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经济分析的新起点上]站在新起点

　　经济学面临挑战――这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这些问题在以往的经济学当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更严峻的事实是，即使以往的经济学体系能适应当时的情况，那么，现在它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需要。经济学需要创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现行经济体制必须改革――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潮流。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产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既有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合，而达此目的，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就势在必行了。同时它要求新的经济理论必须将经济运行的考察分析放在首位，通过系统的、现实的考察分析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和发展趋向，正确地把握经济的内在规律，确定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否则生产率就无法提高，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在我国，迎接这种世界性经济改革和经济学革新的挑战的紧迫性更为突出，因为在理论界，长期没有摆脱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两大世界体系”和“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教条，经济学研究采取简单的叙述方法，从定义或原理出发，而不是从生产的社会形式出发，不是从生产－技术的基础出发，以教条规范经济。这无疑窒息了经济学的发展。这里，推荐一本厉以宁教授的新著《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它告诉人们，要分析现行经济问题，不仅要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整体感，而且必须站在新的高度，来把握世界潮流，不断吸收和概括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
　　
　　体制：进一步走向分权
　　
　　经济中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的比较，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有争论的问题。这场争论的根本着眼点，实际上就是有关一国宏观与微观经济如何协调的问题。宏观经济的管理，虽然具体地说包括保持充分就业，维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等多种目标，但归结起来，可以认为就是为了一个总的目标，即如何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增长。微观经济管理，虽然也包括在满足消费者多方面的、多种层次的需要的同时，使企业取得尽可能多的盈利，以及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等目标，但归结起来，也可以认为是为了一个目标，即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所以，一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具体反映为稳定宏观经济与提高经济效率这两大目标间的协调。经济研究中，有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的重要课题，正是试图找到一条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率，并依靠不断提高的经济效率来导致宏观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和增长的途径。关于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的利弊得失的争论，正是环绕着稳定宏观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以及两大目标之间的协调问题进行的。
　　在有关典型中央集权体制的研究中，人们公认，在这种体制下，消费者主权得不到尊重，企业缺乏压力和活力，从而不能使微观经济活跃；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宏观经济得到控制呢？厉教授指出，在这种体制下，“要使宏观经济得到控制，至少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出口，例如在必要时可以出口石油、天然气、黄金，或其它可以换取到硬通货的产品，以便从世界市场换取所需要的物资，应付国内供应的不足；二是应当容许农民保留一定的自有经济，农民的自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越大，就越有可能给经济以某种缓冲，从而也越有可能相对减轻城市所经受的需求方面的压力；三是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系统为前提，即地方分权力量较小，从而中央决策能够层层下达，被地方当局所执行。如果不具备这样三个条件，那么中央集权体制还能不能基本上控制宏观经济呢？看来是难以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的”。(第44―45页)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推广的加速，中央集权体制所承受的压力必将越来越大。在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要求将日益多样化，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将日益显著，这样，中央集权制就很难适应经济和技术进步的要求，更谈不到如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要。不仅如此，在这样的经济中，以消费品数量不足、质量较差、花色和品种单调作为代价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经济越发展，技术越进步，消费者就越不容易满足于消费受压抑的现状。这样，以牺牲消费者意愿和爱好为代价的宏观经济基本稳定状况必然越来越难以继续下去。
　　关于公有制下的分权体制的研究表明，这种体制一方面使企业有灵活性，能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却难以控制，不易稳定。这里，同样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在这种体制下，微观经济能真正活跃吗？厉教授指出：“也不一定。尤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公有制经济中，分权体制之下，既可能存在着类似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弊病(通货膨胀、失业)，但又不易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那样的较高经济效率。”(第46页)究其原因，可能是以下两点：一是由于分权后，中央权力缩小了，而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需要运用中央的权力进行较有力的宏观经济调节。这表明，宏观经济层次上系统的协调措施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是不可缺少的。二是在当前国际竞争加剧和技术迅速进步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越有可能承受世界市场波动所带来的压力，也越有可能享受到分权体制的好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公有制经济在这方面的条件是不够的，它们的经济本身比较脆弱，在世界市场不稳定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不适当的分权反而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基础工业薄弱或基础设施较差而引起技术革新速度缓慢、投资基金失控或消费基金失控而引起物价不稳等。
　　就公有制基础上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的体制而言，其最大优点被认为是：它给予企业动力和压力，使企业对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有积极性；同时，国家也能基本上控制全局，使消费与积累达到合理的比例，使国内主要产品的供求大体上协调。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集权与分权结合型体制的上述优越性，而且集权与分权结合型的试验已经在一些国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应当注意到，即使在那里，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只是起步，客观上不仅依然存在着未能解决的诸如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协调之类的老问题，而且又遇到了诸如劳动者收入增加和消费结构变化后企业如何适应市场动向之类的新问题，更有如何有效地应付各种“过渡性症状”的复杂问题，所以经济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就此止步。
　　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在经济改革已经开始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一轮新的经济改革又在酝酿之中。那么，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将循着什么方向进行呢？“总的趋势是经济必将进一步走向分权，以便使未来的经济体制成为一种更有活力的集权与分权结合型的体制。也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承认和发挥。很可能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因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即千百万劳动者的利益在推动着这一改革。这是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力量。”(第78页)
　　在新的一轮经济改革中，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将从政府主管部门获得更大的独立性，政府主管部门将允许这些企业生产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产品或提供任何劳务，并在计划外价格的制定方面有较大灵活性。这一继续走向分权的改革可以使各个企业找到更充分地利用资金、改革技术、降低成本的途径，它们在同国内企业或国外企业的合作方面，可以具有比过去更大的自主性。进而，为了真正解决好政企职责分开和企业的利益、责任、刺激、动力等问题，建立真正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可能会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普遍实行股份化、控股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司财团(企业财团)。这里所说的股份化，主要是公有者之间按股取利。当然，公有制经济中的职工入股方式也应当提倡，这既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也可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对控股制企业，先由股东大会来建立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来处理该企业的一切事务。这将有力地促进跨行业经营、战略性经营。“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一个钢铁厂，可能名义上仍是钢铁厂，实际上投资的范围远远超出了钢铁生产和经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财团，可能由此形成。”(第131页)作为一个公司财团，必然会有全盘考虑，比如说，西北石油的开发，就可以由公司财团出面搞，它注意到若干年后西北地区石油工业将兴起，就会考虑用一部分利润到西北投资。它可以跨部门、跨地区经营，自己内部可以取得一个平均利润。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西北的开发。
　　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中，很可能出现开放资金市场以适应需要的新形势。例如，容许银行在业务经营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容许建立新银行，包括地方银行、专业银行、或集资的金融机构，以形成金融业中的竞争格局；容许银行更灵活地对从事出口商品生产的企业发放贷款；容许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并容许它们贴现或转售，使赢利的企业把多余的资金投入其它行业、鼓励资金在国内各个经济领域中自由流动，甚至银行可以自创企业和以控股方式经营管理企业，形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银行的公司财团，甚至银行财团。
　　总之，“改革不可能就此止步，经济将不依人们的意志而继续走向分权。……如果说一个公有制经济的国家在摆脱中央集权制的束缚和走上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体制的道路之初，由于种种原因还保留较大的集权的比重的话，那么在新一轮的经济体制中，集权所占的比重一定会逐渐缩小，分权所占的比重则一定会逐渐增大，一直到更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止。”(第80页)至于集权与分权所占的比重的适度，则随各国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状况而异，不必过早地作出论断。
　　
　　目标：趋于现实化多元化
　　
　　当前，西方国家在经济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如何适应世界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新形势，以保持竞争的优势，解决庞大的失业问题，摆脱七十年代以来的“滞胀”局面。对此，传统理论显得软弱无力。所以，有关新的经济政策指导思想的研究很自然地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在这种研究中，不少西方学者注意到：政府在以往常常是从理想，原则出发来制定政策的，这实际上是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了，即认为政府有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能通过分析手段对客观存在的问题和政策施行的后果作出周密的考虑，并且假定政府在与公众相处的过程中成为完全主动的一方。这种理想化的情况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在政府把自己的行为理想化的同时，公众也在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未来进行估计，从而作了准备，对政府正在实行或将要实行的政策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以致于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就是说，现实的情况决不如政府所设想的那样完满。所以，新的经济政策必须从现实条件出发，“不把政府的干预措施理想化，而认为市场机制有一种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让本国经济自然地适应于供给和需求情况的变化，而政府至多只承担指导经济的任务，并且这种对经济的指导主要是放在长期规划方面，而不应当再象过去那样，用政府的短期的干预措施、特别是用‘相机抉择’的做法来阻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第157页)按照这一政策主张，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经济中现实地存在的“政策效力递减”趋势，从而应当强调市场经济原则。放弃对那些看来无法实现、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的追求，放弃对大企业的过分的扶植，放弃对若干传统部门实行补贴的做法，放弃权力的集中，放弃国有化，转而采取一系列相反的措施，如扩大分权，执行非国有化政策、鼓励小企业、鼓励竞争等等。这样，现实原则、市场经济原则、分权原则、小型化原则等等也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无疑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而且，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正在于使理论本身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缩小，找到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之所在，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成为一门真正有用的学科。
　　目标的现实性原则和决策方式的现实性原则一经确立，那么自然地要求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现实的关系，这就是要求以适应性原则来代替传统的激励原则和强制原则。这里所说的适应关系，通常是指如何使主体与客体协调一致，如何使客体感到自己与主体是不可分的，并使主体感到自己与客体也是不可分的。这种“视为一体”就是充分的、完整意义上的适应。为什么如此强调适用性原则呢？第一，政策作用的对象，是公众，是现实的人，而不是理想的人，他们按现实原则行事。第二，经济政策主要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但人们的活动不仅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以外的许多活动同样对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影响，而经济政策对这些活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并不按照通常的经济规律办事。第三，现实社会中，公众往往是社会经济平衡中的一个重要的、有份量的砝码，它加到哪一边，就能打破旧的平衡，形成新的平衡。它能对政府施加压力，甚至能对社会上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起着约束作用。所以，如果能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工会与政府之间、工人与企业之间真正建立起彼此适应的关系，即让一方感觉到与自己打交道的另一方并不是彼此格格不入的，感到对方的目标就是自己这一方的目标，就能有效地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实性原则一经确立，人们发现，那种假定一项目标可以同其它目标分开而单独实现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假定只集中实现一项目标就可以使国民经济好转的想法，也没有现实意义，这方面的教训不胜枚举。因此，必须既注意某一项目标而又不忽视其它目标，才有可能稳定宏观经济，即，至少应同时考虑充分就业、没有通货膨胀、经济的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但问题并非到此为止，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只是为了增长，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和谐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的切实改善。所以必须考虑社会发展目标。当然，随着目标的多元化，各种目标间的协调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彼此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进一步的考察告诉人们，这些矛盾的焦点，乃是资源配置(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配置)，这个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利用国民收入的较大份额来发展社会文化生活，发展教育、科学、卫生、福利事业等。总之，资源配置越是趋向于合理，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实现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也就越有可能得以缓和。
　　
　　人：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
　　
　　经济学应该努力研究如何增加物质财富(即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的问题，但绝不应仅限于此，经济学更应当研究如何利用人们创造出来的财富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研究物质财富增加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者而言，这就是说，应当研究如何关心劳动者和培养劳动者，使他们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只要一谈到社会福利，一谈到关心人、尊重人、培养人，就被认为是宣传了资产阶级的观点，似乎对“人”的研究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从而，有关生产目的的讨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消失了。不仅实际的生活质量不曾被经济学的研究者们所重视，甚至连名义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引起过注意。实际上，在过去那种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流行的是一种与提高生活质量相反的观点，而不去想想：难道“饿不死人”就是福利的含义吗？人们能有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消费品就行了吗？劳动者的生活只要同解放前吃糠咽菜的日子回忆对比就理应满足了吗？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发展到极端，就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不少违背人民利益、革命利益的勾当，正是“以人民的名义”或“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以人民的名义”向劳动者宣传禁欲和要求他们在生活上一再克制的人，总那么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以革命的名义”大肆挥霍国家财产的人，总那么心安理得，处之泰然。你们吃苦，是为了“人民利益”；他恣意享受，也是为了“人民利益”。为了把这一切说成是合理的，愚民政策显然不可缺少。我们难道不应彻底抛弃这种意识形态吗？
　　在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中，区分名义的生活质量和实际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社会中，只有那些真正能被广大居民利用的公共设施才能列入提高生活质量的设施之中。”(第313页)当不少城市由于公共浴室的严重不足而居民无法洗澡的时候，附设浴室的高级宾馆客房再多，也不等于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当市民们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透不过气来的时候，街道上跑的进口豪华轿车再多，也不等于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当广大农村(甚至城市)中的自学者买不到、借不到所希望读的书籍、书店中却不断堆积那些销售不出去的书籍的时候，难道能单凭书籍印刷数量的增长率来说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吗？这就使我们进一步懂得，就“体制”、“目标”、“人”这三个层次的研究来说，“人”的确是最高层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只有提到“人”这个层次来考察时，才能最终阐明问题的实质。
　　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人”，不应是抽象的“人”，理想的“人”，而应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有自己的打算，自己的抱负，自己的喜怒哀乐的人。他在同别人接触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关系，要受到社会中习惯形成的或其它成文的规定的约束。他善于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随时修正自己的行动步骤，甚至也会改变自己的主意。他要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听从别人的劝说，他也会影响别人，向别人劝说。特别地，他的情绪可能是有波动的，他的思想方式也不一定就是固定不变的。他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人’，而经济学要研究、分析的对象不仅是无数个这样的人，而且是由他们组成的一个群体。”(第332页)“社会的人”的动机并不是单一的利益动机，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与经济学家惯常的看法不一致，因此，在经济学中本来不予注意的问题可能会变得重要起来，而本来认为相当重要的问题却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和城乡差别问题，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例子。前者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后者也许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关于“人”的研究，无法回避“公平原则、收入分配和利益协调”这一难题，它既是经济理论中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点之一。在此，由于各人价值判断的差异，很难取得公认的进展，但下面的结论是清楚的：“在人人都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而人人又都需要对方提供生产要素或利用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经济中，如果不让所有的人有同等的参预经济活动的机会，不让他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相较量，那就没有公平可言。”当然“主观条件不一样的人(如各人的家庭背景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等)，在这场较量中实际上并未处于同等的地位。但如果不让他们有参加较量或被挑选的机会，岂不是更不公平吗？其实，这一点应当说是有深刻含义的，只要社会上存在着商品关系，人与人处于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即使公平原则不能与机会均等化简单地划上等号，难道人人有同等的机会不比只让一部分人有这种机会更接近于公平吗？”(第354―355页)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在经济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即在研究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目标之上，还存在着一个对人的研究领域。如果说在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目标这些层次上已经不能回避人的问题，不能不涉及经济学中的伦理原则的话，那么在这个更高的层次上，几乎所要探讨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经济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相结合的问题。这样也就十分自然地出现了建立一种“伦理经济学”的需要。应当指出，那种否定对“人”的研究的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相违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把人理解为社会的人、实践的人；并指出，经济规律，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规律。“人是社会的主人，研究经济学，不能离开对人的研究，从而也不能离开对经济学中的伦理原则的研究。”(第378页)
　　
　　读《体制・目标・人》一书，使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敢于对社会负责的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理论勇气和使命感。历史经验表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要冒风险的，是需要勇气的，甚至宣传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需要冒风险，需要勇气。因为这里必然要冲击陈旧的观念，僵化的教条，必然要议论现行政策，指出其副作用和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但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应该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是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着想，在追求科学的真理。
　　《体制・目标・人》一书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示了东西方当代主要经济思潮，并且以真正的科学态度来把握它们，批判地吸收它们。特别是对西方当代经济思潮，作者并不是以简单地宣布对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来表明其错误，而是认真考察，看其是否对当代西方经济运行现实有阐释和指导的作用，并通过分析这些学说和政策主张所依据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上存在，来说明是否能够，何种程度、何种范围上能够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书中对希克斯宏微观经济协调理论的精辟分析，就是典型的一例(见第61―72页)。这种分析方法，无疑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才能真正做到“不断地吸收和概括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胡耀邦同志访英讲话，见《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二日)。
　　由于《体制・目标・人》一书是以厉教授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所作《当前经济学的动向》系列报告为基础写成的，且涉及范围如此广阔，所以在许多方面仍带有专题报告的风格，体系和结构上不那么严谨。但笔者在此想借用厉以宁教授在评论凯恩斯《通论》时所说的一段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一部理论著作能够再严谨一些，当然更好，“但要做到无懈可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问题不在于早一年出版还是晚一年出版，而在于一种新体系，……不可能要求它刚出现时就论证得那样周密，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推敲。只要代表着这种新体系的奠基之作能够站在新的高度，有新的构思，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开拓新的研究途径，能够给人们以启发，使人们透过它而看到经济学的进一步演变、发展的前景，那就够了。”(厉以宁：《凯恩斯五十年》，刊于《科技导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笔者相信，《体制・目标・人》一书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一版，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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