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小论】宋诗
时间：2019-01-28 17:58: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诗歌发展到唐代全面成熟,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典范,这为后代诗人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经验的同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唐之后的宋代诗人接过第一把接力棒,通过自己的摸索创造,为中国诗歌史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宋诗的创造性。
审美上――诗歌的平淡性
在我国诗歌史上,唐诗以华丽丰腴著称,而宋诗则以“平淡”闻名。“平淡”这一诗学理论并不是在宋代萌芽,但却在宋代找到了适合它发展的土壤,并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特色。北宋初开始就不乏有志者探索宋诗的发展道路,为宋诗的繁荣默默耕耘。如以王禹�、林逋为代表的“白体诗”派极力反对当时轻佻浮华的诗风,大力提倡效仿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的唱和诗,多描写自然美丽的田园风光,风格平易淡雅。王禹�的代表作《村行》,用眼前见到的平常之景唱出游子思乡的深情;为后世所称道的隐逸诗人代表林逋,诗中多描写山水秀色和闲适的隐逸生活,传达出一种清平淡雅的心境。宋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风格,也为后来的整体诗风奠定基础。
“平淡”诗风被大力推广开来还要归功于宋初诗人梅尧臣。他被认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清人叶燮《原诗・外篇下》)。他首倡“平淡”诗风,第一次把这个理论明确地提了出来。在他的诗作中多有论及:“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诗卷》) “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 “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比伦。”(《寄宋次道中道》)“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答中道小疾见寄》)他把平淡看作是作诗的一个理论标准,同时他自己也在不断实践着自己的诗歌理论。诸如: “千峰晴照黛,云水晓澄蓝”。“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等等,以自然景物入诗传达出平淡之情,明显地表现出脱离唐诗丰神情韵的“平淡”诗风。
沿着梅尧臣开辟的道路,苏轼、黄庭坚等大批诗人不断深化“平淡”的诗歌理论,遂使其成为宋诗区别于唐诗的本质特征。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评价上。苏轼所认为的“枯淡”美即“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这种“平淡”不是对人生的失望、放弃,而是历尽沉浮之后的从容和淡定。在诗歌中表现为少激情昂扬的表达,多是理性节制情感。黄庭坚侧重从诗歌的艺术角度来阐述“平淡”的诗美理想。他认为诗歌看似“平淡”,实际上却是“山高水深”,功力之深不可见。因此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诗歌实际上却是诗人深情吟唱、刻苦雕琢过的作品,需要读者用心体会。宋诗体现出的“平淡”性与宋代浓厚的文化氛围、士人的理性心态等因素有关,这种看似“平淡”的诗歌中包含着诗人高雅的审美情趣。
思想上――诗歌的现实性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确定了“诗可以怨”的诗教传统,要求诗歌要反映现实。纵观宋代诗歌,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多不胜数。
内容上,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如梅尧臣的名篇《田家语》、《汝坟贫女》。前者描写农民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的情况下,官府还要“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把老的和小的都抽调去做工了,家里只剩下瘸子和瞎子,刻画出了剥削者的贪婪残暴;后一篇更是字字沥血,官府强迫百姓去充兵,甚至老年人也不放过,还要拄着拐杖去应征。“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结果“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从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猜测出,这类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事情在当时肯定是常见的。诗末作者的哭喊也代表了被压迫者的绝望:“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何?”官府的剥削没有止境,天下之大却没有可以生存的空间,多么的凄凉!还有柳永的《煮海歌》描绘出熬盐农的艰辛,“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晨烧暮砾堆积高,才得波浪变成雪”,经历千辛万苦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劳作却没有过上幸福自足的日子,因为剥削者会用更残酷的手段来剥削这些劳动成果:“秤入官中充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
手法上,多用白描,直接表达出对压迫者的控诉。这些表现现实的诗歌中没有华丽的词语修饰,以平易的字眼甚至是口语化的语气将事件始末呈现出来,不是遮遮掩掩或是含蓄不露,而是直接抒发对事件的看法、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如《汝坟贫女》“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直白却铿锵有力;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中前面长篇叙写天灾人祸使下层人民食不裹腹,“十有八七死,当路横其尸”,与那些饱食终日、荒淫误国的上层官僚相比,劳动人民的生命何其低贱!最末两句的抒发更是把心里的愁愤与高山峻岭相比。其他如文同《织妇怨》、王安石《河北民》、王令《饿者行》、苏轼《吴中织妇叹》、张耒《劳歌》等等很多直接反映黑暗现实的诗歌,这些诗歌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审美性,但是这种用诗歌反映现实的方法也正是宋代诗人关心国家、心系百姓的表现。
题材上――广阔性
清蒋心徐《辨诗》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这说出了宋代诗人的真心话。唐诗在题材上已经做了极大的开阔,爱情诗、山水诗、边塞诗、反映现实的诗等等涵盖了生活中的多个方面。面对诗的领域已被挖掘殆尽的局面,宋代诗人转向深处细处探索,有学者曾说“宋诗或发扬光大唐诗之优长,凡唐人浅言少言泛言者,宋人深言多言切言之,必期至于淋漓酣畅而后已。”宋诗并没有对唐诗亦步亦趋,而是把更广阔的题材纳入诗中,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色,这是宋诗价值所在,同时也完成了诗歌史上的一次变革。
宋代诗人把诗情带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作诗已经成为宋人生活的一部分。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中说:“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物、咏人、即事、表现现实生活等等,任何一种东西都能被宋人写入诗中。清翁方纲《石洲诗话》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益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细密”即宋人描写刻画的都比唐代更加细致,这与唐人以粗线条勾勒为主不同,是宋诗的独到之处。如写日常生活,苏舜钦《夏意》,把烈夏的暑意写得感同身受;王令《暑旱苦热》描绘出久旱不雨,人民焦急的心情;苏轼《春日》写诗人在这样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无事可做,唯有欣赏眼前的风景;杨万里《插秧歌》描绘一家在田间劳动的情景和心理活动,等等。宋诗中特别多即事诗,如王安石《初夏即事》、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吕本中《春日即事》、汪藻《即事》、王质《山行即事》、章甫《即事》、刘克庄《戊辰即事》、刘宰《开禧即事》等,多触景生情,信手拈来。诗人在旅途中也不忘抒发诗情,如欧阳修《奉使道中作》、张耒《海州道中》、陈与义《襄邑道中》、《中牟道中》、陆游《初夏行平水道中》、王质《东流道中》、萧立之《茶陵道中》等等。朱刚就宋人按题材类编的两种集子进行统计,指出:“宋诗取材广、命意新的特点的形成,在于‘缘情’和‘体物’的界限消失,取材上不受限制,使诗歌题材扩大至于‘无所不包’的境地。”
在政治和社会问题题材的诗歌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诗歌成为士人风雅生活的必备内容,生活中随处而有的诗意都被发掘出来,诗不但是千古事业,而且就是生活。关心政事与风流自赏,“言志”与“雅道”,可以统一在同一个诗人身上,并呈现在他的诗集里。“故诗无所不在,诗的题材无所不包。”在宋人这里,诗歌真正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地步。
气质上――人文性
由于宋诗多向日常生活处开掘,歌咏的也多是一些人文意象,宋代还广开科举,诗人们都饱读诗书,个人的文化修养是各朝代最高的,因此宋诗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特质。从皇帝到下层读书人都喜欢吟诗作画,如宋徽宗本身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书法家和画家。也是在宋代出现了体现士人雅趣的文人画、题画诗,这是宋人的独创。
宋代文人多书斋生活,因此诗中多选用人文意象。如茶,宋代人很讲究茶艺,在当时也有很多关于茶艺的活动,如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的“晴窗细乳戏分茶”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茶道;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睹》:“我家江南摘云腆,落皑霏霏雪不如。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缪钺先生在《论宋诗》对此曾说:“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茶道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耐心、有文化气息的行为,被拿来作为映衬宋人的精神修养是再合适不过的。
唐诗多通过自然意象,如山水、花木、鸟兽来展现自然的勃勃生机,表达诗人自己昂扬向上的情怀。而宋诗中这些意象却更多地浸润了诗人的文化气息,变成一种精神的象征。如黄山谷《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自然的桃李春风、江湖夜雨在这里转化成诗人辛苦辗转的集中体现。梅花是宋代诗人的最爱,因为梅花的冰清玉洁正是文人正直精神的最佳代表,是宋代诗人的集体精神象征。林逋《梅花二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开启了梅花作为高洁品质的代表,之后其他宋代诗人也创作了大量赞美梅花的诗篇。王安石《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陆游《梅花绝句二首之一》:“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之二》:“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之三》:“雪虐风号愈凌然,花中节气最高坚。过时自会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可见梅花在宋一代诗人心中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体现高风亮节的意象,赋予它浓厚的人文气质。
宋诗体现人文性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诗歌多用典故,这与宋代诗人充足的知识储备有关。“宋诗用典之多超过了唐诗,这固然与宋人读书多有关,但更与宋人的人文情趣息息相关。用典的妙处,在于增添诗歌语言的渊雅风味。”宋代诗人中好用典故当推江西诗派,代表诗人黄庭坚曾提出“无一字无来处”、“脱胎换骨”、“点石成金”的说法,主张作诗要讲求用典。诗歌中用典故是我国诗歌中惯用的手法,这些典故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是古典文化的浓缩。诗歌由于本身篇幅的限制,需要用典来抒发作者无尽的情感,同时给读者以联想、思索的空间,所以诗歌中恰当的用典,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宋诗爱用典故是众所周知的。如苏轼几乎用遍了《庄子》中的寓言和警语,黄庭坚却把《左传》、《汉书》、《世说新语》等书当作写诗的秘宝。
用典必须根据诗的意境、所要表达的情感而恰当运用,如果大量地堆砌,则难免使诗丧失活力,毫无诗味可言。故方东树曾批评黄庭坚曰:“山谷死力造句,专在句上弄巧,成篇之后,意境皆不甚远。”这也是宋诗的一大缺陷之一。
参考文献:
[1]张高评.宋诗之传承与开拓[M].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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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刚.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J].文学遗产,1995(5).
[5]霍松林,邓小军.论宋诗[J].文史哲,1989(2).
[6]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王佩佩(1985-)女,汉族,河南郑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08级研究生,主要从事宋元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