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你是如此复杂|复杂人假设

　　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任何人都有随波逐流的一面，同时也有自我选择的一面。以近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所命意的“左”、“右”而论，左中有右、右中有左，右倾激发左倾、左倾也激发右倾。既然种种历史机缘使中国人内心世界焦躁不宁而走上极端主义道路，肉体所遭受的痛苦就可视为应得的教训，是从极端主义的左右震荡而回归理性所必需的。故“右”的执著与“左”的作用都是历史发展达到“中庸之道”之必要铺垫，而总结人们的种种思想行为，就能在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中看到历史的复杂性。
　　
　　一、任继愈与关锋
　　
　　任继愈是中国现代的佛学、老子哲学研究者，与季羡林等人被尊为“国学大师”，门生弟子遍天下，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后，备极哀荣。而关锋之为中国人广泛所知，是因为他在“文革”中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他以“极左”面目出现，极力揣度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意图而逢迎之，响应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揭露“三家村”，将毛、刘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可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锋”；而1967年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动摇了毛泽东权力根基，因此很快失宠，并作为“王、关、戚”一员而被打倒。之后入秦城监狱，1982年被释放，从此默默无闻，几被遗忘。如果我们说关锋的思想有比任继愈深刻之处――或许会受到普遍的质疑，而事实上也许的确如此。
　　老子哲学研究伴随了任继愈大半生，九十岁时还在修订《老子绎读》，在特殊历史时代起到了延续学术传统的作用。然而就其对老子哲学的研究而论，却走过了曲折的路程。据他自己叙述，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给熊十力写信报告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自己改信马列唯物主义，从此熊十力就不再与他讨论学术问题。而之后任继愈汉唐佛教研究的一些论文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因此授意他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研究佛学和世界宗教并建立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使他在特殊历史时代获得一定的学术特权，他的佛学与老子研究可以相对从容地进行，也正因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研究取向，即以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任何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任继愈也不例外。
　　关锋，原名玉峰，字秀山，1919年生于山东省庆云县。与任继愈相比，关锋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人。他虽然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然而毛泽东“王、关、戚不是好人”定论后，即使“文革”后被从监狱释放，也不可能平反，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言行显然与平反的宗旨相左。其实关锋就其本性来说是一个学者，他之被卷入狂潮，有近代历史波澜的强大作用，也有他性格的弱点，还有机缘的凑合。这里也看出历史人物对“历史辩证法”理解的差异与个人命运的关系。追溯历史，老子与韩非都深谙“历史辩证法”――这恐怕也是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并列的原因，但老子注重对宇宙历史的领悟，而韩非却要将历史辩证法“用”到现实历史中，结果韩非不顾老子“天下大器不可执”的警告，自己想玩弄天下，最终却被“天下”所玩――他被杀死在他效力的秦国。关锋对历史辩证法有所领悟，当然不可能达到老子的境界；他也想对历史辩证法有所“用”，但也没有达到韩非的地位。不过，依他人生阶段的不同，或近于韩，或近于老；我们所关心的是他近于老的部分。
　　就关锋的思想发展来说，他早年一定程度上受了清代训诂学传统影响，但没有充分接受西学的涵养，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这局限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并没有完全泯灭他的天才。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对中国古代哲学有着极大兴趣，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激烈地批判唯心主义哲学，而老子哲学是他批判的重点。1959年5月，在中国哲学学会召开的会议上，他所作题为《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即使今天读来――捌除其特定意识形态词语――也是深刻的。1982年以后他潜心老子研究，其《老子通》可谓精深，他因此当得起“哲学家”称号了。
　　任继愈说老子的“道”是某种精细的物质即所谓“精气”，他解释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是“原始物质”，这样，任继愈阐释老子“道生一”的宇宙发生论就是：精细物质(精气)生出原始物质，简化为――物质产生物质，这里任继愈虽然区分了物质的“精”和“原始”，那也不过是形态上的区分，本质上没有区分，我们总不能说水蒸气是液态水的本原。任继愈的“物质产生物质”论其实等于根本没有回答宇宙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因为关于“宇宙是如何发生的?”本来就是问“物质的本原是什么”?而他回答“物质的本原就是物质”属同义反复，显然没有回答本原问题。所以那些凡是提出“物质世界的本原是什么?”问题的人就先在地认为物质世界是有其发生学本原的，而“物质-存在”的本原就不可能是“存在”，而必须是“存在”的对立者――非存在。而当我们明了了宇宙发生学的本原问题之本质意义，才会领悟到老子“无中生有”的天才所在。其实，关于“物质不可能作为物质的本原”，老子的后继者庄子早就明确地说出来了――他说“物物者非物”，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老子哲学究竟属于唯物还是唯心的争论中，我们看到，关锋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少有几个明白庄子“物物者非物”深刻内涵的人，而任继愈似乎终其一生也没有领悟。
　　“物物者非物”出于庄子的《知北游》，原话是：“有先天地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生物也。”翻成白话文就是：可有先于天地而生者吗?使物质成为物质的绝不是物质的东西，物质是不能使物质自身发生的。当我们明白了“使物质成为物质的绝不是物质的东西”，就能体会出关锋反驳冯友兰、任继愈等人的深刻性所在了，他说：“要给‘物’找个开始，是不能不找到‘非物’的。”“非物”的意义有二：一是“无”，二是“精神”，关于这两种“非物”的意义，老子早就领悟并在其五千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学人却似乎普遍性地丧失了王弼那种颖悟能力，一些人甚至还在重复“精神是精细的物质颗粒”这样早已经被否定了的观念，显然混淆了时空中存在与非时空中存在的本质区别；当然，关锋例外。
　　关锋敏锐地意识到了随着现代科学发展，“唯物主义世界绝对正确”所面临的挑战和危险，因为现代宇宙学逐渐清晰地证明宇宙的有限性，如果宇宙是有限的，那么物质世界就是有限的，如此让“物质”作为宇宙的本原，就是让有限者作世界的本原，而这就背反了“本原”的意义，因为一切有限者都必定有其历史性发生，即有限者一定有其发生之原因，故有限者肯定不是最终的原因。关锋说：“当今有一些哲学工作者提出现代自然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据说由于现代科学的宇宙太空探索成果，宇宙的无限原理成了问题，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动摇。”有限宇宙论是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动摇――看出这个问题的人，如果他曾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话，而我们相信关锋是诚实的；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宇宙生成论与人类世界观关系的敏锐洞察是说 不出这样深刻的话语的，仅此便知关锋的洞察力超越他同时代的许多被称为“学者”的人。
　　不过关锋毕竟对现代宇宙学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似乎也并未对本体与现象的同一性作如熊十力那样的深思，其实，即使宇宙大爆炸理论有比较充足的证据(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和哈勃建立在观察上所得的哈伯定律)也只能说明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是有限的，而在我们所居住的宇宙外毕竟还可能存在其他平行宇宙，而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之所从来的“无”态也可能是某重宇宙的寂灭态。就像我们所居宇宙寂灭后的“无”态可能缘起新一重宇宙一样。这样在超越“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之上，并且在超越的立场上看来――宇宙可以是无限的。何以非得“超越的立场看”?我们说“无限”的意义有所区分，比如“有始无终”的无限与“无始无终”的无限意义不同，所谓“超越的立场”就是上帝自己的立场――我们人类只能假设自己站在上帝立场上(而不可能真的站在上帝立场上，人与上帝的区别是不可消弭的)，这样，永生的上帝观察他创造的“全部宇宙”就是有始无终的无限，然而就宇宙中的存在者如人类这样的有限生物的现实立场来说，他们领悟到的自己居住的宇宙总是有限的，而在他们想象的外部平行宇宙也都是有限的，原因于他们不可能像上帝那样永存而观察“全部宇宙”――“全部宇宙”永不可能竣工。因此，既然宇宙是历史性地发生的，任何具体宇宙在被人类观察时都是有限的。这样，人类假设自己能全观宇宙而说“无限的物质宇宙是无限的物质宇宙的本原”就同样不过是――同义反复，没有回答宇宙的本原问题。
　　老子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并非说“物质”生成天地，须知老子这里的“物”不是今天所谓“物质”。中国古代语言简约，一个词在不同语境有不同的意思，今人不能望文生义地见老子哲学中“物”“先于天地生”就以为证明“物质第一性”；其实“有物混成”不过是说“有个东西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可能有人接着问，你不是说“先于天地存在的是‘非存在’”吗?回答是――是的，不过我们区分了“无”与“有”的对立性，这样“有”如果是“存在”，那么“无”就是“非存在”。可是，在“无”与“有”这对对立性的概念之上，还有更高的概念“非有、非无的存在”――道，相对于“道”的超越性，“有”与“无”倒是具同一性的概念，何以故?因为“有”与“无”其实不过是世界的两种转换的形式罢了――有的完全对称态就是无、无的对称性破缺态就是有，这其实就是老子早就说过的――“无”与“有”本来“同出而异名”。因此，说“无中生有”当然是天才的发现，说“有归于无”同样是天才的发现，而发现“有”与“无”的循环也就可能揭示了宇宙发生学的真理。“有”与“无”既然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形态，则“无中生有”也就不是彻底的宇宙本原论，本原――世界循环发生的根本原因――必须是与“有”与“无”二者对立的东西――道一精神。
　　而“精神”与“有”与“无”当然不是分离的，庄子说：“物物者与物无际”――使物质成为物质的东西与物质之间没有分隔的边际(庄子《知北游》)，即二者是统一体，因此物质的必然性只是人类观察世界忽略整体性而后的所见，而其实任何物质都是宇宙整体上的物质，因此分有宇宙整体的生命体性即自由性，这其实才是“体用不二”的真意――本体的自由与现象的必然是统一的。
　　任继愈、关锋所处的时代是“不敢思想”的时代，时代局限了人们的想象力。任继愈晚年所写的东西(《老子绎读》的序言)还认为老子的“道”即“无”，显然没有将“精神”和“生命体”的意义区分开来，他似乎也没有领悟佛学空、有二宗的真意。宇宙生命体有“无”与“有”两种变态，而“道”贯通在“有”与“无”之中，元与有的循环就是宇宙生命的循环，其循环乃是道的自我运化，老子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身为法，这样，道才能以其法创造天地万物人类，逆着推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作自己的因――而自因者是精神，也惟有精神是自因的。《易经》之“易”的本质乃道动，即自因而动。我们看国内一些论老或译老(为白话文)的书，对于“道法自然”往往不解，有的甚至理解或翻译成“道效法自然世界”，甚为可笑；而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章太炎其实也有不通的地方，从他诘难精神本原论的论据看，他未明了“道法自然”的自因意义，他竟然问“使上帝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说，天道一上帝自己作自己的因，他之上没有更高的原因了，自然科学的外因无限求解是不适用于精神现象学研究的，因为精神的自因性在自然科学的形式逻辑是不可理解的。即使追溯一个人产生某想法的原因，自然科学要从基本粒子、原子、分子运动出发推导人脑神经元运动，也是不可能得到此想法产生的“科学原因”的，原因在于方法错了，意识活动不可能获得物质运动的还原论解释，而只能通过精神领会物质世界的整体运动，这足以说明形而上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而不是相反。显然，如果如任继愈所认为的――“道”即“无”、“无”即“道”，就将“道”物化了。就如印度佛教哲学家龙树《中论》中所批评的“执”――执空、执有都有失偏颇，因为从宇宙循环来看――无是有的因、有是无的因、无又是有的因……，固执于“有”或“无”的任意一者，都不能解释宇宙何以是超循环运动的，而必须理解为――道(最高精神)存在于有与无的循环宇宙中并超越于有与无的循环之上从而使有与无超循环运动。把“道”看作是“肉体”(“无”与“有”是宇宙的“肉体”的两种形式)，说明任继愈至死也没有能“得道”，虽然他一辈子都似乎在“闻道”，可惜全不入耳，老子的境界对他始终是隔膜的。
　　顺便说一个问题也许并不多余，古人说“字如其人”，就是通过一个人的手笔一望而知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我每到国家图书馆看到任继愈为国家图书书馆音乐厅题写的“音乐厅”三个简化字就为他难为情，那几个大字僵硬呆板而粗陋，真当得起“恶札”的美名了。一个高寿的中国人，又享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可是起码的国学修养书法却是如此不堪，放到当年私塾先生面前，手心是要挨板子的，问题还在于他自己没有自知之明，他敢写，捧场者敢挂，勇气可真谓不小。中国古典文化在近现代的衰微由此可见一斑。
　　言归正传。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一般说来，无论东西方，伟大的哲学家大多是唯心主义者，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就给现代中国人“信仰”提出了问题，信仰既然并非“科学证明”而得，人并没有能力判断自己信仰的正确性，那么许多人固执地认为唯心主义错误、唯物主义正确――就是没有根据的。
　　
　　二、周扬与胡乔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中，是以胡乔木的胜利和周扬的失败而告终的。而后来人们总结这场广泛的讨论，大多认为，其兴起是思想解放运动转入深刻的标志，而其结果(胡胜周败)则是八十年代总体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潮流中一种逆流而动的插曲。因此周扬晚年因这一 振奋而遭受的打击获得了同情，也就自然地构成了对胡乔木的谴责。然而就二人所争论的问题本身而论，我们说，受同情者并不一定“正确”，而受谴责者也并不一定“错误”。而我们现代人之能跳出特定时代“正确”与“错误”命意的藩篱而能在另一种意义上讨论正确与错误，原因在于中国人价值观发生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回归。
　　周扬与胡乔木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革命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只不过“文革”后周扬内心中所发生的反思并没有发生在胡乔木身上。周扬在自身所经历的残酷斗争中――无论是他残酷打击别人还是他遭受别人残酷打击――感悟到人道主义的必要性，从而提出了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应有之意，他以总结“文革”灾难教训的方式说：“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周扬的论述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赞扬，据说1983年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里，女播音员代他宣读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后，掌声经久不息。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观点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早就提出过，但周扬和萨特可能都过于看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终极解放的理想，而忽视了马克思将其理论看做战斗武器的意义，通过暴力革命而实现彻底的人道主义――在历史阶段的社会斗争中所造成的结果究竟会怎样，并不在于马克思的初衷，而在于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本身。而我们知道，即使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也不否认――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充满曲折，只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将曲折解释为创造历史付出的代价，而反马克思主义者将之解释为灾难。
　　而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能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抽象的人道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鲜明的阶级性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超越阶级之上的人道主义从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即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则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界联合起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就是不可理解的。马克思赞同黑格尔“恶的辩证法”的真理性，无产阶级应该有勇气以资产阶级的髑髅当做自己的饮器，资本家的脑髓与鲜血是可供畅饮的美酒――砸烂旧世界本身就是在酿造人类文明的玉液琼浆。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应该在每个资本家家庭的门窗上贴上中世纪某组织的符号，他希望如同中世纪所发生的――被贴的家庭无论老人儿童都神秘失踪；马克思的追随者即各国无产阶级领袖更是奉劝无产阶级对待资本家不要心慈手软，因为没有鬼神、上帝，因此夜里不必为自己的斗争行为的残酷性害怕。应该大胆地斗争以消灭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坚信，只有在资产阶级被消灭的血泊中能浮现美丽新世界。可见，马克思主义充满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精神，与抽象的人道主义话语方式截然不同。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很可能是为了强调他与周扬思想的对立，在周扬作报告的同一地点(中央党校礼堂)宣读他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也是由中央电台广播员代读的。胡乔木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正是为了具体地理解人；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谈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越过了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哲学，找到了自己的新出发点。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称它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胡乔木所言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熟悉的观点，抽象的人、抽象的人道主义――不分阶级的超越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胡乔木质问：“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从他的发问不难看出，胡乔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然而国家意识形态仍然奉马克思主义为至尊，这样，周扬的“马克思主义属于人道主义”命题就具有历史积极作用的实用性，即这个提法能缓和“文革”时代的残酷气氛，提示把人类某一部分命名为资产阶级而任意消灭其肉体的做法所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应该得到遏制。但周扬这种利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企图通过将抽象的人道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而消解“文革”十年的恐怖氛围――尽管初衷是善意的、可毕竟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一厢情愿的理解，给一个革命斗士穿上观音菩萨的服装――是对革命斗士和观音菩萨的双重误解。在此意义上，一生浸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胡乔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显然更为正确，他认为抽象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水火不容――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战斗精神的忠实解释。
　　我们今天超越周、胡二人的语境，可以说，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赞同或否定人道主义，而在于人道主义是否应该作为人类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周扬还是胡乔木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由于他二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们把人道主义是否应该被肯定的问题，转换为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否蕴涵人道主义，当然，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还可以是，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给人一种保守僵化的感觉。
　　
　　三、江青与顾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中，我们知道江青制造的大量冤案证据确凿，她和她的几个“同志”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极度混乱和狂暴中，他们制造的革命运动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国走向危险的边缘，曾几何时，冤狱遍地。即使如此，江青身上同样显现了复杂性的一面。
　　据《文史参考》(2010年11月上)丁东《江青曾帮助陈景润》文章记载，1973年陈景润把自己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透露给中科院某人后，此 消息刊登在中共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动态清样》上。江青1973年3月看后大为感动，为陈景润在艰苦条件下做出的重大成绩落泪，她即刻将此件转毛泽东批阅，毛看后批转姚文元，而姚文元不解江青意，批“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他显然认为这对革命主义意识形态毫无作用，江青认为姚文元是书呆子，文不对题，之后江青找有关人士谈话，使陈景润的生活改善，重要的是陈景润论文很快发表在当年《中国社科》英文版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大学的人想必记得当年人们纷纷阅读的老作家徐迟写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所受的感动，这篇语言优美的文章对中国当时中学生的影响是――促使他们从造反时代转向学科学时代，中国意识形态一度仇恨知识而崇拜蒙昧，而忽然人们重新获得学习数学的权利，并且报告文学的发表(1949年后官方垄断了发表文章的权力)说明，一个人如果取得科学研究成果是值得鼓励的。国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这一微妙转变给予中国青年――尤其他们之中有天分的人――的鼓励以及由此所生发的内心的喜悦，只有当年经历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而这与江青等人将一个交白卷的青年树为中国青年们的表率并借题发挥的做法截然不同，当时有谁想过陈景润的成果被国人所知与那时人们批判的“四人帮”头目江青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呢!
　　我们知道江青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她喜欢听西洋音乐，对于中国京剧以及电影表演艺术的理解都超过一般人。如果她生在一个理性时代，其恶性不仅不会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而且可能是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然而她处在“文革”非理性的特殊时代的特殊位置上，就在给国人带来重大灾难的同时，也把自己钉死在了耻辱柱上。不过，她毕竟还有让其自我个性修养表达出来的一面，她对陈景润的揄扬就来源于此，起码在对待陈景润数学研究的态度上，她表现出区别于只知“打棍子”的姚文元。
　　与陈景润同时代，潜心研究而不追逐时风的另一个人叫顾准，只不过他的研究领域属于广义的哲学、思想史领域，虽然他远没有陈景润幸运，但他的研究成果相对于他同时代的人算是杰出的。顾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东西直到九十年代才发表，顾准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在文化浩劫中，能够专心地思考并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是很难得的，他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其意义在于通过对古希腊历史与中国历史的比较而对中国专制根源有所思索，表露出自由主义精神，进而有批判现代专制主义的倾向，因此超越了当时意识形态所命意的“左”与“右”。但就是顾准这样一位可称之为思想家的人物，曾一度极“左”。
　　读过顾准书的人可能知道，顾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任上海税务局局长，而在中共发动“三反”不久后，他很快被解职，这个事件一度被认为是顾准的右倾与当局的左倾对立的结果，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顾准主张的自报税额与当局主张的民主评议是“右”与“左’’的区分，而真实的历史情况却正好相反。最近看到蒋贤斌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1期)上的一篇文章《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撤职的原因分析》――我认为文章所引资料是确凿的，顾准主张的自报税额看似延续了传统的税务制度、而民主评议则并非如此，但顾准的初衷却是通过税收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消灭资本家；与此对照，民主评议虽然不准确，却在那个特殊历史阶段一般不会对资本家造成杀身之祸。以顾准的聪明，根据他所制定的税收严格标准，查账发现纳税问题是很容易的。企业主固然有避税心理，然而他即使想尽力多交税以避祸，也可能在计算中出小错，而顾准的“重罚”目的既然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由此他对企业主造成的心理恐慌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上世纪1989年至邓小平南方讲话前的一段时间，在当局某人讲话“要把私人企业主罚到倾家荡产”的形势下，某私人企业主坦言，每月到税务局报税时裤裆里都不免渗出尿液)。顾准“空屋子里找针”，毫不留情地在“三反”运动中打击上海小企业主和大资本家，致使很多小企业主破产自杀，大资本家有的自杀、有的敢怒不敢言，为此顾准曾收到匿名恐吓信。工人一开始配合政府“三反”，可是由于企业主自杀而企业倒闭后造成了大量失业，上海市面十分萧条，职工对“三反”变得消极，社会稳定也成为问题，这才引起中共上层人士的警觉，派薄一波来到上海指导“三反”运动，一定程度上纠正一些左倾做法，并撤销了顾准职务，理由是顾准打击面过宽，把靠拢政府的大资本家也毫不留情地推到了打击之列。
　　税收制度的建设在西方和中国都有漫长的历史可以追溯，根据收支账目按一定比例纳税，无疑是以“数目字统治”(黄仁宇语)的先进制度，然而如果税收的目的不是把税收看做国家维持基本财政的正常渠道进而把企业看做社会有机体细胞进而保护之，而是把私有企业看做要消灭的敌人，那么“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数目字统治就在使社会有机体遭受杀鸡取卵式破坏后，统治者的物质利益也受到了损害。这个道理顾准不可能不懂，但他对社会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念使他要在自己的工作中落实这种取代，“不破不立”也就成为他极左行为的思想基础，然而所“立”者(计划公有制)一旦成为现实，税收就成为公有制企业作为“一家人”之间以“计划”名义的随意调拨，数目字统治的精确与效率也就消失了，因为社会中的人丧失了进取精神――因为创造多的财富总是被无情调走，这恐怕是顾准所始料未及的。虽然我们能体会到顾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思想的难得，但即使在他后期的著作和日记中，我们也不难看到顾准的思想是很不彻底的，他以他尊重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极权主义，实在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这种矛盾甚至在现代学者中也还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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