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克【姚克小传】

　　有一幕场景已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永久定格:1936年11月初上海的鲁迅葬礼上，低回的哀乐声中，担任司仪的姚克身着深色西装，神色凝重，不时挥动双臂以加强其语辞的感染力，中外记者们的镁光灯刺眼的亮光在他泪痕未干的脸上闪烁不定。那天，姚克还是十二位抬棺人之一，纵然忙累得快晕倒，他也不愿放弃对伟大的鲁迅先生表达最后敬意的机会。他与巴金、张天翼、萧军等作家诗人抬着灵柩，比肩而行，步伐沉重。
　　如今，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姚克辞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墓地在美国西部旧金山郊外山丘上，正对着碧涛汹涌的太平洋。太平洋彼岸的祖国是姚克晚年朝思暮念之地，弥留之际，他犹一遍遍喃喃呼唤着万里外的故乡。也许，未能回国探亲访友已是姚克平生最大的憾事……
　　
　　（一）
　　
　　姚克，原名志伊，字莘农，祖籍安徽歙县，远在清道光年间，姚克的祖先就迁出皖南山城在浙江杭州仁和县落了籍。祖父姚锡爵有举人功名，以开店经商为主，家住城里兴中巷，那是铺以青石板的老巷，古树参天，浓荫翠深。父亲姚文倬是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殿试后，进翰林院，任编修，后与民国政要谭延�等人共过事。姚文倬在苏州葑门十泉街五十四号买下那所门前竖着旗杆的大宅院（因为前清的门第相当严格，在没有点翰林之前，他不可能买这样气派的住宅），以后他就住在苏州，不常到杭州老宅去，和杭州堂兄姚文俊那一房也就渐渐疏远了。姚文倬曾外放厦门当官，为四品道员。姚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生于厦门。几年后随父母回苏州居住。由于家学熏陶，他很小就能对联句，背诵中国古典诗词，天赋过人。中学毕业后，姚克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文科。该校位于天赐庄，为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华所建的教会学校之一，校园内古树参天，景色优美。校内聘有一些美、英籍教师。姚克是个踌躇满志的大学生，英语娴熟，能与校内洋教师流利地对话，常用英文写稿投给沪上《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英文报刊，被称为“洋才子”。但他更专心攻读和痴迷于中国文学和戏剧。他喜爱唱昆剧，业余时间主持过“东吴剧社”，是著名词曲家吴梅先生的高足。姚克为了欣赏留美归来的导演洪深（复旦大学戏剧系主任）执导的王尔德名剧《少奶奶的扇子》，曾不惜请一天假搭夜班列车去上海，来去匆匆，很有些狂热劲头。姚克可称作“性情中人”，平日讲究衣着整齐，仪饰庄重，但他不拘小节，做事往往考虑不周，有时得罪人了往往尚不知道。
　　1931年夏，姚克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先在世界书局和明星影业公司任职，干过编辑和秘书。他办事热情，精明干练，且心直口快，胸无城府。由于常在业余写作，也写过影剧评论，姚克在明星公司举办的业务酒会上见到电影评论家唐纳，依稀有些认识。这位唐纳原名马骥良，高大俊朗，气质文雅，西装革履，说话带苏州口音，国语说得很标准，直不亚于上海电台播音员。姚克终于想起唐纳与自己还沾些亲，自己十七岁那年在苏州参加姑父的葬礼，见过唐纳，他是自己姐姐的表侄。当时在上海读书，特请假赶回苏州的。当时姚克也有些腼腆，在对方红着脸低声叫他表叔时，他竟然怪不好意思。也许由于隔着辈分，年岁又相仿，姚克与才华逼人的唐纳交往甚少，“打锣卖糖各干一行”，上海大着哩！在上海，姚克也多次见到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姚汉章。这位有过举人功名的老编辑中等身个，胖胖的，蓄胡须，平日不爱说话，他的杭州口音很重，中华书局在民国初年出版的新式国语课本，多种历史、地理课本及教材均出自于姚汉章之手，姚克那时并不清楚这位年长自己二十一岁的姚汉章竟是杭州的伯父姚文俊的儿子，也即是自己的从堂兄，还算是近亲哩。姚克更不知道沪上左联作家出版人士姚蓬子便是姚汉章的儿子。不单是姚克本人，沪上文艺界许多人士也不清楚几位姚姓文人间的亲缘关系。如鲁迅先生于1934年8月31日给姚克的信末尾就写道：“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指被捕后自首的姚蓬子）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从语气来看鲁迅对姚蓬子是心存厌恶的。他也不知道姚蓬子这“小灵童”竟是姚克的从侄儿！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事。
　　
　　（二）
　　
　　1932年夏，姚克得到宋庆龄的引荐，进入由孙中山文化教育促进会开办的中国第一家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任编辑，负责编辑这家刊物的还有温源宁、董鼎力、林语堂等四位著名文化人士，他们不是英国牛津、剑桥就是美国哈佛学成后归国的，乃一时之佳选，唯独姚克一人是在国内土生土长的文化人。他编稿认真，不徇私交，对来稿一视同仁。某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的诗人李金发投来二首转译自法文版的西班牙诗人薄尔加的爱情诗，其中明显有几处错译，姚克没和林语堂等人商议就将稿子退回，附信请李金发修改后再寄来。那个李金发可是个心高气盛的人，不但没修改稿子，反而写信来将姚克等四人斥骂一通。林语堂先问明事由，有些不快，责备姚克处事不妥，应先与他们商量一下再行定夺，总之犯不着得罪人。姚克想想也觉欠妥，但他拒绝再与李金发联络。姚克除了编稿，也给《天下月刊》写稿，还经常为沪上颇具影响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和《字林西报》、天津《北华周报》三报刊写稿，向欧美人士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他还经常通过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和黄源主编的《译文》把西方的文学名著《茶花女》、《卡门》、《天才》、《巴黎圣母院》、《双城记》等西方文化传播给中国广大读者。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位把中国京剧《打鱼杀家》译成英文介绍海外去的人，他的成就在当年就已受到宋庆龄、鲁迅、茅盾等有识之士的肯定。然而对姚克这个人，很早就存在一些争议，批评他的人大致认为姚克华而不实，自我表现欲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出版的赵景深、胡山源、赵家璧等人的有关三十年代文坛的回忆录都多少有些褒贬姚克的文字。如1999年上海出版的胡山源著《文坛管窥》中就提到1931年胡在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当编辑，某日“忽然来了个人，和英文部主任林汉达有所洽谈，他西装笔挺，头发涂了‘司坦康’，梳得油亮亮的，皮鞋咯咯然震动着地板。他走后，林告知我，那人叫姚莘农，苏州东吴大学毕业，现在书局总务处当秘书……”其中流露出轻视甚至带了讽刺。文中还写到某日已到金源钱庄当语文教师的胡山源奉总经理指示，邀沪上十多位名流学者轮流去钱庄给职员们作文化演讲，某日胡也邀了姚克，他也应允了，但届时却未到席，令胡山源和指望聆听演讲的职员们空等了一下午，大为扫兴。胡山源这篇短文中还不太客气地称“他的《清宫秘史》在艺术上也实在一无可取，无非如其为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卖卖噱头而已”。这是有失公允的，须知电影《清宫秘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公映后还是受到观众欢迎的，珍妃（周旋饰）的悲剧命运和她与光绪帝的恋情打动了很多人的心灵，影片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有不小的影响，否则在“文革”初它也不会又被弄出来发动全国性大批判了。不过，再看看胡的“姚克”一文后边落款日期为1974年11月2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须知那时还处于几乎已难于收场的“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闹腾正欢，胡山源当年为文自是不免留下“左”的烙印。那时远在美国侨居的姚克还被很多人视作“卖身投靠美帝”的“反动文人”呢。只是《文坛管窥》这本回忆录（初版于1984年）在1999年再版时，理应对其中一些欠公允的评论文章做些修改才合情理。
　　
　　（三）
　　
　　三十年代初，姚克在上海文坛甚为活跃，但他与文学研究会、太阳社、新月社、创造社等文学社团派别都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亦不加入论争。姚克个性张扬，但他能分得清大是大非，他最景仰的人是鲁迅。他感到鲁迅在风雨如晦的沉闷的中国是一颗巨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这位大文豪对生活底层的同胞们充满了真正的人文关怀精神。1932年1月4日，姚克写了封致敬并求教的信，托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转交给家住四川北路内山书店二楼的鲁迅。但久久未见回信，姚克并无怨意，倒是有些惶恐，担心自己冒昧写信之举有些不妥。他知道鲁迅先生的写作和编书工作极为繁忙，有时通宵达旦，唯以烟和绍兴酒来减压解疲乏。他并不知道这位大文豪已经默默地关注他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亦不知道鲁迅曾当着冯雪峰、瞿秋白、沈雁冰几个人的面称赞过自己。一年后的3月3日，姚克忍不住又给鲁迅写了封信，怀着虔敬的心情前往北四川路桥口的大邮局投入信箱，而后他冒着刺骨的寒风在邮局大门口驻足向马路前方凝望，因为鲁迅家就在那边。仅两天后，姚克居然就收到了鲁迅的回信，很客气，很平易近人，信中告之刚刚收到了3月3日姚克的信和一年前那一封信。就这样，两人得以结识，交往通信也渐渐多了起来。姚克在沪上交际广、朋友多，他曾受鲁迅密托，代为资助“左联”青年作家萧红、叶紫（原名俞鹤林）等人。特别是叶紫，经历坎坷。他是湖南益阳人，大革命年代他和全家人都投入斗争，“马日事变”后，父亲、姐姐都惨遭杀害，叶紫逃离家乡，流落汉口、南京等城市，隐姓埋名，坚持进步文学写作。在上海，叶紫和新婚妻子汤咏兰租住城郊一亭子间，以卖文为生，常挨饿，几难维持，幸得到“左联”战友们一些接济。姚克出面帮叶紫在一家商行找了份工作，又出钱给其妻子住院治病，帮这对夫妇解了燃眉之急……鲁迅很快就将姚克当作自己可信任的人。1932年底，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了把中国人民的苦难情况和革命文艺介绍给西方，打算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于是经友人介绍结识了姚克，两人合作将这篇小说译出，接着又合译《呐喊》。为了取得版权和弄清文中难懂之处（如浙江绍兴方言、风俗等），1933年春以后，他俩常求教鲁迅。姚克还出面在梁园酒家请鲁迅一家三口吃饭。姚克很聪明，他在一年前就了解到鲁迅虽是浙江人，却特别喜欢吃河南菜肴，常在九江路上梁园致美楼酒家请客，宴请郁达夫、曹聚仁等朋友，对铁锅蛋、桶子鸡、溜鱼焙面等菜肴称道不已。果然，这回鲁迅夫妇挺高兴，还多喝了几杯酒。其后，鲁迅悉心予以指点，很有耐心，他已与晚辈文人姚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应邀访华，在人民大会堂的上海厅受到周总理接见，斯诺称赞鲁迅很了不起，“是他在四十年前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正是在这几年后我完成了西北之行，写出那本见闻录，将中国共产党人及他们的红色奋斗事业介绍给全世界”。斯诺还谈到当时侨居美国的姚克，直率地说：“当时我不怎么懂中文，但我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合作者――姚莘农，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尚空谈，工作认真……”周总理凝神倾听，未作表态（在“文革”氛围内，睿智且卓具见识的周恩来实在也无从表态）。当然在座的人都庆幸江青、姚文元等几个气焰骄人的“文革”政客不在场，否则局面还真难以收拾。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享年五十六岁。天地同悲，千百万人哀悼。宋庆龄、蔡元培等名流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经研究，决定由姚克担任葬礼司仪，这在当年是一种殊荣。姚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内心充满了失落感，因为就在一个月前（9月22日），他还特地去鲁迅先生住所，送上刚出版的自己译的萧伯纳剧本集《魔鬼的门徒》和美国刚出版的《亚细亚》杂志九月号，内有姚克自己译的鲁迅《野草集》中的散文《风筝》。那天，秋阳绚烂，鲁迅已是满脸病容，家中有两位日本医生正忙着给他打针治病。他见到姚克，神态亲切，还笑了笑……姚克怎不伤感呢。追悼会上，他送上他撰写的与斯诺合署名的挽联一副，横批为：鲁迅先生不死。上联为“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下联为“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全联对仗工整，感情真挚，堪称佳联。后来，姚克在沪上为了《鲁迅全集》的出版上下奔走，参与筹集资金，出力颇多。鲁迅夫人许广平和负责具体编撰事务的王任叔（巴人）、黄源等人都曾予以肯定。
　　
　　（四）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宣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攻入上海租界，成千上万欧美侨民和商人沦为俘虏，被凶残野蛮的日军押进几个集中营。姚克和柯灵、王任叔、阿英等知名文化界人士都被迫转入地下，坚持在日军的铁血恐怖下进行隐蔽斗争，他们写文章都署化名。姚克起初匿居于霞飞路（今淮海路）上一弄堂里，为安全计，他几次迁居，行踪不定，曾寄居新华影业公司导演朱石灵家。这一时期为了挣钱维持生活，姚克为几家电影公司编写过剧本。其中有几部是带有鸳鸯蝴蝶派色彩的才子子佳人戏，委实没啥意思。但日军宪兵和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总部的凶残令很多进步文人不能不小心行事。姚克因化名在《大美晚报》上撰文称赞阿英编剧的称颂明末清初郑成功举兵抗清复明的话剧《海国英雄》而被日军宪兵队传唤，还被关了一夜，亏得朱石灵托影业大老板张善琨（已投靠日伪）出面说情才保释出来，着实吓得不轻，不能不少动笔。那一时期，柯灵乃至许广平等二十多位进步文化人士都被日军宪兵抓去过，受过刑讯，经他们的亲友多方托人活动才获保释。1942年夏，姚克接到沪上意大利籍朋友夏尔诺转来的宋庆龄的一封密信，信中请他务必出力，帮助营救出斯诺的好友卡尔森。姚克颇感辣手，同时又为自己一直受到宋庆龄的信任而感到兴奋自豪。抗战初，一直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经香港赴陪都重庆，致力于救助妇女儿童的事业，力主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在社会上拥有很高威信。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结束后，姚克就与宋庆龄保持较多联系。说来，他与卡尔森纵然还算不上朋友，也可称得上是熟人。卡尔森全名尼姆・卡尔森，是美国驻沪海军陆战队一名上尉。他高大英武，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同情中国抗战事业，当年他和斯诺、法国旅华作家儒利奥都是宋庆龄别墅的座上客。姚克记得“一・二八”战事正酣时，某日上午卡尔森竟换上便装和瑞士籍神父苏卡洛斯等几位友好人士乘车去前线给英勇杀敌的十九路军将士送上慰问礼物。回城区后，宋庆龄在家中宴请了他们，还将在她家做客的姚克介绍给卡尔森等外国朋友。大家共饮了几瓶法国香槟酒，都称赞十九路军的勇猛善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半年，驻沪美国海军陆战队千余官兵奉命撤离，卡尔森愤慨万分，大胆地决定留下来，在租界内组织欧美人士抗击日军。但日军攻入租界后，他很快被捕。意大利、德国在二战中都是日本同盟国，其沪上侨民也就受到优待，但不少人却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其中也包括夏尔诺神父。姚克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他通过自己一位在沪西日军宪兵大队任高桥中佐翻译的远亲获得卡尔森被关押地等重要情报，并及时设法告知了坚持地下斗争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情报人员。卡尔森终于被营救脱险，几经辗转返回重庆。1943年秋，卡尔森当上罗斯福总统的侍从官，全力宣传援华抗战，做出重大贡献……这也可算是抗战时期姚克的一段秘闻吧。
　　
　　（五）
　　
　　1949年，姚克与有过一段恋情的女影星上官云珠分手。他去了香港，而上官云珠、姚姚母女则留在上海。姚克以写书、译书并编电影剧本挣钱为生，是邵氏影业公司、中华影业公司等公司座上客。一年后，他编剧的电影《清宫秘史》在香港和海外公映，旋获准在祖国大陆公映，但很快就遭禁映，还受到批判。自此后，姚克有心报国，回国无门，感慨万千。在香港，他与姚吴雯结为夫妇，又有了女儿姚湘。所幸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虽搞文化大批判，但还未达到“文革”时期的规模，如执导《清宫秘史》的朱石灵和剧中饰珍妃的两栖明星周旋等人返回上海仍可当导演、拍电影。周旋则因早年在沪上遇人不察，婚姻挫折而受刺激，留下病根，回沪后几年里也拍过《和平鸽》等几部影片，但却在1957年病故，令姚克唏嘘不已。
　　1966年“文革”爆发，1967年初《清宫秘史》再遭批判，奇文名为《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矛头实则指向卓著功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朱石灵在上海家中见文当日惊恐气绝而死。悲剧到处上演。姚克远在美国辗转反侧，夜夜失眠。当时他全然不知1968年11月23日，他的昔日恋人上官云珠实在忍受不了病痛和揪斗的摧残在上海医院跳楼自杀，伏地拥尸痛哭的只有与母亲相依为命多年的女儿姚姚！那些回忆简直令姚克不堪回首……这时候，他终于才知道：正是江青在解放初就不耐寂寞，企图染指政治，极力主张批判《清宫秘史》和孙瑜编导的《武训传》。而靠写批判文章起家的红得发紫、跻身于政坛的姚文元竟是背叛过革命、深为鲁迅厌恶的三十年代二流文人姚蓬子的宝贝儿子。如此说来，从辈分上讲江青曾是姚文元的姑表婶，而与姚汉章为同宗堂兄弟的姚克（姚莘农）当是姚文元的叔祖父，大了两个辈分！或许并无文学才华、善于投机取巧的姚文元自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发迹后一直不太清楚自己家族源流，但远在美国的姚克已对江青、姚文元一伙深恶痛绝。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垮台，饱受十年浩劫的中国又看到了未来的希望。1982年，姚克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发表了自己写于1979年的回忆文章《“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首次披露了自己与江青、姚文元的亲戚关系，在海外广受舆论关注。人们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感受到姚克的人文勇气和社会正义感，也更加鄙夷那些野心勃勃、为所欲为、气焰熏天、给中华民族造成惨重灾难的人。姚克的剧作集六卷终能在香港出版，代表作《清宫秘史》亦获准在全国公映。在这之前，姚克另一部电视连续剧《清宫残梦》在香港无线电视台连续播映。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公演了姚的历史话剧《清宫怨》。进入八十年代，我国文学影剧界对姚克及其作品的评价虽有争议但已趋于客观公正。还得提一提的是姚克在回忆文章中指出，其从侄孙姚文元的名字当是其笔名，原名是什么，他并不清楚。因为其名字竟与曾祖父姚文俊同辈，是犯了伦理忌讳。姚克判断姚蓬子亦是以笔名行世。八十年代中期起，我国有关部门就邀姚克夫妇回祖国访问，他俩也欣然接受，只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而未能成行。也许这也是命运做出的安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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