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轶事四则 魏晋名士轶事

　　爱开会的周扬 　　 　　1961年春，周扬、以群等人到杭州讨论电影剧本《鲁迅传》与《文学原理》，《文学原理》是以群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夏衍秘书、上海女作家李子云当时因病在杭州屏风山工人疗养院休养。当她得知周扬、以群来杭州，便跑到岳坟杭州饭店去看他们。不知谁建议大家去虎跑喝茶，十余人便乘一辆面包车去了。进入山寺，在茶室里坐成一个以周扬为中心的椭圆形。当时气氛很好，不少人想利用这一难得机会向周扬讨教，开始语声嘈杂，逐渐四座安静，周扬开讲。周扬夫人苏灵扬却十分气恼，她对李子云说：“这个人就知道开会，离了开会就过不了日子，难得出来走走，坐下来又开上会了。真没办法。”李子云感慨万千：“我突然感到一种对周扬同志的同情。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开会，这种生活该有多单调。许多领导同志公余都有一些爱好，周总理爱跳舞、看越剧，陈老总爱下围棋(路过上海机场停留几小时都叫棋友去下棋)，潘汉年爱打百分，夏公爱集邮，周扬同志业余可喜欢什么呢?我没发现。似乎除了开会就是变相开会的谈话。”
　　1953年春，李子云第一次见到周扬。她说：“周扬同志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讲起话来，一口湖南口音，滔滔不绝。即使两三人谈话，周扬同志讲话也像开会一样，言必马列，有条有理，一丝不苟。到了开会场合，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仅言必马列，而且言必工作……约到他家谈话，他的谈话也很少超出工作的话题……周扬同志似乎更习惯开会，似乎从开会中能够得到一很大的乐趣。”
　　“文革”后，周扬复出，许多单位请他去演讲和作报告，周扬几乎有求必应，一些至爱亲友再三劝阻，还是其习难改。至于文艺界的会议，他更是每会必到，每到必讲。1984年秋，周扬病势渐重，躺在医院里起不来，脑血管障碍使他经常说错话，但当王蒙去看他，告辞时另一探望者问王蒙即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周扬眼睛一亮：“什么会?”口齿不再含糊，语言再无障碍，笑容不再随意平和，目光如电，“他恢复了严肃精明乃至是有点严厉的审视与警惕的表情”。弄得王蒙与另一位探望者哈哈大笑，劝他老人家养病要紧，不必再操心这些事情，自有年轻同志去处理。王蒙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与他见的一面，他的突然一亮的目光令我终身难忘。”这道因“开会”亮起的目光，盖因使王蒙刻骨铭心，数年后成为悼文标题《周扬的目光》。
　　当今青年及后人必生疑惑：最最令人头疼的开会何以会成为周扬的乐趣?更何以在生命之火渐趋熄灭时还会激起一道回光返照的目光?他们不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各种会议成为中国人民新生活的一大标志。文艺革命起家的左翼文化人自然十分习惯看重思想革命。从源头上，革命必须开会乃是来自苏联的“光荣传统”。1922年，初次访苏的张国焘就抱怨：“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郑超麟回忆莫斯科东方大学生活：“每次开会常常两个、三个、四个钟头，紧张、兴奋、热烈。有甚么工作做呢?没有工作做。有甚么学问研究呢?没有研究理论问题。开会时间大多数消磨在‘个人批评’上面，所批评的并非具体的事实，而是一些抽象心理形态，例如：你个性强，你骄傲，你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被批评者也想出类似的批评以批评批评者。结果大家面红耳赤，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总之，大家学会了孔夫子写《春秋》的笔法：诛心；又学会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过不是用来责己，而是用来责人。”
　　1942年，一位共产国际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访问延安，没多久就发现：“在军队里也像在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各地一样，惟一的工作就是开会。”这也许有点夸张。不过，那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名流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出处居然是周扬本人。1960年春，上海作协在中宣部统一部署下召开反修正主义会议，旗号为“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重新估计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意在“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的迷信，攀登无产阶级文艺高峰”，声势浩大，调动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中文系学生到作协参加，华东师大中文系女生戴厚英就是在这次会上得誉“小钢炮”。此会长达七七四十九天，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实在超出今天年轻人能够想象的范畴。至于这次长会的成果，“在这次会议中，除去领导这场批判的三五成员之外，当时上海知名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几乎无不受到了伤害”，如钱谷融、蒋孔阳、罗稷南等。最著名的观点是：“越是‘精华’越反动，毒害越大。”本来上海“四十九天会议”要推广至全国，因上峰考虑到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横扫西方国家的“国宝”，尤其苏俄文学也横扫在内，涉及国际关系，这才作罢。“文革”时，哈尔滨某女知青嫁给聋哑人，问及原因，乃是此男享有“会议豁免权”――不用参加任何会议，能有时间多料理家务。
　　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会议之多之长确为意味深长的历史一景。当时从上到下，动辄就开几十天的会。如1959年夏惊天动地的庐山会议，会期四十六天；1962年初空前绝后的“七千人大会”，二十八天。基层每县初冬的“三级干部会议”，年年必开，一开也要十天半月，甚至二十多天。厂矿学校商店也是大会小会不断，一开就是半天。后人一定会问：“有那么多要说的事儿么?有那么话么?既然有那么多内容，为什么不写下来发给大家?”但那时候的人是不敢这么问的，会也开得很认真，有作用没作用至少大家听得十分认真，这才有喜欢开会的周扬。否则，听众没精打采无所谓不耐烦，他在上面“对牛弹琴”，还会有什么精神头?
　　“文革”以后，随着“思想革命”重要性的下降，会议锐减。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市场经济也不允许开那种无效的冗会。谢天谢地，总算饶了我们，开会不再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必修课。不过，当我们回首“爱开会的周扬”，一丝苦涩，一声轻叹，在咀嚼内中诸多历史信息的同时，自然也一并丈量出历史跨迈的距离。
　　
　　蒋光慈让美女
　　
　　“五四”时期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向以提倡浪漫主义著称，风习所向，社团成员又正值鼎盛春秋，自然免不了发生一些浪漫花絮与风流韵事。1927年“四・一二”后，广东梅县学子黄药眠只身赴沪，进了其时由成仿吾主持的创造社出版部。黄先生晚年在回忆录《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中记载了几件浪漫故事。
　　首先是郭沫若第二本诗集《瓶》中的女主角，即日籍李安娜女士，与创造社出版部管财务的成绍宗发生恋情。成绍宗乃成仿吾亲戚，这位老兄裹卷出版部现款携带安娜女士私奔外逃。其时，郭沫若因参加南昌起义，随部队撤退广东汕头，转道经香港去了日本，以逃避蒋介石的通缉。李安娜在上海只身带着孩子，住在创造社出版部内，与成绍宗同楼相居，岁值春秋鼎盛，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亦在难免。
　　第二件花边新闻的主角是一位安徽人，名唤梁预人，文化程度不高，长相也一般，乃创造社出 版部工作人员。武汉政府失败后，他的安徽老乡带着年轻妻子跑来上海。这位安徽老乡诗写得不错，颇有一点才华，但在上海找不到合适工作，只好回安徽去。不料，那位年轻妻子突然不想回去，而同梁预人要好起来。两位男性老乡公开谈判，诗人说是尊重女性意见，既然她愿意跟梁预人，便留下她在上海以遂其愿，诗人只身回皖。可是，诗人半途生变，忽然想不开了，没有搭船回去，第二天一早来找梁预人“结账”。梁预人刚从床上坐起身，诗人便一菜刀劈下去，幸好有墙挡着，只劈了第三者脑袋的一部分，不然可真就只剩半个头了。后来，经诸多朋友左右相劝，那位“红杏出墙”的女人跟着诗人回了安徽，事情才算平息。此事若放在今天，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梁预人肯定会诉至法院，告诗人一个故意伤害罪，不仅能够正大光明地得到所爱之人，而且还能捞到一笔不小的赔偿。
　　黄药眠先生乃1903年出生，其时二十四、五岁，正值青年英俊。他在上海站稳脚跟后，这位广东高师毕业生既在创造社出版部当编辑，做校对，又外出兼课教书，还译书赚版税。一年多后，他每月已有一百八十元左右的进账，去咖啡店消费，一杯两角钱的咖啡，常常扔下一块钱结账，不要找头要派头。店里的女招待自然极其欢迎他，每次去时，“就投怀就抱，调笑一番”。
　　蒋光慈也是安徽人，留苏生，当时也才二十六、七岁，在创造社出版部吃饭。那年初春，桃花盛开，一位摩登小姐手抱一束桃花来找蒋光慈。恰好黄药眠在出版部，便对这位光艳照人的摩登小姐说：“蒋光慈先生不在，要到吃午饭的时候才来，要嘛你在这里坐坐等着他。”摩登小姐踌躇了一会儿，答曰：“那么我等一会儿再来吧!”抱着一束花悻悻而去。黄药眠见有美女如此公然“倒追”，十分艳羡，不免暗想：“人生在世，固不当如是乎?!”蒋光慈回来后，听闻此事，笑着对黄药眠说：“你喜欢她吗?我可以转介绍给你。”黄不好意思地说：“这样美的姑娘还不好吗?你接受她的爱吧!”蒋光慈又笑了：“这一类的女子，我实在太多了。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了。”黄药眠心里有些矛盾，嘴上说：“我不要!”但心里却想：他不要的女人，我接收过来岂不令人笑话?有本事就自己去找，恋爱也有个策略问题，应该使对方来追求我，然后由自己决定是否接受。若卑屈地去向女人苦苦哀求，实在有失男人气概。
　　青年黄药眠当年能有如此“恋爱真经”，较之当今青年，可谓着实先锋超前。至于较之笔者这一代，简直就是“颠覆性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期，哪里会有“女追男”的道理!若哪位女青年有此勇敢，那么也只能得到一个字――“贱”!
　　1930年，蒋光慈娶绍兴柯桥来的女学生吴似鸿为妻，但1931年5月就病倒，入上海同仁医院治疗肠结核，6月30日逝世。吴似鸿在《大风》杂志上发表纪念丈夫的文章，内中有一段：“光慈的为人，和他的思想完全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良妻贤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
　　
　　诗怪林庚白
　　
　　南社诗怪林庚白，福建闽侯人，十余岁便负笈北京，热心政治，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加入京津同盟会。民国元年，在上海与陈勒生等创办“黄花碧血社”，专以暗杀帝制余孽为急务。“二次革命”失败后，浮沉宦海，初任参议院秘书，一度代理秘书长，年方二十二岁。少年得志，却郁郁不欢，不久发愤为诗，师事“江西诗派”陈石遗，才气艳发，思想新颖，人多以李义山目之，后有“中国一代诗人”之誉。其人个子不高，肤色洁白，眉清目秀，鼻子高挺，有点洋人相。自称：“十年前论今人诗，郑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现在以古今人来比论，那么我第一，杜甫第二，孝胥还谈不上。”哄堂大笑，他本人却若无其事。曹聚仁在南社雅集时演讲，说到南社与辛亥革命之关系，认为辛亥革命乃是浪漫气氛很浓的政治运动，南社诗文就是龚自珍气氛的诗文，林庚白就是活着的龚自珍。柳亚子点头为是，而林庚白却大不高兴：“我心目中尚且无李杜。更何有龚定庵?曹某比我作龚定庵，未免太浅视我了。”时人自然皆指为诗狂。柳亚子与他订交三十余年，眼高于顶的柳亚子置评：“庚白的诗，理想瑰奇而魅力雄厚，虽余亦愧谢弗如。当代抱残守缺者，又足当其剑头一啖耶?”
　　诗怪一生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犹如龚自珍所说的“亦痴亦黠”。但这位老兄潜心研究命理之术，甚喜占卜，自谓大有心得，著有《人鉴》一书，其中预言章士钊入阁、林白水横死、孙传芳入浙、廖仲恺死于非命，时人评日“皆言之确凿如响斯应”。汪精卫走狗梅思平请林庚白排八字，梅思平为人卑污，诗怪对他并无好感，且当时上海正有某女法官因贪赃案发，喧腾报章，闹得满城风雨，林庚白便笑着对梅思平说：“照你的八字排来，你的命恰和某女法官一模一样。”梅大断。
　　另传袁世凯称帝，冠盖满京华，一片弹冠相庆。林庚白笑对友辈预言：“项城(袁世凯字)寿命将终，那些弹冠相庆者，徒以冰山为泰山，殊不知皎日既出，岂不尽失所恃么?”朋友闻言，自然追问其故，再曰：“项城命中，厥禄太多，禄可比之于食，肠胃有限，而所进过量，不能消化，积滞日久，必致胀死。”友辈均不信，林庚白特撰一文，拟发表于刊物。友辈劝阻：“项城气焰方炽，安得攫其逆鳞以取祸耶?”林庚白答：“既如此，此文留待他年作证，姑且藏诸行箧。”不久，袁世凯果死，所书项城死去年月日，丝毫不爽。这时，人们大惊，以神视之，求推算者日众，林庚白应接不暇。于是，规定润例，每算一命，须致百金，且以当年米价为准，每石十金，百金之数，易米十石。以每石五十公斤计，五百公斤求算一命，门槛相当高了。
　　林庚白后来专仰看相算命为生，摈绝诗文而不为。架上案头，尽是五行六甲之书；枕畔榻旁，全是玄机妙理之籍，几近汗牛充栋。
　　1941年末，林庚白在重庆当立法委员，他为自己算命，深知不妥，有过不了年的恐慌。为避日机轰炸，千方百计携眷走避香港，以为如此可逃厄运。不料，抵港仅八日，即遇日军偷袭珍珠港，日军旋即进占九龙，一周后林庚白夫妇在尖沙咀设法渡海，因误会，一群日军开枪射击，诗怪胸部中弹，倒卧血泊而咽气。因倒毙途道，无人辨识，暴尸数日，后为闽南同乡会中人认出，为插一浮签。友人闻之均再三叹惜，谓其虽通命理，奈何昧于古训“劫数难逃”。
　　夫人林北丽(其母其姨均乃秋瑾高足)右臂中弹，受重伤而未死，卧病孤岛，1943年回内地后，穷愁度日。
　　南社诗翁柳亚子尝笑谓诗怪乃“客厅社会主义者”，以喻其缺乏实践精神。
　　
　　罗隆基花生米
　　
　　大名鼎鼎的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县枫田镇人。九岁丧母，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典诗词，天资聪颖，有神童之称。1913年以江西总分第一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五四运动以学生领袖身 份，冲杀在示威队伍最前列。1921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美，先后入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因敬慕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赴英求学于拉斯基教授门下，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学成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创办《新月》杂志并任主编。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言论而被捕。“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皖南事变”后，积极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与张澜、沈钧儒等民盟参政员一起支持中共参政员，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后罗隆基宣布脱离国社党，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创建民盟昆明支部，担任主委。
　　就是这位罗隆基，人生前半段政治上风光，感情上风流，很有点花絮。大约1928年间，罗隆基夫妇海外归来，路过新加坡，登岸拜谒其泰山岳翁。罗妻也是留英生，乃新加坡华商张永福千金。罗为撰写“英国选举”博士论文，师从拉斯基教授时得识张小姐，由追求而相恋，由相恋而相爱。后来，罗隆基看上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于是伪装其兄张君劢信徒，加入张君劢领导的国社党，以为邻水楼台可近月。不料，张幼仪对他毫无感觉，避之惟恐不及，罗的追求毫无希望，但罗认为这可能是因发妻存在之故，遂决心摆脱束缚，但又怕妻子讨要赡养费，便每天抓住太太头发乱打乱捶。张小姐也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哪里经得起这般拳脚，什么要求都不敢提，只求自动下堂。罗与元配离婚后，还是没追成张幼仪，第二位罗太太乃是有名的王家右，曾在北方为国民党做妇女工作。但这位王家右似乎不怎么在乎罗隆基，罗再怎么讨好她，她还是要求“拜拜”。尽管罗一直不承认与王家右离婚，王却嫁给已故影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唐的第五任太太。
　　二战期间，罗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佳话”不断，联大稍有姿色且家道素丰者，都被他追过。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见一位颇具风韵的少妇，顿被迷住，便使用跟踪惯伎，沿途还打听少妇住处。少妇无可奈何，只得走进街口小铺子买花生米，想等罗走过去。不料，罗追进铺子，从后面伸手替她付钱，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事情闹大。少妇控诉至昆明地方法院，其夫也是某大学教授。开庭那日，旁听者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罗隆基未出庭，由律师代理，又巧这太太听觉不佳，法官审理时有些话听不清楚，她便索性将罗如何跟踪尾随，直至小铺买花生米，原原本本吐出。罗之律师也无法为罗声辩，惟一的辩护理由是：“罗太太非常漂亮，罗先生不会在外面搅七廿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桩艳案在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斡旋卞，不了了之。但是，那家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声名鹊起，每位游公园者，几乎人手一包，呼为“罗隆基花生米”。
　　1947年11月，南京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要员一一远走高飞，罗隆基准备避走杭州，定于19日晚于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与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艳闻早已风传，只是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正在情话喁喁，离情万千，浦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惹出一幕桃色大案。那天，因民盟总部全部撤离，辞退所有传达侍役，袁子英赶到时，门口无人阻拦，袁直撞内室，目睹罗、浦热烈拥抱，盛怒之下，上前各掮罗、浦一记耳光。罗、浦联合反击，上演一出全武行。直至警察赶到，这才平息，各自走人。事后，罗、浦关系彻底曝光。此时，浦熙修三十七岁，与袁子英结婚也有十余年，育有两女一子，且快成人。但她坚持与袁离婚。袁子英乃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他早就知道浦熙修红杏出墙，为了名誉颜面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据说他几次命子女环跪浦熙修膝前，苦苦泣谏，然而女人要离婚八匹马都拉不回，终未挽回。袁只得延聘律师与浦正式离婚，浦也“宁为爱情死，不受旧礼教束缚”。只有罗隆基还想为自己辩护几句，但他此时因政治，行动受限制，不能自由发言。
　　罗、浦桃案喧腾一时，三位主角，一为政治家、一为女记者、一为官员，均有头有脸，成为社会各阶层酒桌上的谈资笑料。同代人温梓川先生评罗隆基：“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异常倔强。”近年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内有章伯钧诫女之语，说罗对女人有特别磁力，想来大致不错。
　　1949年后，罗隆基任政务院委员、森工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以及使他真正名扬天下的大右派。1957年3月19日。罗隆基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会上发言“加强党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光明磊落的态度和诚恳的“直谏”引起与会者强烈反响，爆发出雷鸣般掌声。6月21日，罗隆基出席科伦坡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回国，等待他的是一顶沉重的右派帽子。1958年1月26日，被撤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日，被撤人大代表及森工部长，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香港有人邀请他赴港办报，周恩来约见罗隆基，转告香港方面的邀请：“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很坚决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他确实哪儿也未去，在北京乃兹府度过人生最后的悲凉岁月。
　　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因突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离人世。此时，他无妻无子。因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追悼会。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九十诞辰。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生平事迹。中共统战部长阎明复追述了罗隆基的一生，肯定了罗隆基对革命的贡献，认定他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罗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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