难行，特出示晓谕，一律照常通行……。九、注重外交……”
　　武昌首义成功后，各地各类人才云集武昌。刚开始，军政府设招待所于都督府前丙等模范小学校内，以高振霄、袁国纪等负责接待。10月12日晚，军政府正式成立招纳处(后改为集贤馆)，其任务是“招集文武贤才，襄助军政，共图大业，建立共和民国”。次日招纳处奉命，凡是有一技之长的投效者，即送府委用。特派党人吴醒汉负责接待各地投奔武昌的军界志士，高振霄负责政、学两界人士。由于他们努力工作，三天内就招纳文武志士四百余人。至11月底止，云集武昌的各类投效人员达万人之众，成为革命新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黎元洪正式就任都督后，高振霄与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陈宏诰及执法处长程汉卿面陈黎元洪，以黎名义颁布《刑赏令》及军令八条，遍贴全城，规定“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并派人沿街演说，维持秩序，安定人心。自此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远近称颂不绝。军务部执法处(后改编为军法局)成立后，高振霄与陈宏诰一起调入，主办军案。高振霄以人道为本，废苛刑，申军法，惩奸治军，颇有口碑。当时狱中有囚犯数百余人，高振霄与执法处长程汉卿亲往查访，细心开导。当他们饱含激情演说时，有的囚犯竞感动得落泪。之后，由高振霄出具函文，挑选年轻力壮且有悔改之意者上百人，一律送交游击队长金鸿君收留，分别编人队内助战，后送往前线作战，多立战功。
　　10月17日，由汤化龙起草并宣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完全把革命党人排挤在政权以外，因而遭到党人强烈反对。25日，军政府重新议决《改订暂行条例》，增加军事参议会来限制都督的权力，设立稽查员稽查各部门，取消政事部，改原来各局为部。高振霄等八人出任总稽查，负责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及各军队，位于六部之上。稽查处在当时颇具权威，他们可以直接干预各部行政，有时负责处理特殊任务；重要会议和人事安排，也由各稽查员出面，从而改变了军政府由旧官僚、立宪派把持政权局面。
　　到了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危急，一时问，武昌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有人主张放弃武昌，进攻南京。高振霄与张振武等人强烈反对，决心与武昌城共存亡，并举荐王安澜为奋勇军统领，招襄郧老兵坚守武昌，与总监察刘公、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亲自率领稽查队沿街日夜巡逻，维持秩序。虽然后来南北和谈，但武昌城一直控制在革命党人之手，其革命中心的地位也牢固无可动摇。
　　此间，报纸上曾经出现过《八大金刚》章回小说，以喜闻乐道的形式宣传其革命功勋。孙中山特别嘉奖高振霄等为辛亥革命“甲等功臣”，并批准其为政府“酬勋”留洋学生之一(后因局势及资金等未果)。
　　
　　讨袁护法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高振霄被委任为孙中山高等顾问，当选为国会议员。1912年6月，共和党中以张謇、熊希龄、孙武等人为首，反对同盟会提倡的“政党内阁”，直接或间接地充当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此后，统一党领袖章炳麟发表《宣言书》，坚持独立，表示“不随乱流”，由此引起了共和党内部分化成为“新”、“旧”两派。高振霄与原民社成员张伯烈、郑万瞻、刘成禺、胡鄂公、时功玖等人以及原统一党“少壮派”黄云鹏、王湘、吴宗慈、王绍鏊、解树强等人组成共和党“新派”，与共和党“旧派”展开斗争。同年8月16日凌晨，辛亥元勋 张振武和方维两人，在北京被袁世凯和黎元洪阴谋杀害。闻知当年与自己一起执教、一起参加共进会、一起在武昌起义出生入死的战友与兄弟，没有在战火硝烟的枪林弹雨中倒下，却在创立共和后身首异处，高振霄怒不可遏，速赶往北京与刘成禺、时功玖等在北京参议院与国民党议员一道愤怒声讨，要求惩治凶手，继续同黎元洪、袁世凯展开不懈斗争。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一手策划了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谋杀案，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为响应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号召，根据黄兴指示，高振霄与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蒋翊武等四十余人在武昌县华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成“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为号召，开展“倒黎反袁”的军事行动。同年7月，高振霄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在江西湖口起兵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客走他乡。
　　护法军兴，高振霄追随孙巾山自上海前往广州护法。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护法国会”(又称“非常国会”)，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高振霄被选为非常国会参议院议员(1917年8月～1922年6月)。9月10日，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其时国会内分成多个党派系，主要代表有政学会系、益友社系、民友社系等。当时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和北洋军阀暗地里勾结，对广州护法军政府多方扼制。政学系依附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益友社系亦同流合污。高振霄与孙洪伊、汪乃昌、彭介石、王湘、林森、谢持、马君武、居正、田桐等为民友社中坚，反对桂系军阀与北洋军阀相勾结，开展与政学会系斗争，成为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中坚力量。
　　1918年，高振霄与张知本、谢英伯、叶夏声等在广州受孙中山先生邀请对其长年研究的“五权宪法”(“五权宪法”主要内容包括：立法院行使立法权、司法院行使司法权、行政院行使行政权、监察院行使弹劾权、考试院行使考试权)进行专门研究并撰写专著。孙中山先生一直非常关注宪法研究与制定工作。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就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这个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独立各省制订的约法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但没有体现他的宪法思想，且与之相悖离。随着“护法”斗争的继续，高振霄等四人具体分工合作，将欧美各国及日本的政治制度与五权宪法作系统的分析和比较，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与发扬，将原“五权宪法”思想在扬弃中得到了发展，最后由张知本向孙中山提出研究报告。1922年6月，由叶夏声提交《五权宪法草案》。“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轨迹，与三民主义一样，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孙中山的思想和个人特点，这是一部弥足珍贵的法律文本。国民党“一一大”期问，孙中山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在长崎对日本新闻记者说“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
　　1920年，部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鄂籍人士掀起了地方自治运动，高振霄与胡祖舜、范鸿钧、张知本、曹亚伯、白逾桓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旅沪湖北自治协会，并出版了《新湖北》的刊物。《新湖北》的政治主张是将政治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和社会革命(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一齐解决。高振霄在《新湖北》刊物充当主要角色和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人评价“他的文笔，非常畅达”。
　　
　　广州蒙难
　　
　　1921年1月8日湘鄂战争爆发，讨伐徐世昌、吴佩孚军阀运动势在必行。高振霄受孙中山委任，担任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与理事张凤九组织撰写并提议宣布讨伐徐世昌欺世盗名、祸国残民等“十大”罪状以及讨伐吴佩孚集误国、叛国、卖国之罪于一身之讨伐檄文――《宣布徐世昌罪状之通电》、《宣布吴佩孚罪状之通电》。8月12日，高振霄参加国会非常会议讨论北伐案通过，议决赴广西取道湖南出兵北伐。9月9日，高振霄与焦易堂、李希莲等提议宣布徐世昌及吴佩孚罪状并经国会非常会议表决通过。后来，高振霄等五十七名护法国会议员联名发布否认(北京)伪国会的通电：“此次北京开会之所谓国会，并非依法继续民六后正式国会，所议各法案，同人业经叠次宣言斥为不合法之集会，否认其一切行为，并力求国会本身为法律上正当之解决。……此四十余日之弄法，不啻为其谋权利而已，于法律上国会会期任期不生丝毫关系，应予绝对否认。特此布闻，中外咸知，邦人君子，实共鉴之。”一场打倒割据军阀，武装统一全中国的北伐战斗号角在中国大地上正式吹响。
　　同年，美国在华盛顿发起召开国际会议。中国国民对华盛顿会议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希望取消“二十一条”，收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修改和废除其他一些侵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并于这年11月11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成立了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后援，发表了致美国总统哈定及华盛顿会议各国代表团电。高振霄毅然向国会提交议案，咨请政府速派代表参加太平洋会议。孙中山亲笔复文《咨复国会非常会议已饬外交部筹办出席太平洋会议文》指出：“议员高振霄提出咨请政府速派太平洋会议代表议决案，文曰：‘美总统召集太平洋会议一事，关系远东及太平洋问题，至深且钜。我国日受强邻之压迫，北京拍卖主权，国几不国，今此一线生机，正我正式政府独一不二之机会，所有取消不平等之条约，及裁减军备实行民治诸事，尤为我国生死之关系，应请即日开会讨论议决，请政府速派得力代表迅赴列席，实为至要’等语。经于本月二十七日开会议讨论，依法提付表决。大多数表决，照案通过。”通过此次太平洋会议，被列强掠夺的中国部分主权得以收回，中国朝着恢复主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自从日本侵占韩国后，一些韩国爱国人士流亡到中国，联合中国共同开展抗日救亡独立运动。自1920年始，中韩两国人民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大城市组织成立了“中韩互助社”。中韩互助社的领导力量，基本上是当时中韩两国社会中一些最为先进的革命者、爱国志士，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谢焕南(即谢觉哉)、孙中山、胡汉民、黄宗汉(已故黄兴氏之夫人)等人。1921年9月23日，高振霄与广州各界人士的代表丁象谦、朱念祖、谢英伯、蔡突灵、汪兆铭(汪精卫)在当地图书馆召开会议，宣告成立了广州“中韩协会”。为推动和促进中韩友谊关系揭开历史性新篇章。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逼迫孙中山先生深夜突围后登“永丰舰”。叛乱之翌午，叛军蜂拥而至广州大市街国会议员公寓，对高振霄、蔡突灵、张大昕、卢元弥、陈家鼎等数十名国会议员实行惨无人道的抢辱，他们一哄而人，翻箱倒柜，大肆搜劫，迫使高振霄等国会议员乘轮离粤赴港转沪。然而，高振霄与孙中山之间的患难之情、革命友谊却愈加深厚，对 革命充满必胜的乐观主义信念更加坚定。有1922年9月3日孙中山复高振霄的亲笔信为证。信云：“兄等间关流离，不堕初志，至可钦佩。文力所及，自必为诸兄后盾，务期合法者战胜非法，统一乃可实现……”
　　1924年1月，高振霄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革命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8月20日，高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第六次会泌，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草案》。11月10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偕宋庆龄离粤北上，一路发表演讲，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幸的是孙中山由于途中疲惫，肝病复发，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悲痛万分的高振霄即赶赴北京参加了孙中山的国葬(遗体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
　　
　　忠贞体国
　　
　　早在1923年，高振霄由孙中山安排到上海组织洪帮，从事反对北洋军阀及外国列强活动。当时上海最大的洪帮组织五圣山的“龙头”是向松坡(字海潜)，高振霄为副头目，他们都是参加武昌首义的志士。后来高由广州正式迁往上海法租界钜籁达路晋福里定居。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他淡出政界，毅然赴汉冶萍公司转入“实业救国”之运动，实践“振兴中华，福利民众”之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高振霄已年近六十。南京政府考虑到他是同盟会、国民党元老，又年事已高，安排他退居敌后，但他执意不肯，并寄信给家人说：“无国哪有家，为拯救中华，驱逐日寇，视死如归。”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上海抗战力量，成立了江苏省军委，从延安调张爱萍任军委书记，张执一、陈家康为委员。经党组织批准，高振霄介绍张执一(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家康(后任外交部部副部长)在自己家中与向松坡会晤，与高振霄、向松坡联合策划以洪帮抵制青帮，开展抗日运动。
　　卢沟桥事变发生，向松坡与高振霄于7月21日致电北平宋哲元委员长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表示声援。次日，二人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示“潜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暴日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经高振霄引荐、说服，向松坡表示愿意秘密联共抗日。高振霄与向松坡居所成为帮助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洪帮抗日组织成为帮助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如此，经张爱萍、张执一、陈家康、朱学范(后任邮电部长)等人组织推动，向松坡、高振霄积极支持、资助并联合青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及商会会长刘晓籁、银行界江浙财阀大佬钱新之等人，共同组织游击队――“江浙行动委员会”，建立数千人的抗日武装。其时，高振霄与向松波同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克服重重阻力，营救了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七君子”：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扩大了救亡运动声势。由于高振霄的抗日爱国行动，引起汪伪政府与日本人的不满，1938年1月11日，一伙儿身挎匣子炮的日军官兵，全然不顾法租界之保护条例，公然闯入高振霄的寓所，大肆搜查并威逼其交出共产党和爱国志士的名单。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结果遭受毒刑，关押三周后被保释。
　　当时被日伪占据的上海被称为“孤岛”，由日本军豢养的上海汪伪特务总部“76号”被称为“歹窟”、“魔窟”。大量共产党秘密组织、爱国团体及抗日机构相继被破坏，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爱国人士被杀害，国共两党潜伏于上海租界中的地下工作者，时有被汪伪汉奸拉下水或被暗杀。于是，国民党派时任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文强前往上海租界，担任国民党抗日策反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共产党高级将领、国民党中将，高振霄时任国民党抗日策反委员会委员。策反工作刚刚开始时，文强被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司令丁锡山绑架到沪西百乐门饭店。正在危难之中，突然从房门外走来两个穿长衫马褂的老人，一个是龚春圃，曾任吴佩孚手下的少将监务官，另一个就是高振霄。高冲到丁锡山跟前，就是几个耳光，并指着丁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是文先生说的话，如果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活才脱得下来，你这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早晚会死在日本人的手中。”丁锡山立即跪在两个人面前求饶。最后，高振霄与龚春圃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文强在《军统与汪特在上海的一场争斗》一文中回忆：“委员高汉声，湖北人，民初国会议员，又是有名的洪帮大爷，清高自赏，贫病交加，颇有骨气的书生本色。”
　　1942年，李先念在上海因汪伪特工告密被捕并关押在日伪军监狱长达三个月之久。高振霄闻讯后，一方面积极与共产党组织保持联系，布置营救方案，另一方面派人与李先念秘密取得情报，最终，利用特殊身份关系将其保释，并亲自将浑身是伤的李先念接回法租界自己的家中养伤。李先念伤病稍有好转就要求重返革命根据地。高振霄租用两艘大船选派得力保安人员将李先念和抗日物资安全护送至苏北革命根据地。此后，高振霄还营救过时任中共上海敌后工作的领导人张执一及党中央派往延安学习深造的十二名共产党青年干部等大批共产党的领导及抗日志士。解放后，李先念、张执一曾派秘书专程来沪看望高振霄遗孀并为其解决住房及生活等问题。
　　“文革”期间，江青“文革专案组”分别组成“李先念、张执一专案调查组”先后多次来沪，诬蔑李先念、张执一在上海“叛变”。高振霄遗孀沈爱平出面作证，讲出当时事实真相，为李先念、张执一雪冤。
　　鉴于高振霄在上海的影响，日本和汪伪政权对他既怕又恨，并百般拉拢，甚至委以上海市长高位，但均被高振霄严词拒绝。1943年中的一天，一日本高级将领带十几个随从，抬着一大箱钞票与大量金银首饰，送到高振霄家，请其为日伪当局做事。高振霄义正辞严地对日人说：“非常对不起贵国，我年事已高，不能替贵国做事，清把钞票及首饰全部带回去!我要是收了你们的钞票，就成为一个不清不白之人，我就是死也要死得对得起国家与人民，绝不落骂名。”
　　日军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1945年3月的一天，再次威逼高振霄出任上海市长，并为其设宴。高振霄愤然喝道：“中国的事情岂能听从侵略者安排!”在场的日军官兵气急败坏，大发雷霆，暗示日军特务在酒中投毒，导致他回住所后腹部便开始肿胀。但他执意不请医生并告家人不准通知任何人，盘腿打坐，紧闭双目，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上海各界人士闻讯后，奔走相告，沉痛哀悼，将高振霄先生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蒋介石亲笔题“精忠报国”悼念，并于1945年9月特派蒋经国赴上海将其题词转送高振霄遗孀沈爱平。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也题匾“忠贞体国”，后来此匾悬挂在湖北老家的堂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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