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与英雄：抗战前后历史教育中的英雄人物教学观

时间：2020-04-10 05:23:0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提要抗战前后时人历史教育观念中，人物教学尤其是英雄、伟人的教学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反映出历史教育思想的演变。时人的历史教育观经历了从“人的退隐”到强调英雄人物的教学，以加强精神训练、促进国民团结，并形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历史人物教材教学观。英雄人物的道德训诫作用所体现的道德规范和普遍的意志权威，表明抗战时期某种合法形式的信念即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个人与群体是历史之重要主体，其重要性和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党派的历史教育中各有偏向和侧重。在战争时期英雄、模范人物是最便捷、最有号召力的民族文化符号，英雄叙事被社会各界强调并服务于抗战动员。

关键词抗战历史教育人物教学英雄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3-0119-10

历史人物是构成历史的灵魂，在历史教育中人物教学占有重要地位。民国初期因种种原因，历史教育中的人物教学不断弱化，以致时人一度认为历史教育失去“精神的教训”作用，历史也不复为“民族灵魂的课目”。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历史教育作为孕育国人民族精神和培养爱国观念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被社会各界所强调。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将史地教育视为“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蒋中正：《革命的教育》，《中央周刊》1938年第13期。历史教育也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由此，人物教学尤其是民族英雄和伟人的教学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历史教育主张的重要内容。对抗战前后历史教育中英雄人物退隐与回归过程的梳理尤有必要，且学界尚未见专门著述。相关的研究有左玉河：《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其中对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有较为详尽阐述;黄兴涛：《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为视角》，《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等等。本文旨在梳理和分析时人历史人物教学观之演变及其成因，以观照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演变。本文所指称的“历史教育”更偏向于历史教育思想或主张且采用包含社会教育的广义概念。

一、“人的隐退”：抗战前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历史教育中人的隐退缘于“新史学”的兴起，后者主张弃“君史”重“民史”。“民史”代替“君史”反映出史学发展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如时人观察“吾国有清以前，皆君主政体，一切现象，自不能出其范围……及近代，君权衰退，民治大兴，故史重社会，尽改旧观。时代递变，思想斯异，此自然之趋势，非人力所能为。”姚公书：《论历史教育之重要》，《江苏学生》1937年第3期。以往历史教育中的人物教学聚焦于帝王将相，进入民国后民治大兴，“新史学”提倡以整体的社会取代具体的人作为历史教育的重点。

“新史学”与旧史学在史学的主体及其作用的观点上也存在冲突。“新史学”主张“摈弃名人传记及英雄主义的崇拜，他们的观点认为个人是不足以推动全社会，社会才可以支配个人”。而旧史学认为“伟大的人物与整个的社会的表现是相互对映的”。新旧史学家在教学观点上主张不一，意见纷歧，使得“一般教材的标准就无所適从”。尹炎农：《非常时期之历史教材的商讨》，《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新史学”提出将“人类社会”作为史学主体，史学之目的在于探讨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英雄个体、历史人物的作用被抑制和弱化。历史人物在精神训练中的榜样作用也不再被重视，“从前的历史，大半为做文章取材料，或做事情取榜样，故史的内容，在热闹丰富。现在完全为认识人生，认识人类社会，所以史的内容，不在平铺直叙许多史事，而在忠实诚信指出人类社会进化之迹。”胡哲敷：《历史学科在教育上的价值》，《中华教育界》1932年第10期。

人物教学中“群”概念的确立取代名人传记和英雄主义。梁启超等在推进“群”概念传播方面不遗余力，“合群”“群觉”“群力”等成为20世纪初知识分子言说的重要词汇。“五四”时期“群体”内涵注重促进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以形成整体的团结和觉醒。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群”的概念则侧重于“养成或促进群体之成功与发展”。如常乃惪认为“历史最大的功用还是在群的方面，尤其是在建设群体意识的方面，历史有唯一的功用”。常乃惪：《教育观点上的历史学科》，《中华教育界》1930年第2期。他所指的建设群体意识即培养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历史教育观念中出现人的退隐的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学人提出以文化史取代政治史的历史教育主张。1922年梁启超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会议上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一案，主张以文化史代政治史。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史地丛刊》（北京）1923年第2、3期。文化史或专题史的编纂方式有利于突破朝代、政治史的叙史方法，是“君史”走向“民史”的重要途径。赵玉森在其《新著本国史》中以文化发展为历史线索，其“划分时代，也从文化上划分”，将中国古史分为文化发育时代、文化推衍时代和中西文化融洽时代，提出“撰历史人的眼光，趋重在文化两个字”。赵玉森著，李石岑、陈铎校订：《新著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页。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打破朝代的、国界的旧习，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傅运森编辑，朱经农等校订：《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编辑大意”，商务印书馆，1923年。在课程上，小学设乡土科或社会科，而无历史一门。中学阶段初中虽有历史，但在高中必修科只教文化史。中学历史教育由注重系统性和全面性的通史教学转变为注重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整体演变的专史教学。“中学历史教科书大多把政治史民族史分量损之又损，专致力于文化经济与各个社会问题，议论多而事实少”。1930年代初学人批判“此时期历史教育，退化了，无精神的教训作用了”。熊梦飞：《历史教育与民族再生运动》（上），《文化与教育》1935年第72、73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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