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 [“乡下人进城”后的“他者”身份]
时间：2019-02-11 05:46: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祥子 乡下人 他者 摘 要：关于祥子的悲剧命运，学术界从社会、政治等外部因素或者性格、命运等内部因素探索分析的较多。本文从“乡下人进城”这一角度为切入点，将祥子置于城乡的对比和冲突与女性视角下进行全景关照，发现其在城市以及性别中的“他者”的身份，由此阐释其悲剧命运。
现代作家笔下“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和命运，有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鲁迅塑造的阿Q，王统照在《山雨》中的奚大有等文学形象，为我们留下了不同色彩的乡土记忆。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自古以农业立本，这种“乡土性”是与土地不可分割的一种文化的、社会的、经济上的联系，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家族宗法、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等。然而“乡土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产生异质性变化，尤其到了“五四”前后，随着西方文明的植入，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一部分人失去安身立命的土地，他们告别乡村，以乡下人的身份进城寻求短暂或者长久的生存。
当城市和乡村出现明显差异时，就出现了“乡下人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这一现象被关注进而以某种方式进入文学叙述当中。“乡下人进城”是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话题。中国古代社会的“乡下人进城”是在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背景下进行的，是自发的、个体的、零散的实践活动。{1}北宋有一首流传广远的五言诗《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全诗讲述一个在贫穷乡下以养蚕卖丝为生的普通妇女进城的遭遇，反映了城乡间巨大的社会等级和生活水平差异。《红楼梦》中刘姥姥三进荣国府，出尽洋相，从侧面反映出荣府奢华的生活，刘姥姥进大观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乡下人进城”进行语义置换。清代后期出现的《风月梦》《海上花列传》等作品中涉及到了乡下女性进城后的烟花生活的描写。这些都反映出“乡下人进城”的元故事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早已萌芽并且缓慢发展，构成一种潜在的文学叙述。
一、北平城中的“他者”
“乡下人进城”是一个中国现代化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2}乡下人“最主要是作为都市/城里人的相对性概念，包含有身份悬殊，既得权利与分一杯羹者的竞争，他还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历史概念，带有社会构成的一段对另一端的优势。”{3}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祥子是较早出现的进城乡下人中一个失败的典型。祥子的进城是迫于无奈，是跟随着大流的从众心理，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其中必然要付出相当代价。“乡下人”与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具有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同种况味。
祥子十八岁从乡间到城里，希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年轻的身体资本换取新的生活，他干过不少工作，最后选择拉洋车，这是祥子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这一职业选择表明，祥子虽然离开了土地，思想还是有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他习惯个体劳动，希望有一辆自己的车，买车，拉车，赚钱，过上自给自足的小日子。北平的洋车夫有很多派，要强、自尊的祥子要做上流车夫，这种自信源于他年轻且强壮的身体资本，无论是在乡间务农还是进城拉车，身体资本尤其重要。年轻的祥子有着铁扇面似的胸，直硬的背，宽而威严的肩以及“出号”的大脚，老舍的描写充满了肯定和赞美，不禁让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雕塑中对人的体格健壮之美的夸张塑造。祥子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高起点上：身体壮、精神足、心灵诚、人和气、脚利索。众车夫中，祥子尤为抢眼，具备“高级车夫”的所有品质。此番叙述为祥子设立了生产和生活的层次，也为全篇小说设立一个最高的逻辑起点。
祥子不吸烟、不赌钱、不喝酒，拒绝外界一切诱惑，自苦不已，咬牙苦干三年，终于凑足一百块买了一辆新车。祥子怀揣朴素的理想，照此发展，一辆、两辆，再过两年又可以买一辆车。祥子身上乡下人特有的气质、性格和思维方式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拉自己车，虽然身在城市，却拒绝与城市发生更多的联系。祥子经历过三起三落，其中第一次丢车就与他不谙时局有很大关系。战争的消息谣言满天飞，祥子不闻不问不想，只有车是他的一块“活地”、“宝地“，能生产出一切吃食。兵荒马乱时祥子还是一根筋去拉车，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抛在脑后，为了多拉钱他甚至冒险把车拉到清华，结果连人带车被宪兵捉去。
老舍写到祥子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但也正是由于祥子淳朴的小农意识严重阻碍了他对城市生活的接受。除了对时局漠不关心外，祥子的经济观念也相对保守。他幻想有了车就如同在乡下有了几亩薄田一样，能凭借自己的年轻力壮过上安稳的生活，他一心只想凭力气吃饭，拒绝代表城市文明的先进的经济观念，不相信银行，不愿意借贷。以至于遭到孙侦探的敲诈时，就像碰在蛛网上的小虫，完全无力抵抗，即使想挣扎也来不及。
祥子进城三年，他唯一的朋友就是这座城，“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饿着也比在乡下可爱……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祥子宁做城里乱离人，不做乡村太平犬。人与城之间已有很大隔膜，他很难融入城市的生活之中，更难用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去经营自己的小日子。祥子骨子里仍是用乡村文化传统看待一切事物的，乡土文化已经渗透到他的灵魂中，成为无法抹去的文化印记。此外，祥子还要面对身份的焦虑，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徘徊在城市边缘的“乡下人”。即使在婚姻中，虎妞也能轻而易举地俯视他、作践他，祥子注定成为城市中游走的“他者”。
二、女性镜像中的“他者”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着墨最多的两位女性就是虎妞和小福子。她们二者作为女性但都不具备作为女性主体的身份，她们只是男权制度下的附庸。虎妞虽然属于有产阶级，也只能在父亲刘四爷手下任劳任怨打理车厂，成为赚钱工具。二强子身处社会底层，对女儿小福子也全然拥有所有权，可以任意出卖或者转让她的身体。虎妞、小福子具有不同的身世背景，不同的情感历程，却共同地与祥子形成交集，之后共同遭遇了意义深远的死亡，虎妞、祥子、小福子三者互为镜像。
在现代文学诸多女性形象中，虎妞可谓是最具有文化品格的一位，不仅因为她是现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市民形象，而且她还出身有产家庭，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在多重文化影响下诞生的独特女性形象。虎妞出场就带有明显的“男性化”特征，刘四“只有个三十八岁的虎女”，人长得“虎头虎脑”，“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都有男人爽快”。虎妞形象凸显眼前：虎背熊腰、长着虎牙、性格似虎、粗野泼辣。对待车夫“一向野调无腔惯了”，她在家里耍横，刘四爷办寿时她也能全然不顾，将平日威风的刘四骂个狗血喷头。在外更是肆无忌惮，她去曹宅找祥子，开口闭口大吵大骂。
生在京城，家庭殷实，虎妞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她意识到自己和祥子在家庭出身、思维观念、处事行为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她眼中“祥子就是地道窝窝头脑袋……乡下脑壳”，可她真心“喜欢这个傻大个”，并且为了得到祥子不惜与刘四决裂。虎妞阴柔不足而阳刚有余，她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祥子，她能对祥子直表心意“我真疼你”，一边又警告威胁祥子“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儿”。从她一厢情愿恋上祥子，到设计套牢祥子，再到结婚租房，虎妞始终掌控局势，占据主动，祥子如她的盘中之物，逃不脱也挣扎不得。在虎妞看来，祥子就是乡下人、苦车夫，对他的支配变得自然而然。
虎妞外貌丑陋，性格畸形，长年扎在车夫堆里，她晚婚，并且婚前失身，性格里有被压抑被损害的一面，祥子成了她的情感宣泄口。婚后，她“不许他去拉车，而每天好菜好饭地养着他”，甚至要求祥子昼夜留在家里陪她，祥子“已不是人，而是一块肉”，完全成了虎妞的玩意儿。畸形的压抑与变态的释放，使虎妞和祥子的关系变为“肉与肉”的关系、主妇与雇佣的关系。虎妞在性事方面的主动与索求对祥子身体的损耗，比剥削式的劳动更具有破坏性。祥子在婚姻关系中备受心理和生理的煎熬，完全失去了一个男性的自主与自尊，在这场差强人意的婚姻中扮演了“他者”的角色。
虎妞、小福子同处大杂院，一个丑陋、一个秀美，一个泼辣、一个温顺，一个处心积虑为自己、一个牺牲自己为别人，小福子就是虎妞的一个鲜明的镜像。当虎妞难产死去，小福子恰逢其时的存在使祥子心里一动，这才是理想的妻子人选。可在父权制下女性哪里有掌控自己的权利？女性的身体资本一再被使用和转让。小福子被父亲卖给军官，被“消费”完后回到大杂院，在父亲二强子的默认下继续出卖肉体。小福子没有支配自己的权利，何况她身后还有一个酒鬼父亲和两个弟弟，祥子退缩了，不完全是因为他负担不起如此重担，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二强子会因为经济因素继续行使对小福子身体的所有权。刘四爷却全然将虎妞的所有权扔给祥子，让其遭受挫折。骆驼祥子再也扛不动身上沉重的“双峰”，小福子的幻想最终破灭，堕入“白房子”，小福子成了祥子眼中的镜像，祥子成了小福子生活中的“他者”。
三、被异化的“乡下人”
没有生产资料的祥子只有气力和身体，他把全部的心思和体力都投入到攒钱买车的理想中去。在此过程中，人，钱，车三者发生紧密联系：人出力拉车就能赚钱，钱积少成多能买车，车又是赚钱的资本。祥子的整个人都是为其“宗教”，也就是为车服务的，他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车这个对象了。“异化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4}祥子的劳动一开始就带有异化色彩，这也意味着祥子从进城拉车开始就不能保持自身的完整性，自我与身体、精神是分离的。
祥子的人生可视为一个生命逻辑的发展过程，他的身体和精神遭受双重异化。身体每况愈下与精神走下坡路的指向是一致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对祥子身体和心灵的叙述成为小说相交相行的两条脉络，其生命逻辑必然是一个向下走的过程，三起三落、两手空空，根本没有出路，印证了车夫老马的一句话，铁打的人也逃不出这个天罗地网。
起初，祥子身上的乡村文化存在根基没有被动摇，他只是简单而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他甚至不愿沾染一般车夫的普遍恶习，在其他车夫眼中，祥子就是一个“异类”，他们眼中的“他者”。他想万事不求人，也不愿帮助别人，害怕承担责任。面对小福子的酒鬼老子和弱小的弟弟时，祥子犹豫了，退缩了。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相互疏远，缺乏沟通，彼此隔绝，面对一个失去生存价值的世界，底层的车夫和贫民感受到的只能是无可奈何，看不到任何出路，情感找不到宣泄口，想行动找不到机会，这种孤独感、恐惧感交替出现，转变为深深的焦躁、迷惘与绝望，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被生存现实所异化，成为失去实际意义的病态行为。
祥子对虎妞充满厌恶，在各种因素推动下与她成了亲，祥子“感到整个生命是一部委屈史”，没有一丝欢喜。虎妞深谙祥子的心思，用私房钱买了车进而抓住祥子的心，祥子又能出去拉车，生活渐渐恢复正轨。王德威指出，“虎妞的身体不过是一个替代品，用来代替祥子因被杨宅解雇而失去未来的人力车。”夫妻间没有真爱，车或许是连接他们的有效纽带，人与人间的情感关系被异化、物化了。
虎妞、小福子先后死去让祥子彻底失去方向，他的沉沦过程是一个身体和精神都向车夫群体复归的过程，最终成为“车夫样的车夫”。心灵的失守引发身体上的放纵，身体的衰退又促使精神愈加麻木直至坠落无底深渊。祥子不再是车夫中的“他者”，他们已是“同类”，都是北平城中的“困兽”。祥子以“高级车夫”出场，以“低级车夫”作结，完成一个向下走的生命寓言。
对都市文化抱有乌托邦性质浪漫幻想的进城乡下人祥子，对即将到来的文化冲突和身份危机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一只脚踩在乡下，一只脚踩在一座想象中的城里。失去了土地的依靠，尚不能融入城市，他在断裂的状态中游走。乡下人作为人这一个体存在，他们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进了城，来到了从制度到观念、从生活方式到思维观念都不属于他们的陌生领地，这就使得他们成为了特殊个体，一群城里人眼中的“他者”。他们渴望得到最基本的满足，这些基本需要恰恰是他们在城市中存在性的根本体现，然而城市拒绝这群“他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城市的生命性存在，或者是身份的存在无法得到实现，甚至有被吞没的可能，正是这种可能，造成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并且外化为行为方式的突变。祥子的坚持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失去意义，要么出走要么堕落，祥子选择了后者。
结 语
穿越古代，跨越现代，进入当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一直在行进中，《骆驼祥子》是现代文学有关“乡下人进城”叙述中一个重要坐标。上世纪50年代初期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通过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一场“感情危机”，表现了建国初期革命文化语境中“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的新一轮族群性对抗。80年代路遥《人生》中进城的农村娃高加林进城遇挫，只能寄希望于乡村乌托邦。到90年代以来和新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中的一系列形象，都为“乡下人进城”文学叙述注入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进城”是一个无极的追求，是一个身份获得的过程，也是一个必须付出沉痛代价的过程。对从乡下进城的祥子来说，北平城是一个无形的城堡，城门就是难以逾越的“城乡意识形态”，虎妞和祥子就置身于这种无形的枷锁之内。即使祥子努力拉车赚钱，极力认同城市的生活，他也无法把这种努力变成一个可逆的过程。古代那些抛下乡野生活进城谋生的乡下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到，在他们身后会有数量庞大的后来人前仆后继涌入城市，接受生活大浪的洗礼。乡下人进城求生，逃离一重困境，复又陷入另一重困境，就像祥子入了车夫的“辄”，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城市对于乡下人来说是“他者”的世界，他们带着对城市的想象迈入城市，而现实中的城市轻而易举地击毁了这一想象，救赎之路最终指向虚无。如果从“乡下人进城”这一角度审视《骆驼祥子》，老舍先生深远的道德眼光和超越的人性深度是令人赞叹的。
作者简介：张悠哲，吉林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黄强：《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3}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4}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