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祝福》_背后说人闲话的警告语
时间：2019-02-08 05:35:4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祝福》反映了哪个时代? 一般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清末民初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只要有点新思想的，无不被正统派斥为“新党”，鲁迅杂文中即多有这样的用法；而《祝福》中的鲁四老爷见到“我”寒暄了几句就“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在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这里正是利用“新党”一词的复杂含义来表现人物，以见鲁四老爷落后于时代之远，同时也表明故事的背景在清末民初。
这样来看问题固然有它的道理，但所指含糊的“新党”一词在“五四”前后仍然广泛使用。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拥护这两大主张的就是“新党”，例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吃洋教的新党”；鲁迅1920年5月4日致宋崇义信中有云：“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人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必定崩溃……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言不顾行，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从更进步的立场来剖析这样的“新党”乃是鲁迅小说的一大亮点，典型之作如《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篇，就是《祝福》对其中的“我”也有委婉的批评，尽管这里的故事是从这位“新党”的视角看过去的。
所以也可以说，《祝福》中是利用了“新党”一词在“五四”前后的复杂含义来行文，以见鲁四老爷落后于时代之甚远，同时也便于展开最新鲜的故事。
《祝福》所写的，就在当下，而非清末。试看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已经暗示了故事发生在民国成立以后：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
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决定实行公历，因此政府机关是不过旧历年的，但民间并不理会这种规定，照旧过旧历的春节，而不过公历的元旦。如果故事发生在清末，“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话就显得莫名其妙：一共就一个年底啊。不用新历时就无所谓旧历。
其实不单是《祝福》，《彷徨》里全部作品都是写的当代题材。《呐喊》里还有些清末的故事，如《药》；而《彷徨》里的十一篇作品都没有标明时代，他后来又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分化以后，自己“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点，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里全是新东西，没有辛亥之前的老故事了。
二
《祝福》中的“我”并不是鲁迅，而只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鲁迅早已用这种所谓“他知角度”来写小说，例如《孔乙己》中的“我”就是咸亨酒店的一个专管温酒的小伙计。当然鲁迅也用“自知角度”写过小说，最典型的是《社戏》和《故乡》_―这里的“我”大抵可视为是鲁迅本人，或者说是以他本人为模特儿的；用“全知角度”写的就更多，大部分都是。
《祝福》中的“我”无疑是一位“新党”，一个五四时代的新派人物，所以很同情祥林嫂，同讲理学的本家长辈鲁四老爷话不投机，急于从他家离去。这位年轻的“新党”，看样子很像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当“我”在河边遇到祥林嫂，被问了一个问题时，“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边的时候，惶急得多了”。“我”又说自己被教育家说是生着精神病――只有在校学生才会这样说话。
这位年轻的新党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劳动群众的痛苦颇多同情。鲁四老爷大骂死非其时的祥林嫂是“谬种”，而“我”则在灯下回顾祥林嫂不幸的一生。不过这样的“新党”也是弱点很多的，他不但不能对祥林嫂作任何有效的帮助和指引，而且敏感多疑，自私自利。他对祥林嫂提出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作了一个滑头的不负责任的回答。小说写道，自己对灵魂的有无是毫不介意的，但考虑到鲁镇的人们照例相信鬼神，为她起见，不如说有吧；然后又用一句“说不清”推翻了全局。
不是用先进文化去向群众启蒙，而是用世俗的见解、传统的观念去敷衍塞责，不肯有任何担当；最后则决心一走了之。实际生活中的“新党”，这样的人很不少。
后来鲁迅评论柔石小说中的萧涧秋道：“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同这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唯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三闲集・柔石作小引》)。《祝福》中的“我”正是这位萧先生的前辈；而他们的后辈则甚多甚多，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看到；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大约也残存了不少这样的基因，虽然对某些问题也颇有自己的看法，但一碰到实际，就觉得一筹莫展，不如就与时下的已成之局和光同尘，或退回到个人的小空间里去，算是保持着正直和清醒，而其实于事完全无补。这种新型隐士固然高于同流合污以图自利的卑俗小人，但真正能推动社会进步的还得靠无所畏惧的斗士。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无论旧派新派，往往有许多弱点。批评旧派相对比较容易，注意剖析新派的深层弱点，则是鲁迅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也是读鲁迅的人最值得反躬自省的地方。
三
小说里写景往往是为了写人，而非卖弄才情的笔墨或者什么孤立自足的东西。写景大体可分为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两类，自然可以“人化”，而人文景观本来就是人为的，对于表现人物尤其可以起到比较直接的作用。
道理好懂，运用之妙各有不同。即如对联，中国小说里是常常会写到的，在《祝福》里只出现了一次，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久远的回味――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
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
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
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
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百无
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上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
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
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书房总是最能表现其主人的地方，“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周作人《书房一角・原序》)。“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到老也还只读理学方面的入门之书，看来根本谈不上什么学问，至于不全的字典，谁都明白那是基本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位鲁四老爷的斤两只要在他书房的案头略一翻，很容易地就掂量出来了。
以理学家自命而悬挂道教活神仙陈抟老祖的大“寿”字，思想实在比较混乱；他究竟信仰什么呢。尤其有趣的是，鲁四老爷的座右铭虽然是“事理通 达心气和平”，却在同“我”相见之初即大骂其“新党”，而他之所谓“新党”却又是指早已落伍的康有为；稍后又大骂祥林嫂死得不是时候，竟然在祝福的前夕，“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此公火气十足，一再骂人，与“通达”、“和平”完全是对着干的，这样的人还讲什么理学?讲理学(一称道学)而发火骂人，是自相矛盾的。理学家(一称道学家)极端重视胸襟涵养，不会发怒的，所以鲁迅曾在杂文中将“道学先生发怒”与“洋服青年拜佛”并列为讽刺的绝好材料(详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此真所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壁上的半副对联简直是挂在那里讽刺其主人的。
对联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有着很高的地位，《红楼梦》里甚至专门安排一回写贾政让宝玉为大观园的楼台馆所草拟对联，以考察儿子的学问和才情，形成一段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辞。更有许多小说利用对联来反衬人物，运用高雅而冠冕的楹联来讽刺有关人物的恶劣和无耻。试看《金瓶梅》第六十九回《文嫂通情林太太王三官中诈求奸》写林太太家的后堂――
文嫂导引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栊而入，
只见里面灯烛萤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
度使邻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穿着大红团袖
蟒衣玉带，虎皮校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
之象，只是髯须短些。旁边列着枪刀弓矢，迎门
朱红匾上“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
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
报国勋功并斗山。”
世代簪缨，先朝将相，非常正统，相当气派；可是就在这气势非凡的后堂里，西门庆与林太太勾搭成奸，恣意胡为，丑恶不堪。“节操”二字，不可闻问了。
用高雅正宗的对联来反衬人物的下流卑劣，在古典小说中一再出现，试再举《歧路灯》第二十四回《谭氏轩戏箱优器张氏祠妓女博徒》来看，这一回书的后半写主人公谭绍闻到一个气类相投的赌棍家去――
只见一个破旧大门楼儿，门内照壁前，栽
着一块极玲珑的太湖石儿……进的二门，是三
间老客厅，绍闻见厅檐下悬着匾，心里想着看
姓氏，谁知剥落的没字儿。又转了一个院子，门
上悬着"-X-中保障”匾，款识依稀有“张老年兄
先生”字样，绍闻方晓得主人姓张。进的门去，
三间祠堂，前边有一个卷棚，一副木对联，上刻
着七言一联云：“一丛丹桂森梁苑，百里甘棠覆
浩州。”绍闻方晓得是个旧家。
这曾经有过功名、出过大官的张家是完全破落了，一群不肖子孙竟挤在庄严神圣的家族祠堂里挟妓狂赌，完全不顾体统，也根本不考虑列祖列宗作何感想。
中国古典小说这种巧妙的表现手法，鲁迅完全学到了手；其更加厉害之处在于，他笔下讽刺的笔墨不那么直截了当明显火爆，却是含蓄得妙；而且只用半副对联就达到了目的。高人总是举重若轻。另一半对联掉下来不再挂上去，则在有意无意之间顺便把鲁四老爷的慵懒颓唐也一并写出了。这样的文字，真所谓低投入高产出!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以平声字收尾，应是下联；那已经脱落的上联据说是“品节详明德行坚定”――这一条鲁四当然也做不到，但自我标榜与实际言行的反差不如下联那样巨大可笑，于是脱落下来的自然就是上联了。
四
对旧派知识分子的批评往往容易局限于思想政治这一层面，骂他们保守顽固，甚至反动，这些都比较常见；鲁迅的高超之处则是能够向着人格缺陷的深层去挖掘，而他杂文中发表的一些意见，则多有可与小说互相参证者。
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是一位讲理学的老监生。监生算是国子监的学生，其实并不去读书，也不是考进去的，无非是花些钱弄来的一种身份，有点像现在某些干部很喜欢在什么名牌大学当挂名的博士生一样。
鲁四老爷家并不算很阔，他的书房相当朴素；在祥林嫂被她婆婆劫走那天，鲁四婶自己做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但这位老爷的思想非常正统，同时也很庸俗。当祥林嫂第一次到他家来做女工时，鲁四老爷听说她是个寡妇就皱一皱眉，嫌她不吉利；但还是留用了，因为祥林嫂看上去“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后来祥林嫂的婆婆要带她回去，四老爷说：“既然是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绝对尊重封建的家族制度，而言下又颇有些觉得可惜――祥林嫂的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特别勤快、安分耐劳显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的女工可遇而不可求啊。当祥林嫂第二次到他家来做女工时，她已是再嫁过又再一次成了寡妇的双料不吉利，理学的教条之一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按说这祥林嫂是不能留用的；可是四老爷除了他的原则性以外，还有很大的灵活性，他再一次皱一皱眉，却又“不大反对”留用，只是暗中告诫四婶，不可让祥林嫂沾手祭祀，“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奇怪的是祥林嫂做的不干不净的饭菜，他们一家自己照吃不误――这无非是因为上次祥林嫂走后他们家雇佣的女工左右不如意，深感雇人之难。“反对”者，理学家应有之姿态也；“不大”者，实际的考量也；留用而只是不让祥林嫂介入祭祀者，追求心理平衡之虚伪也。
鲁迅后来在杂文中专门分析过正统派的虚伪，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的痛哭
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纵横，也
须检查他们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
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
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么想?
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
不相同。
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对于
神，宗教，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
“利用”?只要看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
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是摆出和内心两样的
架子来。(《华盖集・马上支日记》)
鲁迅认为他们乃是虚伪的两面人。鲁四老爷其实也正是如此，望之俨然，似乎是正经的卫道之士，而内心离他所标榜的“道”很远，无非很精明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家最后把祥林嫂赶出门，是因为祥林嫂精神日趋不济，记性很坏，“直是一个木偶人”，不能像以前那样干活了，与什么“伤风败俗”、“不干不净”全不相干。
小说对鲁四老爷的虚伪还有一处比较明显的描写，那是在祥林嫂死后，晚饭桌上，“我”想向四叔打听有关的情况，但没有敢开口，因为――
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
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
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
以“二气之良能”解释鬼神，见于《近思录》，此乃鲁四老爷案头常备之书，读是读了，口头上也可以谈谈，实际上并不相信的。
倒是下层老百姓“信仰度”更高些，相信什么就真正相信，付诸实践。柳妈迷信得很，言行一致，吃素，不杀生，笃信阎罗王要把再嫁过的女人一锯两半，所以力劝祥林嫂去捐门槛来解救自己。祥林嫂拼命攒钱，终于去捐了门槛，她自以为得救了，不料处境还是老样子，鲁家仍然不让她沾手祭祀，给了她致命的一击。
鲁迅早就说过：“人心必有所冯(凭)依，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他又说：“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后来的宗教观与早年不同了，但反对“伪士”仍然终身坚持，所以瞿秋自在《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中将“反虚伪”列为鲁迅的战斗精神之一。鲁迅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如《阿Q正传》中的赵秀才、假洋鬼子，《风波》中的赵七爷，《肥皂》中的四铭等等，无一不是“做戏的虚无党”，品质卑劣，言不顾行。
这样一种“做戏”的风气，在知识界至今未尝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