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绣的历史渊源(下):湘绣的历史

　　五、湘绣业的兴衰与发展历程 　　 　　从开设第一家湘绣绣庄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1898－1926) 　　湘绣行业自从1898年在长沙出现第一家绣庄――吴彩霞绣坊起，直到今天，虽然以前有过几次较大的兴衰变化，但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它是比较稳定地向前发展的。在这一时期，长沙市的绣庄由两家发展到二十六家，绣工人数由五百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全年产品由大约一千件发展到两万件左右，全业产值最高达到八十多万银元。辛亥革命之后，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火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侵略的间隙中，我国一般民族工商业曾得到较大的发展，湘绣业也就相应地获得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虽然卷土重来，但由于湘绣具有手工艺的特点，得以逃过帝国主义的魔掌，继续向前发展。同时，由于湘绣本身工艺技术的提高，在几次参加国际性展出(如在我国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在日本举行的“大众博览会”，在法国举行的“里昂赛会”和巴拿马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等，都曾有湘绣的展出)时，得到中外观众的好评，使湘绣业得以在国内外市场上逐步扩展其销路。如在参加里昂赛会时，由于所展出的产品已能成功地运用“劈丝细绣”的方法，使观众对于我国刺绣艺术的高超技艺感到惊奇，而被誉为“神手”。通过这次赛会，给湘绣业带来成批的订货，其中包括绣制大批巴黎舞衣、舞鞋、蝉衫等。此后就有若干国家的商人来长沙绣庄订货或选购绣品。当时定购数量较多的有英国海军用的青印度绸围巾和日本上层阶级用的腰带。
　　辛亥革命以前，湘绣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其中第一种大顾客是清朝皇室贵族及高级官僚。
　　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自当时执政的慈禧太后本人起，所有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都过着日益骄奢淫逸的生活，各种绣品成了他们附庸风雅、粉饰太平的消遣之一。到湘绣出现的时候，它更为一般上层阶级所欣赏。据说，吴彩霞绣坊初开时，还只是销售一些日用小品，后来逐渐转向以刺绣名人字画作为绣稿的屏联。以适应上层阶级的需要。这些官僚们还常以厚利来刺激绣庄生产高级欣赏品。如李鸿章派人到长沙定购绣品，只求精致美观，不计价钱，其中一套小孩穿的绣衣，就花了几百两银子。当时一些皇室贵族和封建官僚。为了谄上媚外和勾结、拉拢朝廷权贵，还不惜采取重价垄断的手段来搜罗湘绣。关于这类事例，在绣业界的老人中，还有如下一些传说：
　　1903年冬，湖南巡抚赵尔巽接到美驻北京使馆转来美国政府的电报，托他代为采购湘绣，电文中有“须办多粒粒之珠者”一语。他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便派人到锦云绣馆询问，知道是指“结子花”，因为美国人曾向该庄购买过这种绣品。但其时市面缺货，赵尔巽就从多方面查访，连典当铺、估衣店的旧绣品，也以高价搜购一空。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时，为了孝敬慈禧和英国内阁显要，特地派一位“鉴别专家”，以高出市价一倍的价钱，在锦云绣馆定绣了大批以钟鼎图案、秦汉碑帖和赵(子昂)马、郑(板桥)竹等字画作为绣稿的绣品。不久，端方被调离湖南，还搜罗了大量湘绣遍赠北京的王公大臣和外国官员。
　　这一时期，湘绣庄的第二种大顾客是一般封建地主。据说每年秋后来长沙采购湘绣堂彩、椅垫、帐帘、门帘的，以湘西一带的地主为最多。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并未动摇，因而湘绣业仍能以封建地主和新兴的军阀官僚为主要销售对象，继续发展下去。据《实业部月刊》二卷六期“全国手工艺特产品调查”一文中记载：“湘绣风行一时，厥在汤�铭、张敬尧、吴佩孚等人在湘时代……张敬尧喜于旗上绣相，每届大操，以数十面绣旗列队而出；吴佩孚在湘，当其寿诞时，僚属贺仪十之八九皆绣品。”又据绣业界人士说，某年张敬尧生日，他示意手下发动湖南各机关团体普遍赠送“万民伞”。于是各绣庄日夜赶工，价钱也就随口乱喊。有一次吴佩孚做寿。单是锦华丽绣庄一家，就承绣了四十八堂椅披、屏风。
　　湘绣业在这种社会政治条件下，生产和业务规模都以很快的速度向前扩展。吴彩霞绣坊由一个小小的门面，资金仅约三千银元左右。十余年间成为绣业界的巨擘，资金积累到二万银元，在直隶(今河北)等十八个省份设有分庄或派驻庄客。梁玉霞绣庄也由一个小小的铺面，业务扩展到国内和国外，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四个大城市都设有分庄；锦云绣馆由原来的三千元资本积累到两万多元；其他大小绣庄，也同样在这一时期积累了相当多的资金。据各方估算，在1926年时，全业资金约在三十多万至四十万银元之间。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前(1926－1937)
　　1926年7月，北伐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在这次猛烈的革命风暴下，原来作为湘绣业大顾客的直系军阀覆灭了，一般封建地主也受到了革命势力的沉重打击，暂时敛迹藏形；同时，革命运动还动摇和改变了若干不合理的风俗习惯，使湘绣业的一部分产品，如庙宇神袍、僧道法衣、喜庆桌围等大大减少了销路。但因大革命的失败，民众处在贫困之中，使湘绣业又不可能生产出为广大群众所需要的产品，以致当时出现了三十年来第一次的衰落现象。
　　湘绣业在一度衰落和萧条的状态下维持了好几年以后。在1933至1937年问，因国民党政权和它的经济获得暂时的稳定，又出现了湘绣业历史上号称“全盛”的时期。主要表现在绣庄的增多。在这几年中，新开设的绣庄共有16家，而闭歇的只有4家。这时长沙市的绣庄达40家，加上常德、衡阳的5家。全省共有绣庄45家。其次，还表现在绣工人数的增多、产品数量和产值的增长以及资金积累的增长。在这个时期，长沙市及其附近的绣工人数约达15000人，绣品的年产量增加到37件以上，产值120余万元，行业的资金累积达50多万银元。其中如广华绣庄，在1917年初开办仅有资金2000多两银元，至1933年增加为10000多银元，1937年又增加为40000多银元。又如锦云绣馆，最初也只有资金3000银元，这时除积累于本企业的60000余银元外，还把大量盈利运用于购建房屋和向绸布业投资，其数额共达13万余元。从各方面估算。这一时期行业资金的积累，比前一阶段(1926年前)约大一倍至一倍半。但由于资本家获得巨额利润后，兼营其他工商业或购置田产、房屋，因此，实际运用在绣业生产经营上的资金数额，比前一阶段增加得并不多。
　　促成湘绣业在这个时期出现“全盛”景象。有许多复杂因素，其中湘绣工艺水平的提高是维系这个行业使之在经历了一度衰落之后又能继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在本阶段初期营业衰落的时候，虽然绣庄免不了有些粗制滥造，但优秀的绣工和画师仍能保持和继续提高他们的工艺水平，使湘绣得以展示它的特殊艺术风格和艺术价值，为这个萧条了几年的行业重新开辟市场。这一时期，各绣庄曾挑选了一批优秀的湘绣产品，参加四省(湖南、广东、湖北、江西)展览会。 通过这次展览，获得了来自各方面的成千上万观众的赞美和重视。他们后来就成了湘绣在各个地区的义务宣传员，使外省销路得以大为扩展。由于外省销路的扩展，推动湘绣业在国内许多城市如上海、天津、重庆、昆明等地设立了分庄。
　　1935年，湘绣参加了美国芝加哥百年纪念博览会；在这前后，又参加了南洋、澳洲等地的国际展出，进一步在世界各国留下了广泛深刻的印象。在芝加哥博览会上，湘绣展品曾获得“誉满全球”的好评。接着就有很多外国商人直接写信来要求寄阅产品样本和价目单，并询问订货手续。1936年英国爱德华八世登位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在长沙中美一绣庄定制了大批绣品，送赠英王，更使湘绣直接在伦敦享有盛誉，引起了英国商人及欧洲其他国家商人的兴趣。梁玉霞绣庄在每年圣诞节前，总要赶制一批绣品，运交南京礼和洋行买办韩某转运德国。上海的外国资本家，很多在当地绣庄直接购买湘绣，如著名的犹太富商哈同家族就是中美一绣庄一个经常的大顾客。这时，国外销售量约占湘绣全部销售量的三分之一。
　　这个时期促使湘绣销路扩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市场需求的剧烈变化。由于市场需求的剧烈变化，推动绣庄扩大了生活用品的生产。除了屏联、堂彩等大件和字画碑帖之类外。逐渐较多地出产被面、枕头、台布、椅垫和小孩涎围等绣品，适应了省内外一般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富裕农民的需要。从当时从事粗细绣两类绣作的绣工人数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变化。在15000多名绣工中，从事细绣的约8000多人，专绣粗品的约7000人。
　　当时湘绣业的“繁荣”景况，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因为1935年前后，正是国民党统治区日益殖民地化、民族工商业日益衰落的年代。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资本和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正在日益地垄断着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湘绣业的民族资本家是在一个很小的隙缝中求得暂时的幸存和发展的。同时，我国农村破产，农村妇女和城市贫民以刺绣来维持生活的日益增多，也给湘绣业提供了扩大生产的劳动力的来源。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军阀官僚代替了北洋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在敛�了一个时期之后，又大摇大摆地恢复了昔日的封建剥削生活，这两种人就成了当时湘绣业在国内的主要顾客。他们见货就买，不管好坏。各绣庄的出品，经常供不应求，有时连壁上挂的样品也被人买去。有一次，广华绣庄运一批绣品到四川去售，中途被雨水淋湿了，但还是被当地军阀全部买去。上海各湘绣庄的顾客，除了外国资本家、洋行买办外，大都是国民党军阀官僚、大地主和富商巨贾。湘绣业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和畸形的情况下，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夕(1937－1949)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湘绣业的经营又转向惨淡。特别是在“文夕大火”中，湘绣业所受损失很大，几乎所有绣庄连同其所保存的绣品、画稿等都被烧光。仅锦华丽一家就烧掉了三个大房间的画稿和版本，使湘绣艺人几十年的心血，都被付之一炬。曾经是湘绣业中历史创办最早的湖南第二绣庄――锦云绣馆，就是因为遭到这次损失而倒闭的。
　　大火后不久，有些绣庄在废墟上搭起棚子，写个红纸招牌。临时做点生意，但由于原料缺乏。画稿无存，因而出品十分拙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长沙湘绣界又纷纷在瓦砾堆中复业。到1940年，约有大小绣庄十余家，其中以万源、广华、中美一业务规模较大。在衡阳、桂林、昆明、重庆等地设有分庄。
　　1944年长沙沦陷后，大部分绣庄都歇了业，其中一部分迁到衡阳，若干大户如广华、湘源丽、大华等，则迁往柳州、桂林开业，只有极少数绣庄还留在市内。在此期间，全国人民备受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生活十分贫困，即使是中户之家，也朝不保夕，一般不再购用湘绣这类工艺美术品；国外市场也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因而销量大减。同时，绣工因避难而远徙各方，或因刺绣工资不能糊口，纷纷另谋出路；再加上原料来源困难，以致产量减少。据说，一部分在外埠开业的绣庄，也大都只是清洗存货而已。
　　湖南湘绣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极度衰落，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两年(1946－1947)，才再度恢复了它的繁荣景象。这时，长沙市的绣庄，又增加到了36家，绣工人数也恢复到15000人左右，每年出品约3万余件。
　　使湘绣业再度出现“繁荣”景象的因素之一。是在战后复原的情况下工商界本身所造成的市场需要。这时，各行各业的资本家纷纷复业，为了彼此表示庆贺和装饰门面，相率以湘绣一类的工艺美术品互相酬赠；同时，资本家为了筹措资金，还纷纷以请酒席、送绣品等方式来结交银行，为借款作进身之阶。因此，湘绣产品得以畅销一时。刺绣用的缎子没有了，就以糊灯笼用的薄绸代替；市面玻璃缺乏，无法配置镜框，便将绣品裱一下悬挂起来。
　　除了工商界本身和社会上一般酬赠所需外，许多华侨战后回国省亲，往往也要带些湘绣回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湘绣的产销。但在这一时期，各家绣庄所承接的大顾客，还是帝国主义的驻军、国民党的军阀官僚、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在长沙市。自省主席王东原以下的文武高级官员。都向绣庄定制或采购湘绣赠送南京国民党的显要。有位熟悉湘绣业情况的人士回忆：当时，湘绣的外省销路最旺，过去本省、外省、国外销量约各占三分之一，这时外省销量占居一半。从昆明等地来长沙批购的掮客，他们奔到绣庄，不选货色，不计价钱，只叫随来的伙计清点一下件数，便付了价款，急急忙忙地把绣品带上火车或飞机，以便回到昆明等地售给美军的官员，其中一部分则由昆明转销外国。
　　这时，全业年产量虽然恢复到了3万件左右，但一般都是质量低劣的出品。绣工人数虽然恢复到了15000左右，但老绣工人数大为减少，许多参加加工代绣的，都是老绣工新带的徒弟。她们中间，有的还只十二三岁的孩子(帮师傅绣叶子)，有的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学破线和绣叶子)。在绣业资本家粗制滥造的情况下，人们走遍长沙市，很难找到一幅比较像样的作品。
　　据许多老年画师沉痛地回忆，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因为绣庄采用了流动计件作画制度，画工被撵出了绣坊，生活失去了保障，不能不听任绣庄老板的摆布，画出一些与自己意愿相违的低劣画稿。绣工劳动所得的代价，连个人的最低生活也维持不了，因而就谈不上钻研和提高技术了。
　　正当市场上出现着一片虚假繁荣的时候，内战暴发使经济迅速崩溃，一部分绣庄随着通货恶性膨胀而倒闭了。继续挣扎的绣庄，营业几乎陷于停顿。1949年4、5月间，一些粗绣小户，背了绣品在马路边摆地摊，贱价相卖。当时粗绣布枕头只卖两角钱一个，人造丝粗绣被面只卖两元一条。营业之坏，迭于极点。这时，全业从业人员有80％以上失业，老画师只剩9个人。长沙城乡绣工只剩下1200多人。一部分在业的职工也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曾经誉满全球的湘绣，几乎到了人亡艺绝的地步。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1949－2008)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各行业都处在百废待兴的恢复时期。湘绣也和其他民间工艺美术一样，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扶持。1950年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正式接办长沙锦华绣庄，后改为地方国营红星湘绣厂，为了扩充技艺队伍，长沙市党政领导亲自登门拜访，请来一些老画师和老绣工，如杨应修、邵一萍、李凯云、李云青、刘芳、喻莘农、廖家惠、余振辉等带徒传艺，并培养徒弟，如陈淑云、叶秀丹、孔仁和、邵春林等画师。湘绣著名刺绣艺人廖家惠也来到了红星湘绣厂。1953年，她主绣的《伟大的会见》绣品，是巨幅湘绣肖像，为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晤，长约4米，高约1.6米，在莫斯科展出时，苏联观众写下了深情的感言：“可爱的人民，奇异的手，绝妙的作品”，为祖国和湘绣赢得了荣誉。以后她陆续培养了200多名绣工。他(她)们为湘绣技艺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资料记载：当时湘绣年产量，以1950年为基础。在1951年和1952年产值上增加0.5倍，1953年增加3.5倍，1954年增加9.5倍，1955年增加到14.5倍，在销售方面基本上供不应求。因此，绣工人数也大大地增加了。根据1955年底的统计。长沙市、长沙县和望城县共有绣工26000多人。其中分布在长沙市内及郊区的有4900多人，分布在长沙县103个乡的有11800多人。分布在望城县61个乡的有9000多人。此外，衡阳有绣工1000多人，宁乡、湘潭也有少数。宁乡县朱石桥在清末时曾有许多绣工，到新中国建立初当地已失传，只有20多个绣工在长沙市内偶尔接货做。新中国成立后，湘绣的销售对象的改变，成为了产销激增的主要因素：①由于人民日常生活、各种喜庆场合、文娱、戏剧方面的需要，如被面、枕套之类，绝大部分畅销农村；②畅销全国各大、中城市，尤其是东北和西北，如各种缎料的肖像、装饰品、实用品；③各人民团体馈赠人民解放军或志愿军立功的英雄们、劳动模范们的珍贵礼品；④湘绣主要出口苏联及东欧国家。
　　1956年，湖南省成立了湘绣生产合作联合社，下面分设了长沙市、长沙县、望城县三个联合社。县、市联合社还分别成立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小组。同年6月，成立了长沙县手工业联社湘绣厂(长沙县湘绣厂)。这使分散的个体生产逐渐改变为集体生产，为适应国家的需要，保证了生产的计划性。这是将民间工艺美术纳入计划经济模式的开始。
　　1957年8月，湖南省组织了17名工艺美术著名艺人，出席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湘绣行业有杨应修、李凯云、左宗芳等，朱德副主席在会上讲话并题词，勉励老艺人带更多的徒弟，把传统工艺美术事业传承下去。1961年11月，成立了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专门设立了刺绣研究工作室，收集、挖掘、整理民间刺绣的针法，并绣制几十幅针法的图解样品，同年整理编辑出《湘绣的针法》一书，以便湘绣的传承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以著名湘绣老艺人余振辉为主，总结、完善了湘绣独有的�毛针法，使表现狮、虎题材的湘绣作品成为中国刺绣史的著名品牌；同时，湖南省湘绣厂成立了刺绣研究小组，以著名湘绣艺人周金秀为主，从事双面绣针法的研究，为80年代湘绣双面全异绣的开发打下了良好的技艺基础。
　　这一时期(1949－1965)，国内社会从整治到较为安定的经济恢复发展期，湘绣业的结构完全是以一家国营(湖南省湘绣厂)，数家集体如长沙县湘绣厂、望城湘绣厂、湘潭湘绣厂、衡阳市湘绣厂，还有后来的常德市湘绣厂。产品结构以中国画为主的花鸟条屏，狮、虎、山水题材的挂屏和少量的人物题材作品。日用品代表性的以画师李凯云创作的湘绣品牌“五百被面”；县、市厂的生产以服装、台布、被面、床罩、枕套等为主。同时，在1965年杨应修画师创作的湘绣《墨竹通景屏》、《墨梅》首次陈列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1966年湘绣巨幅人物绣屏《当代英雄》陈列人民大会堂。湘绣产品的销售主要以城乡市场为主。由于对外政治时局的变化，到1960年后，80％的湘绣对苏联出口贸易中断；国内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后，又于1966年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使湘绣一度转为困境。
　　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社会动荡，前五年湘绣处于半停顿时期，如停产闹革命、派性斗争等，致使1967年8月23日晚7时，位于长沙市中心湖南著名的湘绣大楼“火烧事件”发生，湖南省湘绣厂数十年珍贵的资料被毁和丢失。一批画师下放劳动，或到革命纪念地、陈列馆创作革命题材的作品。有些产品被加以“封、资、修”和“才子佳人”的罪名，视为“四旧”而停产。产品没有创稿，外销完全停止。到“文革”中的1969年，企业产值仅为35万多元，是1959年的3％，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最底水平。1972年(后五年)，著名画师杨应修等陆续回到省湘绣厂，同时招进一大批知识青年充实画师和绣工，使湘绣业得到振兴和发展。1977年后从“拨乱反正”到进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78年举办了我国工艺美术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当时的中央领导华国峰同志为展览题词：“发展我国的工艺美术”。1979年国家命名和授予首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从而迎来77艺美术的春天，同样湘绣业亦时逢鼎盛时期的开始。
　　1972年到1992年的二十年间，是湘绣业的鼎盛时期。1978年在湖南省湘绣厂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南省湘绣研究所，职工达500多人，专业画师33人，其中美术院校分配进厂的15人，厂里师传的18人。著名艺人周金秀、刘爱云精心指导，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绣工。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湘绣经典作品，如单面绣的�毛针《狮虎》、《韶山全景》，双面全异绣的《望月》、《杨贵妃》，大型双面绣《洞庭情趣》等。湘绣原创作品和相当成熟的技艺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
　　湘绣在这一时期，不但巩固和提高原有技艺力量，而且为长沙地区的传统刺绣培育了加工基地，还拓展了其他地区的刺绣基地建设。如湖南省湘绣研究所以扶贫的形式，派专门技艺人员，开创了湘西北地区的桑植、泸溪刺绣基地，培训绣工2000多人。长沙市湘绣总厂派专人到汨罗、慈利建立刺绣的加工点，培训绣工近3000人。这些均提高了湘绣的生产能力，并传承湘绣技艺。
　　1980年，湘绣全行业生产总值突破1000万元，生产形势年年好转，各项研究工作开始进行。1985年，成立了湖南省工艺美术学会刺绣专业委员会，举办了湘绣行业的首次质检人员培训班。1986年，省经委下达《湘绣传统技艺的挖掘应用研究》科研课题，经过课题组三年的努力完成了：①传统民间绣品的收集整理，为研究湘绣技艺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②湘绣艺人从艺传略，他们的从艺经历是湘绣历史 的缩影；③传统名牌产品绣艺总结，对湘绣传统名牌狮虎、孔雀的刺绣过程和步骤，分别拍摄了4套共98张幻灯片，分别配了解说词，并运用它培训新刺绣工人40名。④挖掘传统针法，进行合理运用与创新，利用传统的装饰性针法，研究创作了如《唐人打马球》等一批大型经典绣品；⑤编写出版《湘绣史话》一书。该研究课题编辑出版了三期《湘绣研究》专刊，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湘绣史上学术研究和应用结合的成功实践。
　　1986年至1989年，国家分别派出著名湘绣艺人周金秀、刘爱云等赴非洲津巴布韦讲学并传授刺绣技艺，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国际友谊。
　　1979、1989、1993年与1996年国家轻工业部分别授予杨应修、李凯云、黄淬峰、周金秀、刘爱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极大地提高了工艺美术技艺人员的社会地位。
　　1996年立项，湖南省人民政府陆续拔出870万元，1999年9月16日“湖南湘绣博物馆”开馆并对外开放。
　　1995后，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深入发展，计划经济下集体所有制的传统手工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时长沙县湘绣厂、望城县湘绣厂相继宣告破产。长沙市湘绣总厂、长沙县沙坪湘绣厂也随着转产或改制。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从原单位出来的技艺人员逐渐开办了私营绣庄，如苑真绣坊、湘女绣庄、再红绣庄、手牌湘绣厂及一大批湘绣销售门店。到2006年，仅维持国营的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在国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下，也将加速改制的步伐。
　　湘绣业在近二十年的辉煌、鼎盛时期后，进入深入、全面的调整时期。从我国古代和国外手工艺术发展过程中。我们应看到，湘绣应是传统的特种手工艺，是卓越艺术和高超技术的完美结合，无论是古代和现代社会都不适应规模化的追求大而全的生产方式。从当今日本所有的传统手工艺(如“西库织”)，到现代美国手工艺的“专家作坊制”实践中，都充分证明它的特殊性。随着经济全球化及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将有欣赏和购买能力，逐渐进入高消费时代，高附加值的湘绣精品肯定会受到人们的青睐。这一调整时期，湘绣从业人员应重视艺术作品的原创性，反对模仿抄袭，尊重艺术创作的知识产权，湘绣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只有保护、传承、发展湘绣技艺，协调、规范湘绣业的经营管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湘绣业才能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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