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卑微与人格卑劣|人格卑劣
时间：2019-01-28 17:47: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书屋》杂志2010年第5期载有刘法绥先生的《沈括的劣迹及其他》一文,读后颇受启发。中国文人历来就小觑自然科学,不屑于考察和研究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沈括不同,他不仅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留下了《梦溪笔谈》这样一部涉及范围颇广的科普读物。
然而,这样一位在中国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却是一个“翻云覆雨”和“卖友求荣”的小人。“翻云覆雨”指的是他“王安石得势,方唱新法赞歌;王安石下台,则不遗余力诋毁新法”。“卖友求荣”指的是他“实为差点让苏轼‘断送老头皮’的‘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竟然“当面花言巧语把苏诗弄到手,转过脸就告发这些诗‘皆讪怼’,要定罪”。沈括的这些卑劣行径实在令人不齿,但也正如作者所言,“人无完人”,“伟人而有劣迹、污点、瑕疵”的,“大有人在”。于是,文章在“及其他”中便列举了许多外国名人伟人的“污点”例子,比如拜伦、雪莱、塞林格、罗丹、劳伦斯、柯南道尔、卢梭、易卜生、罗素、萨特乃至马克思等等,无不曾经有过种种“瑕疵”乃至“劣迹”。可是,如果我们认真进行一番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作者所列举的欧美诸国那些名人和伟人的“污点”,大多是涉及私生活层面的,大多是两性之间的不道德。即使如大化学家戴维因出于嫉妒,而激烈反对法拉第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那也是公开地反对,并不曾在背后使坏。中国历代的文化名人就不同了,时常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且说变脸就变脸。即以沈括为例,他的“翻云覆雨”完全是为了媚上,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正确”;他对苏轼的告密和对苏诗的“上纲上线”,完全是为了表示自己对皇上的忠心耿耿,是为了踩在他人的头上往上爬。为一己之私,不惜陷害他人,实在是毫无是非和廉耻可言。刘先生的文章还举了“我国造纸术的集大成者”蔡伦的例子,这个被当今世界所公认的发明家,“却极其热心地参与宫廷阴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由此可见,就名人和伟人的“污点”而言,中外就很有些不同。中国的文化名人无不有着浓烈的政治情结,他们的“污点”也多体现在政治的层面上。当然,在私生活方面,中国名人也丝毫都不逊色,诸如纳妾、嫖妓之类的“瑕疵”,早已司空见惯,谁都不把它当回事了。直到今天,某些名人不还以此为荣,甚至公开炫耀吗?拈花惹草、始乱终弃居然都可以成为千古佳话!
不过,话又说回来,私生活的污点也好,瑕疵也好,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一般只限于感情,像我国当代某“大文豪”因始乱终弃而导致两位女性自杀的,实为鲜见;而且尽管牵扯人命,却很难诉诸法律。因此,私生活再怎么不检点,顶多也只能算是人性的卑微,而政治上的陷害,诸如告密、诬陷、口蜜腹剑、玩弄权术等等,那就不是一个“人性卑微”了得的了,而是十足的人格卑劣!若以现代的法理论,说他们涉嫌“诽谤”、“诬告”和“损毁他人名誉”等罪,恐怕也不为过。恰好同期的《书屋》上,还刊载了雷池月先生一篇题为《怎一句“人性卑微”了得》的文章。该文论述的正是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卑微”。不过,窃以为仅仅是“跟得紧”,抑或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表态”,不得不“交心”,甚至不得不做些“揭发”和“批判”,将此看做是一种人性的卑微倒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是主动出击,采用“检举”、“告密”等卑劣手段,那就不是一句“人性卑微”可以了得的了。因为这种人格的卑劣,伤害的已不仅仅是感情,而是他人的公民权利和人身安全,甚至会将他人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千百年来,此类政治陷害实在是屡见不鲜,绵延不绝。由于中国所特有的政治生态,被陷害的往往不止当事人自己,还会株连家人、亲属,甚至朋友,多者可达数百人。仅中国历代的文字狱,使多少无辜的文人横遭迫害,以致送掉了性命!而冤案的始作俑者却往往是这些受害者的同僚、下属或者上司。造成如此恶果,简直就不能用“污点”或“人格卑劣”一笔带过了。远自古代,近至当下,尤其是在“反右”和“文革”这两次浩大的政治运动中,以当面揭发或背后告密的卑劣手段,出卖和陷害他人来保全自身和博得青睐的名人,大有人在。
不过,此类以政治手段诬陷他人的“污点名人”,在欧美等国,尤其是近代以降却颇为鲜见。究其缘由,恐怕还得从我们津津乐道的“中国特色”上着眼了,也就是说正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文化――皇权政治和仕途文化,造成了中外“污点名人”的“污点”之迥异。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以“忠君”“尊王”为核心的,这自然也就成为历代文化名人的核心价值观。历来摆在中国文人面前的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这对他们也是最具诱惑最有吸引力的路。那么,为了仕途的顺畅,就必然要忠君和尊王,就少不了唯上和媚上。而一旦官迷心窍,一心想爬得更高,抑或出于明哲保身,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以政治手段出卖和陷害他人,也就不足为怪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自知识分子被当做改造对象的那一天起,能始终保持人格独立的可以说是越来越少,因为在极权主义的政治生态环境里,知识分子要证明自己已经被改造好了,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那就得“向组织靠拢”,那就得极力地“表现”。那么,怎么“靠拢”怎么“表现”呢?检举、揭发、告密、陷害他人,乃是表“忠心”最佳的行为方式。
可见,私生活“污点”大致归于道德,政治上的“污点”则大致归于“制度”了。因为在一个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法治国度里,思想与言论根本就构不成犯罪,“揭发”也好“举报”也好“告密”也好,种种卑劣手段就统统失去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