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城市的边缘【行走在边缘的杂文家】
时间：2019-02-08 05:37: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乾荣简介 曾任《法制日报》评论部、特刊部主任，《金剑》杂志执行总编。现为《检察日报》专栏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杂文九本，散文一本，新闻评论一本，电视片一部。《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检察官和她的“试验田”》两文分别入选中小学课本。
○记者：王先生，您好！您半路出家入编辑、记者这一行，是怎样一种情结使您走上杂文创作这条路的？
●王乾荣：我到报社之前，是一个新闻和文学圈外的专业人员――这里似用“人士”一词比较顺口，但据说这词指有一定社会影响之人，窃用，有自我肥胖、大言不惭之嫌。小人物，还是自敛为好。那时，我不安分，身在曹营心在汉，经常舞文弄墨，写一些不伦不类的文字，胡乱投稿，屡见于各家报刊。可能报社领导看我有好发议论之毛病，就命我去了评论部。
评论部养大爷，来活就干，没事呆着，呆得无聊，又胡乱写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杂文，因为就文章样式来说，无法归于他类，就叫“杂文”吧。所谓“杂文情结”，就这么简单。
再往前推，是我上小学时，积极响应《中国少年报》征文，别的小朋友应征多写事儿，我却爱发表看法，就写成议论文――至于为什么，大概是平日杂七杂八读了些闲书，自以为长了见识，又不服气某些师长人五人六的怪做派，就想说道说道。如此而已。
○记者：熟悉您的人都说，您为人谦逊真诚、够朋友，做事低调，不事张扬。您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王乾荣：道听途说吧？我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么高贵的品质。我也说不准自己的性格。
我的家庭挺复杂。太爷、爷爷、大伯，王家三代三个人，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分子”，父亲因在外求学而幸免。“土改”后，这个四十多口人的大家散伙了。
我从小亡母，父亲远在天涯，只好跟三爷三奶过活，埋头读书，性格极其孤僻；渐渐知道了老家的事，一万个不明白，自家辛勤挣来的田亩、大车、骡马，为什么一瞬间没有了，小小心眼，内藏矛盾重重。像我这样不是父母抚养长大的人，最知道报恩。无辜的三爷在“文革”中饱受迫害，我无法分担，哀痛至深。而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不“低调”，能怎么样？记得一次，很多同学都去欢迎外国元首，学校惟独把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留下来打扫卫生。入团、参军，更没有我的份儿。
心灵创伤累累，使我变得“另类”、敏感；胸中堆积块垒，总想找一个小小发泄口。这便是我的幸福而悲哀的人生。
鲁迅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我也颇能“自害”，但即使我想给人们“添点热闹”，恐怕也没人看，况且我也没有添热闹的本事，最多给人家添点儿小堵。如果你不问我，我一辈子都不会说这些没意思的事；再说，中国十三亿人，各有遭际，哪位有兴趣听你一个小人物絮叨！
刘晓庆在自传里说，她命大，小时候连恶狗追到她脚后跟儿，都突然停下来不咬了――那性格，才有人欣赏，那文章，才有人拜读呢。
○记者：人们常说“文如其人”，但您做起文章来却疾恶如仇，凌厉尖锐，眼里容不得沙子。那么，又是何种因素促成了您的文风特点？您怎样看待自己这种“为人”与“为文”上的差异？
●王乾荣：我作文，根本说不上什么“特点”。回望一下，我原是比较激烈的――比如当今那些巧取豪夺暴富的家伙，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吸吮民脂民膏的剥削者、寄生虫和地主资本家，于是对他们抨击有加，不遗余力。但是激烈了几回，就不激烈了，因为没用。我接受了这个现实，再找成因，慢慢地，收敛了愤慨。
现在我是比较平和的一个人，写文章，也争取“柔”一些。至于为文为人的差异，在谁，都是难免的。极端的事例是，我知道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杀人即是他的“为文”，但是他平日“为人”却文静、好读书、富怜悯心而恪守规矩。
鲁迅说：“看别人的赤条条，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齐的衣裤。”这就是存在于鄙人身上的“差异”。
○记者：从主持《法制日报》“特刊”到主编《金剑》杂志，应该是您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吧。那么，这一阶段对您杂文理念的形成与成熟，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王乾荣：我差点儿成为一个园林设计专家，但是我不愿意。我喜欢并且干了新闻，写杂文也算业余，基本上没有“杂文理念”，当然谈不上它的“形成与成熟”。
办报刊，确使我方便地与业内同行交流，也认识了一些杂文前辈，对我大有裨益。不过作文完全是一种“私活儿”，交流也罢，接触也好，只是工作上的。我说过，我基本上是一个孤独者，不大热衷于交际。我的朋友只有几个死党。我并不刻意向谁学文，或附和哪一派的高论。我也没有拜访前辈的习惯，对他们，除了电话约稿、请安，只是远远地、默默地敬佩着，不掺和他们诸如“新基调”、“旧地盘”之类的“党争”，所以名家大腕儿对我并不熟悉，也没有前辈“提携”过我一回半回。一笑。
○记者：在创作中您曾主张杂文应“近文学，找灵魂，挫万物，不媚俗，重个性”，那么，您对杂文的“文”具有着怎样独特的认识？也请谈谈您对杂文“文”（文学形象性）“理”（思维逻辑性）关系的看法。
●王乾荣：我真的没什么“主张”。你引的这几点，是我选编辽宁社某年《中国最佳杂文》时，写的序言里说的，只是根据“当年所选杂文”而勉强归纳出来的几个特点，也很不准确。
我不太喜欢有人动辄提一个什么“主张”，好像真有新命题、新论点似的。我觉得古往今来称得上“主张”的，包括文学“主张”，也就是极少数哲人、大家提出的有数的那几条，别的花样繁多的“说法”，不过是人家“主张”的演绎而已。
独特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才堪称“主张”，是吧？“我主张减肥”，只是“主张”的滥用，因为谁都知道，人肥了不美，有“三高”之虞，尤其是娇贵的心脏受不了――哪是“你的”主张？
至于杂文的文学性，仍如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须曲尽其妙，写得丰腴、“好玩”而韵味深长，熔情感、文采、见识于一炉，切忌声嘶力竭大喊大叫，或明火执仗大砍大杀，或干巴巴地像个瘪三。为什么杂文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杂文是说理的文体，作者往往注意义正词严，而忽略了千回百转。
不过不管如何跌宕起伏，如何曲转有致，总要丝丝入扣，行于所行，止在当止，且能自圆其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一味铺张扬厉，热闹是热闹了，恐怕读者的脑袋，早成糨糊了――要说杂文的逻辑性，最不可轻视这一点。
○记者：您的杂文大多取材于世俗生活，晓畅耐读，读者易于接受。那么，您在创作时是否有意考虑过杂文的普及功能？
●王乾荣：我做文章时，只想把它写好，一心弄出彩儿，别的没有考虑。
关于普及，我认为当下中国，几乎人人都是杂文家――近年的网络，颇能说明这一点。不写文章的“庸众”，引车卖浆者流，比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堪称杂文家。世风变了，人们有话即说，有屁就放，用不着特意去普及。
而且，能普及的，总是有定规的，像中小学义务教育，把适龄孩子一网打尽，盖曰“普及”；像一般的法律，是很“死”的玩意儿，须妇孺皆知，也叫“普及”。杂文，人各有写法，柏杨和李敖其趣大异，鄢烈山和朱铁志门道有别，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何普及？
○记者：您从2003年开始选编年度《中国最佳杂文》（辽宁人民出版社版），并坚持自己的原则，力图与别家不同。请谈谈您的选编理念。
●王乾荣：我尽量把读着“好玩”――比如或识见，或手法，或景致，或角度，总有一处，令人耳目一新，而不是贫气、胡闹――的杂文选进来，但是由于阅读范围所限，往往事与愿违。我自己选一部分文章，可以基本实现我的“理念”；另一部分是约的，不大合我口味，但我不能老给人家退稿，只好差强人意了。
我无法做到尽量自己选文，除了阅读范围所限，是有很多苦衷的。有一年，选了上海一位先生大文，不知其人贵府何在，无法联系，只好于文本上说明，盼作者跟出版社联系，以便寄上样书和薄酬。哪料此君在书店见到选本后，打电话说选者故意占他便宜，“你们大概以为选我文章我会感到特别光荣是吧”，并索要稿费两千大洋，说他的文章“就这个价”，斥责选者竟然连他这样的名人的情况，都不了解。他维权没错儿，本人钦佩，以后就更加小心翼翼了，小心的结果是，很多好文章不敢选了。
出版社稿费，每篇文章五六十元，挺可怜。我借此机会希望，够朋友的陌生杂文作者，别这样猜度我们――占几十块小钱的便宜，我和出版社责编陶女士，还没有恶劣到这个地步吧。
○记者：以您写杂文、编杂文、评杂文的经验来看，您对杂文界近几年的创作趋势怎样评价？
●王乾荣：说实在的，我从未关注过、也没有能力把握这个“趋势”。我认为作者很努力，喜欢写，写出来了，哪怕纸质媒体发不了，也可以贴到网上，畅所欲言，热热闹闹，其中不乏令人为之击节的精品，挺好。至于有人说杂文被“边缘化”，杂文是很多人“最不喜欢的文学样式”，姑妄听之吧。
○记者：在《杂文选刊》创刊十五周年的“特辑”中，您曾为我刊特别拟作“笔会”文章《不写杂文》。今年是《杂文选刊》创刊二十周年，还望您再次寄语。谢谢！
●王乾荣：眨眼间贵刊创办二十年了！祝贺！贵刊不断茁壮成长，由吉林、东北而全国，团结、奖掖了那么多杂文作者，成为杂文界一面旗帜，堪称新老杂文作者之家，好事做了一箩筐，本人深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