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探析《寒夜》中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从修辞学角度分析《寒夜》
时间：2019-02-12 05:29: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心理学 《寒夜》 个性心理 自我意识 悲剧性 摘 要:巴金是个心理描写的大师,在《寒夜》中他充分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曾树生个性心理充满矛盾,矛盾的不断冲突,铸成她的爱情悲剧。汪文宣由于缺乏自我意识,造就他的悲剧人生。小说中的母子关系,呈现出不正常的心理、行为表现及情感依恋,导致他们的悲剧命运。
《寒夜》是巴金1946年发表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这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它描写的是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破裂,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很多评论家都说《寒夜》在艺术上和人物描写上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实、细腻地描写了人的感情,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文章试从心理学角度来探析小说《寒夜》中人物形象的悲剧性。
一、 个性心理的矛盾冲突,铸成她的爱情悲剧
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环境和教育的差异,以及自身各种因素的不同,人们在形成需要、动机、兴趣、信念、理想和价值观等方面,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个别差异。这些差异,就是人们经常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个性倾向性。与个性倾向性相关联,在人们的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中,也常常反映着个人的许多不同的心理特点。人们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心理学统称为个性心理特点。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点有机地、综合地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个性心理,或简称个性。个性心理就是指一个人在心理过程的发展和进程中,经常表现出来的那些比较稳定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点。在《寒夜》中个性心理有着矛盾冲突最多的要数女主人公曾树生了。曾树生的言论、行动和她的内心世界有时和谐统一,有时却又那么充满矛盾和斗争。个性心理的不断冲突,最终铸成了她的悲剧性。
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他们曾经受过西方现代新思潮的熏陶和启迪,在个性解放的信念下结合,又共同追求过“教育救国”的理想。文宣爱着树生,这从他当明知自己有病的时候,还坚持到公司卖命,目的就是想挣回那个四磅的蛋糕,好为自己最爱的妻子过一个生日的行动中就可以看出。同样,树生爱着汪文宣也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虽说那时是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他们没有履行严格意义上的婚姻程序就有了同居关系,并且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在汪文宣的家庭里,树生与婆婆间的战火线始终都是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像树生那种有个性的女性能够“忍受”十几年,肯定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她,那就是爱情的力量。像树生那样所谓的“花瓶”,肯定会有很多的追慕者,但她始终没有超越那个度,即使在陈主任做出一些不法举动时,她也及时控制了自己的幻想,没有背叛汪文宣。小说中还写到她赌气离家后,偶然在街上看到醉酒的丈夫,就搀扶他回家。汪文宣发疟疾,她就断绝了与外交往,在家悉心照料丈夫。当汪文宣病倒在床上时,她愿用她上班时间来陪着他,她花掉了她的工资来买治疗他的药。为了使他心里好受,她也曾一度答应他再也不会跟婆婆吵了,并处处忍着,让着。尤其是吻别一场:文宣赶到楼梯口来送行,树生一见他,感到一阵心酸,就扑到他身上,文宣连忙后退,说自己有肺病会传染,“她并不离开他,却伸出两只手将他抱住,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地吻了一下”,泪满脸地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
可是她在经营爱情的道路上还在做了个逃兵,没有坚决勇敢地捍卫自己的爱情。她喜欢和上司去咖啡店,喜欢跳舞,这些活动占用了她太多的精力,竟使她抽不出时间来陪生病的、时常哀诉的丈夫。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可是回到家却恰恰相反,她感到冰冷、寂寞、苦恼,空虚。她觉得在家里多待一刻也不可能。面对着这个已失去了昔日朝气和热情,变得只会唉声叹气,永远一副可怜相的病入膏肓的丈夫,她的内心有着无尽的恐惧和压抑。她无法接受汪文宣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无法满足她的现状。家对她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她感到极度苦闷和压抑。曾树生认识到了“我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自己,不然我会死在这间屋子里”。她要救出自己,为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着想,去奋力挣扎。她再也不甘心和汪文宣过那种清贫的日子。
在所有的现实面前,她对爱情没有经受住考验。她心中无比爱着汪文宣,可是,却推不开爱情路上的绊脚石。她对爱情不够坚决,勇敢。最后,当她意识到自己最爱的还是汪文宣,克服重重困难回到重庆来找他,迎接她的只有“人去楼空”的悲伤和惆怅。她与汪文宣已阴阳相隔,难续爱情。
曾树生任性而自尊,聪明而爱虚荣,追求物质享受,因此她不失时机地会去寻找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幸福,寻找她所需要的阳光、快活。她这时追求的已不是为教育而献身的理想,她所追求的是物质的满足,是能和她共进咖啡厅、共进舞厅的有钱有势的人。可是她却不能做到不择手段地得到这些,她还会时常感到自责和愧疚。她的内心是矛盾的。比如她和陈主任的交往,即使陈主任喜欢她并诱惑她,在她与汪文宣正式脱离夫妻关系之前,她没有逾越传统道德底线半步。小说第四章,写汪文宣发现曾、陈走在一起时的情景:“男的故意把膀子靠近女人身体,女的有意无意地在躲闪”;第十五章写陈主任向曾树生表白爱慕之情后,小说是这样写她的反应的:“‘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连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她忽然摇摇手说:‘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既兴奋,又害羞,可是又痛苦。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结束那种漫无边际的沉闷生活,曾树生既被文雅、富有的年轻上司所吸引,又抗拒着他对自己的诱惑,她要坚守为人之妻的信义。其实她始终在内心的坚守和外来的诱惑之间徘徊。只是她没有抵制住诱惑,酿成了婚姻上的悲剧。
二、缺乏自我意识,造就他的悲剧人生
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身心状况,自己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认同、情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向。
(一)自我意识呈现发展的矛盾性
我们知道,个体的自我意识尚未形成时,是混沌一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实践能力的增强,自我逐步分化成主观的我和客观的我。主观上的我往往代表了社会的要求,在头脑中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我”的形象;客观的我实质上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我”的形象。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主观的我和客观的我、理想的我与现实的我之间容易出现差距和矛盾。毕竟理想只是对未来的设想,现实的自我总是落后于理想的自我。《寒夜》中汪文宣就是主观的自我与客观的自我有着矛盾冲突的典型。这主要表现在:
1.感情与理智的矛盾
感情与理智的矛盾造就了汪文宣的人生悲剧。他敬爱母亲,又深爱着妻子,可这两种爱却起了激烈的冲突。虽然情感上他趋向于妻子,可理性又让他不忍心责怪母亲。结果他总是以自己的委屈来换取母亲和妻子的让步。可他这个“调解人”其实扮演得并不成功,家庭从未和睦,妻子最后也还是随着他人远走兰州。虽然他情感上留恋着妻子,想让她留下来,理性又让他觉得妻子跟着自己在受苦,不如让她远走高飞,但妻子走后第二天他就病倒了。他期望能治好病,可理性上顾及做丈夫的面子和家境的贫困,使他宁愿带着病体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工作中他常受到同事的讥笑,上司的压迫,他对这些很怨愤,却想不到反抗,因为理性上他害怕失业。
2.希望与现实的矛盾
小说重点从两方面描写汪文宣的希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真实而细致地表现了汪文宣这个人物。
(1)希望之“我”与现实之“我”的矛盾。汪文宣被母亲和妻子评价为一个“没出息”、“不中用”、什么气都能忍耐、什么苦都能忍受的“老好人”。可汪文宣自己对“老好人”这个“听厌了的评语”其实十分敏感。当妻子有一回说他“太老好”时,小说中写道:“他想着那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平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希望之“我”不满现实之“我”,想要改变现实之“我”,又屈服于现实之“我”。毋庸多言,一个人的性格悲剧在三个念头的一转瞬间就暴露无遗了。
(2)人生理想与人生现实的落差。汪文宣先前读大学教育系,有理想,有热情,也有反抗精神。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同学曾树生恋爱并私自结婚,其后又怀着教育救国的高尚理想进入社会。可作品一开始写他出现时就已经是个没有能力谈理想的人了。偶尔一次他和妻子谈起过去办教育的理想,可是妻子说:“不要跟我谈起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现实中汪文宣这个悲剧人物最终还是被公司辞退,被娇妻抛弃,痛苦而凄惨地在别人庆祝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默默地死去。
(二)自我意识呈现严重的自卑性
自我意识的形象包括三大因素:关于被他人看到自己的姿态的自我觉察、关于他人对自己所作的评价与判断的自我想象、关于对自己怀有的某种感情――自尊或自卑。自卑这一点在汪文宣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家庭生活中,面对家庭内部婆媳之间的争吵,他总是说,都是我不好,是我没用,使你们受苦。面对曾树生的自立,汪文宣感到深深的自卑,对树生怀有一种畏惧的感觉,感到曾树生用她那高傲的眼光看着他。他迷恋于树生健康美丽的生命,这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又引起他的嫉妒与不安。最使他感到自卑的是在男权社会里,他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不能满足自己的妻子,这让他有着一种深深的挫败感,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男人的耻辱。在工作中,他显得懦弱老好,忍辱偷安。周主任、吴科长之流连文章都做不通,他觉得不该怕他们,可周阴冷的表情,吴严厉的目光,总使他毛骨悚然。时局紧张,大家都无心上班,上司就逼他加倍地工作,他受了欺负,内心十分不平,感到极不公道,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连愤怒的表情都没有,只是温和地点点头,就承担下来了。工作上的屈辱郁积在心里,家庭生活矛盾摆在面前,他都无力解决,只好过一天算一天,敷衍消沉,听天由命。他总是抱着自卑的心态看着自己,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难道还能希望别人白白给他自尊?他的家里没有亮光,有的只是灰暗的墙壁和凄凉的气氛,同样,他的生活里也没有光明,没有希望。
三、母子关系,呈现出不正常的心理、行为表现及情感依恋,导致他们的悲剧命运
(一)恋子情结
主人公汪文宣的母亲本是名噪一时的昆明才女,丈夫的早逝和战争带来的灾难消褪了她的芳华,旧式的伦理观又使她不会走再婚的路。她把体内燃烧着的青春活力和人性欲求压抑至意识的深层。于是,孤独寂寞的她把母亲和女人双重身份的爱全部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辞辛苦,操持家务,终于将儿子汪文宣培养成一名大学生。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单身母亲,她很清楚地认识到:儿子是他唯一可以依靠、可以信赖的人。她明明知道他终究不属于她,但她还是死死抓住他这根弱不禁风的稻草。她并不指望从他那真正得到些什么,只是在苦苦寻求着一种精神上的依托或者安慰。她的生活缺少了另一半,也就缺少了一份珍贵的爱,一份可以支持着她、陪伴着她过完余生的力量。正是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家”的不完整乃至破败不堪,让她备受寂寞与战乱的折磨。
在那样的情况下她是那样孤苦无援,而她唯一的希望――她的儿子又是那样卑微、那样孱弱。然而她始终相信他,并且无条件地爱着他;同样在她眼里,他也离不开她,因为只有她才是最爱他的人。她已经失去了青春,因而她只能通过细致的呵护与关爱去套住儿子的心。她并不清楚的是:在她潜意识里,成年的儿子不过是早年丈夫的影子,是她压抑的性爱追求得以释放的理念象征。她施加给儿子的爱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母爱”,而更多的是由对异性的爱嫁接而来的,这种爱是不健全的,是扭曲了、异化了的爱。因而当感到自己的儿子潜意识是倾向于妻爱时,她害怕这种感情会使得儿子渐渐远离她,而亲近那个女人。因此她对真正能影响儿子情感的人产生了巨大的排斥心理,对一个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女人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她想方设法对媳妇进行责难和攻击:“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你是我儿子的姘头,哪个不晓得!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哪个做的媒人?”“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她的这种恋子情结作者用了不少的笔墨来表现。如第六章当汪文宣离开和树生相约的咖啡店,无精打采地回到家中时,“母亲关心的望着他,她希望他对她多讲几句话。但是他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她感到失望,等了他这一天,他回来却这样地对待她,一定是那个女人在他心上作怪。果然当她知道儿子刚和树生一起喝过咖啡后,她气得怒火中烧,“她在家里烧好饭菜等他回来吃,他却同那个女人去喝咖啡。他们倒会享清福。他居然跑去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这太过分了,不是她所忍受的。”“她气得没有办法,知道儿子不会听自己的话,又知道他仍然忘不了那个女人,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压不倒那个女人。树生这个名字在他口里念得还十分亲热。”显然,汪母的这种心态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母爱的范畴。她的潜意识中混杂着一个女人的爱被夺去之后所产生的恨。
由此可见巴金笔下的汪母身上带着一种“恋子情结”,这一情结正是弗洛伊德“恋母情结”的变体,是倒置了的“恋母情结”,即母亲对儿子强烈依恋和占有。她不能接纳爱她儿子的第二个女性,更不能容忍儿子把爱转移。她如此排斥儿媳妇,可是可悲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她却不得不间接地在靠儿媳妇养活。儿子死后,虽然抗战胜利了,可胜利是别人的,她只能带着孙子离开此地,辛苦地讨着生活。
(二)恋母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从出生到衰老,一切行为和动机都具有性的色彩,都受性本能的驱使。按照他的观点,男性在幼年某个特定时期,都曾有过无意识的恋母阶段,少数心理障碍者把这种无意识情绪带入成年阶段,即形成恋母情结。汪文宣就可以算是这种人中的一个。汪文宣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是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并且把他培养成大学生。他亲眼看到她的辛苦与不易,以及享受到她的无私的爱。由此在这种长期孤儿寡母的生活中,那种出于本能的恋母情结就很可能表现得明显和更加典型。
由于他母亲施加给他的爱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母爱”,而是母爱和扭曲的异性爱的矛盾结合体。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汪文宣的心理早已不正常了,他对母亲的依赖无处不在。汪文宣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受到过当时新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但是他母亲的观点是和几千年的传统习俗相一致,汪文宣受其母影响也不知不觉的在潜意识中接受了它。作为这样一个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其内心背负着传统文化的重负,而且传统的孝道是不论是非曲直的,要的是尽孝。同时母亲一生受苦,却在年老时沦为一个二等老妈子的事实也让他对母亲抱有一种歉疚之心。因此在对待母亲时,他孝顺的观念占了上风。汪文宣在与妻子关系每每紧张的时候或者汪文宣陷入困境的时候,总是他的母亲安慰他、陪伴他。因此汪文宣由衷的不止一次的在内心发出“究竟还是自己的母亲好”“她真是好母亲啊”的感叹。在汪文宣的梦境中,当“敌人打来了”大家惊惶失措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找妈去”,他甚至不顾妻子的哭叫乞求和严厉斥责,而执意去寻找自己的母亲。汪文宣很能理解母亲生活的苦楚,经常和母亲交谈并用“未来就会好了”之类的话来宽解母亲,但他却从没有对在外辛苦工作的妻子说过任何安慰和宽解的话,以至于曾树生抱怨“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在汪文宣的妻子和母亲吵架时,他是痛苦的。他虽然知道母亲心胸狭窄,但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自己该站在哪边。不管自己的母亲是对是错,他都要曾树生理解母亲。在曾树生离开后,他还写信给树生,要树生写信给他母亲向她道歉。他虽然很清晰地知道中医医不好自己的病,但他仍然顺从母亲的意志,胡乱地吃张伯晴给他开的中药。在母亲的面前,他完全没有了男权意识,他的心理完全退化成了一个“孩子”。这些都明显地折射出汪文宣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小说的最后汪文宣解脱了与妻子的关系,再一次成为完全属于母亲的纯洁而单纯的儿子。与妻子的关系解除了,他的心里再也没有了阳光,生活也没有了奔头,做母亲单纯的儿子也没有持久,只落得个与亲人阴阳相隔。
树生走了,文宣走了,汪母带着孙子在外艰难地讨着生活。为什么一对昔日相爱的夫妻婚姻成了悲剧,家庭遭到了毁灭?固然主要原因归咎于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残酷,但也可从小说主要人物的个性心理冲突、缺乏自我意识、不正常的情感依恋等心理因素中找到可靠的答案。
作者简介:李黛岚,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姚本先:《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 [奥地利]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
[3] 贾植芳等(编著):《巴金作品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4] 潭静:《试用精神分析理论比较中外文学作品》,《中国科技创新导刊》,2007年总第458期。
[5] 范颖睿:《试用精神分析原理解析〈寒夜〉中的人物》,《语文学刊》,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