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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孙悟空形象悲剧意蕴的广度与深度】孙悟空的文化意蕴

    时间:2019-02-12 05:32: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西游记》幽默的揶揄、活泼的童趣和奇幻的情节,使读者时时忍俊不禁,然而,这些表象的背后却是长歌当哭,演绎的是孙悟空精英无奈于庸才、自我淹没于社会、个性泯灭于共性的悲剧逻辑,这是中国两千年文化史上的普式悲剧,是中华文化深层次的伤痕和悲哀,其悲剧意蕴的深度和广度值得特别关注。
      
      自从玄奘取经故事被改写成《西游记》付梓流传后,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就逐渐被中国乃至世界读者所熟悉和乐道,然而,对孙悟空艺术形象背后意蕴的分析和揭示,却并没有因五百余年的历史沉积而终成定论。在孩童时代,人们对孙悟空的形象,大约都曾怀有过浓郁的兴趣和愉悦的崇拜,能在儿童游戏中扮演孙悟空乃是至乐至荣之事,然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些许反思和批判之后,人们面对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就不免凝眉惆怅。近几年里,学术界对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关注略有加强,然而,于其悲剧意蕴的广度和深度的研究,依然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一、孙悟空艺术形象悲剧性的广度
      
      学术界对于孙悟空艺术形象的解读多种多样,有人曾归纳出九种身份,分别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理想的英雄豪杰”、“代表劳动人民的神话英雄”、“新兴市民的化身”、“屈服于封建统治的‘改邪归正’、‘投降变节’者”、“藐视一切的侠义形象”、“叛逆英雄和智慧英雄”、“叛逆英雄和解难英雄”、“神魔英雄”、“失败的神话英雄”等。叛逆或失败的英雄形象自然是具有悲剧色彩的,1982年的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李希凡、郭豫适等就曾指出孙悟空艺术形象具有悲剧意味。然而,文学是综合艺术,要准确揭示孙悟空艺术形象悲剧意蕴的广度,局限于文学艺术之内来论文学形象,是难免要盲人摸象的。
      从文化史学角度来分析,孙悟空的悲剧不仅是一个英雄人物的悲剧,而且触及到对传统文化保守性、稳定性、斥异性特质的反思;同时,孙悟空“斗战胜佛”的成就史,演绎了中国古典文化因党同伐异特性所造就的普式悲剧,悲剧意蕴的广度淹贯了“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年文化史,濡染了这一历史长河中曾有过“不平之鸣”的每一个人。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与以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为代表的一干人等,原本没有任何矛盾,也绝非天生要大闹天宫的谬种,甚至还曾以能够充列灵霄殿上为官作宰而兴高采烈、引为荣耀。然而,孙悟空刚刚从石胎里迸出,还在“学爬学走”的时候,就因为其“两道金光射冲斗府”的超常天赋,受到玉皇大帝的特别关注。玉帝即刻派千里眼和顺风耳进行侦查,获得谍报后,虽然无奈地认可了孙悟空的自然生存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然而,疑窦和怨结早已生根于心。因此,当他得知孙悟空不仅已炼就一身能耐,还闯冥府勾销了生死簿,闹东海抢了龙王的宝器,就决计务必消灭这个异端了。他代表了天界至尊,所以,无论是授权“弼马温”,还是用“齐天大圣”头衔虚以利诱,其怀柔策略冠冕堂皇,无可挑剔;加上天地之间所有权力机构和头面人物都拱卫着他,因此,他不仅代表了正统,还代表了正确。反之,孙悟空不仅出身寒薄,形容单瘦,而且没有一个朋友,是个野妖与邪门。为了远灾避祸,授业恩师须菩提在他学成后也与其永久划清了界限。一次次的抗争,不仅因数番受招而不安招惹了多欲之疑,还因为战斗手段粗鄙而招致许多讥笑。这也是几百年来,人们习惯了在神魔传奇的思维模式里,对孙悟空形象付之一笑的主要原因。
      然而,站在传统文化既定的正统视阈之外,以审视的态度来重新观照这一对矛盾,就很容易发现问题了。以玉皇大帝为代表的权力集体,原本是一个包藏着落后、平庸、黑暗、贪腐、卑鄙、奸邪等诸恶之源的假正统。这个由各色既得利益者构成的强势群体,不但毫无兴利除弊、革旧鼎新的动机,还一致把充满罪恶的现实说成正统,把支持这一现实的理论说成绝对正确,对于一切胆敢怀疑、抗争的思想,皆斥作异端而加以挞伐,或是诛心以同化,或是杀戮以消灭。这实在是“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广泛悲剧之一。
      和则相生,同则不济,自从被独尊而成为神圣之学后,儒学逐渐沦落为封建政权的附庸哲学,慢慢失去了学术的自由品格和明哲本相,也因此失去了应时变迁而不断拨乱反正的自我完善能力,终于在上个世纪之初,被贬斥为酱缸文化,一度受到学人唯根除之而后快的否定。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两次下狱而不知所终的司马迁,数度遭受党锢之祸的东汉清流,躲进竹林和田间的魏晋名士,二十三年贬谪也不思悔改的刘禹锡,流放天涯海角而依然乐观的苏东坡,粉身碎骨浑不怕的廉臣于谦,事事关心的清议团体东林党人,以杀头为乐的布衣金圣叹,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改革家谭嗣同……孙悟空艺术形象,成为传统文化王权独尊思维下,因党同伐异而造成的各种悲剧和冤狱的缩影。
      
      二、孙悟空艺术形象悲剧性的深度
      
      从文化学层面上看,《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不仅具有广泛性,还极具深刻性。具体来说,其悲剧意蕴深度,至少包含了精英无奈于庸才的悲剧、个人拯救全社会的悲剧以及个性毁灭于共性的悲剧等几个方面。
      1.精英无奈于庸才的悲剧
      孙悟空的精英形象是从来都不会被怀疑的,连玉皇大帝都承认他是“天地精华所生”,惟其慧敏出众,须菩提才授以“悟空”的禅号。然而,在整个《西游记》故事中,孙悟空充满了精英无奈于庸才的悲哀。
      在被羁押五行山以前,孙悟空的对立面最集中为玉皇大帝。在玉皇大帝身边,拱卫着天上、地下、水族、冥府的各路神怪,以及道教的仙翁、儒教的天官、佛教的菩萨和佛祖等等仆从。这些从僚中间不乏曾经意气风发的精英斗士,然而面对孙悟空这个身出寒薄、学出天然的“心猿”,他们不仅一个也没有被召唤起重新战斗的激情,而且都成为那个孱弱、愚蠢、伪善、平庸的皇帝的打手,以至于孙悟空不仅终究没能奈何这个庸才,还被诱骗在五行山下,被贴上“ 嘛呢叭咪 ”的咒语,整整羁押了五百年。“天安大会”上依旧“琼香缭绕群仙集,宇宙清平贺圣朝”,“皇帝轮流做”永远成为可笑而悲凉的妄言!
      五百年后,孙悟空为了从“俺把你哄了”的咒语中逃脱出来,只好接受观音菩萨的新圈套:认一个取经人为师傅,并俯首帖耳地帮助他渡过九九八十一难劫数。尽管对他老孙来说,这貌似千辛万苦的劫难,弹指一挥间就可使其灰飞烟灭,叵耐那个被叫做师父的“解放”了自己的人,是世界上最愚笨的庸人。他不仅是西行四人小组的领导,还诱骗他套上了该死的紧箍咒(浓缩的五行山),他只能无奈地忍!孙悟空是精英、有能耐,然而,他的能耐不仅没能减少整个取经历程一点波折,还一次次成为自己招致委屈、感伤和被责罚的根本缘由,而且,孙悟空终究也没能教会这个庸才师傅识别善恶是非。相反,直到取经之路走到头还没明白,自己几乎已被这个庸才所同化。取经圈套就是孙悟空头上移动的五行山,一路历程不再仅为取真经,还完成了玉皇大帝对孙悟空平庸化的诛心战略――精英终究也没能奈何面对的两个庸才。
      2.个人挑战全社会的悲剧
      在《西游记》故事中,除了授业老师须菩提和花果山的猴孙们,几乎每一个重要角色都曾和孙悟空为过敌,有些神怪比如牛魔王夫妇,直到取经故事结束,还依然未能和孙悟空冰释前嫌。对于“One:All”的比例关系,国人已习惯于邪与正、恶与善、非与是的简单判定,既然这个“One”与全社会都不和谐,就是“邪恶”与“非常”,是个撒旦。然而,在《西游记》中,从天界、凡尘、冥府、龙宫,到道祖仙观、佛祖胜境,以及充斥着山妖野鬼的一路旅程,孙悟空面对的整个社会,系统化地组合成为一口“黑漆漆的井”,这口井里充满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恶棍。在和谐极乐的表象掩盖之下,他们兴风作浪、敲骨吸髓,却天天都如蟠桃会,岁岁都想庆天安。作为“心猿”,孙悟空的追求原本极其简单、淡薄,他并不羡慕上界的荣华富贵,也不贪图海底的金玉满堂,他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真诚等等生命中最朴素的东西。为了这些追求,他宁可饮山泉、食野果、宿岩洞,以朴野而真实地活着为人生至乐,而且,他本无把个人观念推行于天下的雄心,绝对不是一个野心家。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孙悟空被置身于这个黑暗世界的对立面,担负了只身挑战全社会的悲剧使命。易卜生说“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然而,在概率统计学上,“One:All”的尴尬比例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最后的结局。
      《大闹天宫》一节,是孙悟空个人对抗社会之悲剧冲突的第一个高潮。取经前孙悟空的麻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死轮回,一个是正当防卫。如果以世俗眼光来看待孙悟空,他闯冥府勾销生死簿,很容易被视作惹是生非、非分之求,然而,若以孙悟空的通天能耐和花果山弹丸之地的清苦野处,来对比上界各路缺才寡德神仙的穷奢极欲和齐天永寿,孙悟空的生命受到那个鬼名册的限制真是冤枉!至于到东海讨兵器,一来是为保护花果山的猴孙不再受袭扰,是为“美猴王”看家护院的正当防卫,二来是领取禹王神杵(金箍棒)已经得到了龙王的应许,而且,龙宫金玉满堂,孙悟空拿走的仅是龙王眼中一根废铁棒,此行绝无打劫之意。因此,孙悟空闯冥府、闹龙宫惹下的这两个祸端,原本犯不着玉皇大帝深恨而务绝之,问题关键在于,孙悟空的自我追求挑战了现实既有秩序,威胁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这一干既得利益者认可的游戏规则。因为诱抚的战略失败,玉皇大帝转而诉诸兵剿,不但调动了陆军(李靖率领十万兵将)、海军(四海龙王和所有水族)、空军(各路仙翁、神怪),还邀集了道教(太上老君)、佛教(如来佛祖和观世音菩萨)等宗教力量来助战。大军铺天盖地进攻花果山,务以碾碎这个异端顽猴而为快,这其实是整个腐朽旧秩序对异端挑战者发动的一场清剿
      战斗。
      与大闹天宫相比,孙悟空在取经路上遇到的敌人要复杂得多。首先,大闹天宫时候的那些对手依然是他的敌人,只是敌对的策略更加隐蔽和阴险――孙悟空此时还是那个巨大伐异战争的诛心对象,只是他已经被诱骗戴上了紧箍咒,成为一个可被利诱的精灵。其次,一路上孙悟空金箍棒所到之处,被击打的对象或是天王、海王的亲眷,或是道爷、仙翁的坐骑,或是菩萨或佛祖的宠物等等,妖魔鬼怪与那些上界显贵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其各种邪恶行径都是受到了执法者的默许或保护的。因此,不但八十一难历程显然是预设的圈套,而且,那些作恶多端的妖怪绝大多数没有得到应有打击。在孙悟空每每要挥棒痛打的瞬间,各路主子依次来卖老脸、求人情,所可被痛击而剪除者,只能是一些与自己一样娘家无人的草根族,如白骨精之类的孤魂野鬼,致使孙悟空取经路上的伐恶成就被大打折扣。第三,不仅邪恶势力勾结成为一张天网,处处与这个瘦弱毛猴作对,就连身边同伴也难以信赖,甚至随时可能陷害自己。猪八戒从不放过怂恿那个蠢僧念紧箍咒的机会,沙悟净更多时候是不作主张的帮闲看客,唐僧一次次在稀里糊涂的状态下,执拗而残忍诵读那串可恶的咒语。因此,在《西游记》中,孙悟空面对的是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社会整体,他的抗争最终演变成为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战斗。
      3.个性毁灭于共性的悲剧
      个性毁灭于共性的悲剧,是在文化哲学层面上对孙悟空艺术形象的本质思考。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原本是对立统一而相互转化的矛盾,无所谓消灭或毁灭,然而,《西游记》结尾,却以孙悟空接受佛祖尊封“斗战胜佛”的结局,结束了战斗历程。孙悟空接受菩萨提出保护唐僧取经的原始目的,逃脱五行山的羁押,是不必再日日饮铜食铁,早日回到花果山做他的“美猴王”。然而,一套系统完整的“诛心”游戏完成后,孙悟空已经不再是那个喜欢听诵“黄庭经”的“心猿”,也迷忘了那个“寒尽不知年”的花果山,甚至接受了给他造成千遭万难的佛祖的封赏,成为班列释册的佛尊――紧箍咒是没有了,精英的灵性也消失全无。具有否定和维新特征的个性精神,不仅终于没有能够对保守的、腐朽的、极端一致的共性文化实现改进和革除,也没有能够获得与之相济共生的许可,相反却被如“黑漆漆的井”一样的既定秩序所同化――这实在是《西游记》中孙悟空艺术形象悲剧性冲突的最高潮!
      精英无奈于庸才、自我淹没于社会、个性泯灭于共性的悲剧逻辑,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演绎的普式悲剧,因国人的熟视无睹而成为中华文化深层次的伤痕和悲哀。尽管《西游记》幽默的揶揄、活泼的童趣和奇幻的情节,使读者时时忍俊不禁,然而,这些表象的背后却是长歌当哭。因此,孙悟空形象以乐写哀,生动且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化这些伤痕和悲哀,其悲剧意蕴的深度和广度值得特别关注。
      
      作者简介:郭明友,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赵心宪、聂树平:《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本质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11月。
      [2] 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编,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3] 李彬霞、李德恒:《贾宝玉和孙悟空形象悲剧意蕴探微》,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5期。
      [4] 刘龙贵:《英雄的悲剧 悲剧的英雄――重读孙悟空》,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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