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之浴”的沉溺与困于自我的表达:沉溺痛苦
时间：2019-02-12 05:32: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小团圆 “痛苦之浴” 自我化书写 摘 要:《小团圆》是张爱玲用小说的形式完成对自我的一次漫长性书写。张爱玲一再重复书写自我,既是“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来“证实自己的存在”,更是“痛苦之浴”的一次次沉溺。从叙事角度看,因为张爱玲完全将自我置入于小说而无法抽身于作品之外,这样,叙事者失陷于作品中的“我”即“九莉”。同时小说也失去了张爱玲作品中惯常存在的一个超然叙事者的声音。这使得小说成为张爱玲自闭自省式的表达。当张爱玲用生命的后二十年的时间去追寻其前二十年的生命光景,这表明张爱玲早年的生活和情感对她而言并没有飘然而逝,它一直以文本追忆的形式复现于其整个生命历程。而因着生命的终结,张爱玲也终于为《小团圆》画上了句号。
《小团圆》是张爱玲自传体小说,这部书从开始创作到后期不断反复修改,几近二十年,伴随着张爱玲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在张爱玲离世多年后的今天,《小团圆》得以出版,引发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热。事实上,张爱玲作为中国20世纪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和她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以及这之间的关系总是不断被阐释书写,而《小团圆》这部耗费张爱玲太多心血的小说,可以说是她对自己前半生生命和情感历程的总结,也是她用小说的形式完成了对自我的一次漫长性书写。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1}《小团圆》就是以最短的距离,让张爱玲回望了自己最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和情感历程。
至于《小团圆》的书名,张爱玲的朋友,也是她的小说出版人宋淇给张爱玲的信中说:“我知道你的书名也是ironical(讽刺)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主角都中了状元,然后三妻四妾个个貌美和顺,心甘情愿同他一起生活,所以是‘大团圆’。现在这部小说里的男主角是一个汉奸,最后躲了起来,个个同他好的女人都或被休,或困于情势,或看穿了他为人,都同他分了手,结果只有一阵风光,连‘小团圆’都谈不上。”{2}既然连“小团圆”都谈不上,张爱玲何故还要用此名?用张爱玲反高潮理论解释,中国传统的叙事模式都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张爱玲却在高潮之前,急转直下,及早地画上了句号,为她的叙事,也为她的一段生命和情感。这样看来,那小小的圆圈,岂不是张爱玲投向人间的一个苍凉的符号?所以,本人姑妄言之,小团圆乃是该部小说最富有暗喻性质的一个大大的句号。
一、自传――“痛苦之浴”的沉溺
从《烬余录》《私语》等散文,到《对照记》再到《小团圆》,张爱玲一再重复书写自我。故读《小团圆》,那些似曾相识的材料又一次召回读者参与到张爱玲对自己童年和青春的回忆之中。显赫的家族背景,出生后家势的衰落,父母的离异,母亲几次远走他国,继母的虐行,以及父亲对其的关禁,后来香港求学遭遇港战等,都是张爱玲难以忘却的记忆,而最令她“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不能忘怀的是她与胡兰成的情感经历。这些素材依然构成《小团圆》最重要的叙事内容。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为什么张爱玲要一再地炒自己记忆的冷饭?张爱玲认为:“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 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3}远在异国他乡,离群索居,与现实隔离的张爱玲也许只有通过这样的形式,即“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来“证实自己的存在”。换言之,张爱玲企图在回忆中寻找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张爱玲并非耽于回忆并以此为乐。对张爱玲来说,回忆是揭开自己精神疮疤的痛苦体验。《小团圆》中有一段开启九莉童年回忆的话:“她也不过这么怙 了一下,向来不去回想过去的事。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她从来不自我伤感,实生活里有的事,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个古建筑物门口望里张了张,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4}这段话似轻描淡写,却令人反复玩味。在经历了那些不忍回首的往事之后,张爱玲何曾不想阻断通往过去的记忆,但往昔并不如烟,一如月光与黑影中的断瓦颓垣,生生地立在张爱玲记忆的门口,让她无法拒绝。这就是张爱玲的痛苦之处,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回忆?《小团圆》在结尾处写道:
她(指九莉)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威尔斯有篇科学小说《摩若医生的岛》,写一个外科医生能把牛羊野兽改造成人,但是隔些时又会长回来,露出原形,要再浸在硫酸里,牲畜们称为“痛苦之浴”,她总想起这四个字来。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也许是泡在热水里的联想,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5}
这就是所谓的“痛苦之浴”。张爱玲之所以重历“痛苦之浴”,回首那不堪的往事,用她自己的话说:“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我回了封短信说我近年来尽量de-personalize读者对我的印象,希望他不要写,当然不会生效,但是这篇小说的内容有一半以上也都不相干。”{6}显然张爱玲不愿意也不屑于别人写她的传记,因为最深知的材料莫过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当然这仅是直接的现实性因素。而促使张爱玲一次次体验“痛苦之浴”的深层次原因是张爱玲始终走不出自我的天地。自我恰如一个不大的圆圈,把张爱玲紧紧地包围起来以致形成封闭性人格。这种自我封闭的人格与张爱玲早期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根据心理学理论解释,幼年生活中的“缺乏性经验”要比“丰富性经验”蕴涵着更丰富的人生况味。父母及家庭环境对张爱玲造成的心灵创伤,必然影响她人格心理的健康发展,作为家庭生活中的“弃子”和“失落者”,其自卑和自我缺失感又逐渐地形成了她对外部世界的敏感、细腻和脆弱的神经性反应,从而导致自我意识的强化。在屡遭生活挫折和心理打击后,这种自我意识更将自己与外界隔离,而逐渐走向封闭的自我。一旦自我封闭的人格心理形成,对于作家来说,她的创作天地只能局限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范围。同时她也只有通过自我书写来达到精神的自赎。当然,自我书写可以采用各种形式,包括她在美国用大量的时间对《红楼梦》的所作的考证研究而完成的《红楼梦魇》,也不妨看作是张爱玲心有所系、意有所属的产物。“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张爱玲将自我怜惜,移情于曹雪芹家势衰落尤其是晚年孤居西山撰写《红楼梦》的凄然境遇。关于作家的创作动机的产生,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写道:“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深处,埋藏着是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桩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就像生一场痛苦的大病一样,你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无法抗拒或者无法明白的恶魔的驱使,你是绝不会从事这样的事的。你只知道这个恶魔就是那个令婴儿哭闹要人注意的同一本能。”{7}这个恶魔对于张爱玲来说就是驱之不去的童年及青年时期记忆和爱情遭遇,她无法摆脱,一再沉溺于这“痛苦之浴”。她说:“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的罢!”{8}或许这就是张爱玲不断“私语”自我,解救自我的方式吧。可事实却正相反,每一次“私语”都将那存在的背景推到了前台,面对“痛苦之浴”,张爱玲只有又一次地沉溺。
作为自传体的《小团圆》,始写于张爱玲近“天命”之年。但对张爱玲来说,五十年的生命历程,她只留意的是前一半的人生时光。《小团圆》写至九莉与邵之雍的感情分裂处结束,而这本应是张爱玲生命年华最绚烂之时。但与胡兰成的一段情感经历让她在体验了短暂的爱情后,遭到了最沉重的精神打击,张爱玲的生命之光由此黯然失色。而此后的岁月时光不在言下,进不了《小团圆》的叙事之中。有意味的是张爱玲生命的后二十年一直在对《小团圆》作反复修改和补充。一个作家用后二十年的时间去追寻前二十年的岁月时光,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互文”或者“叠印”的关系?换言之,张爱玲早年的生活情景并没有随时光飘然而逝,它一直以文本追忆的形式复现于其整个生命历程。而因着生命的终结,张爱玲也终于为《小团圆》画上了句号。
二、叙事――困于自我的表达
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看,《小团圆》因其自传性质,更呈现了自我化书写的特征。本来用小说的形式,是可以将小说中的自己与真实的自己拉开距离的,也可以更自由地拓展艺术空间。但张爱玲将小说视为作者表达自我,暴露自己和他人,实现无障碍无遮蔽沟通的最佳文体。这一点张爱玲在《小团圆》中确实做到了,这只需看小说中几段大胆的性描写就知道了。张爱玲自己也说,“这篇(指《小团圆》)没有碍语。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不是否定自己。”{9}也许正因为张爱玲过于沉湎于自我观照和表达,使得这篇小说带有作者明显的自恋情结,表现在叙事风格上就是作者自我化书写。《小团圆》的自我化书写首先是作者强调人物自我经验和感觉,注重主观性描写。如小说有一段关于九莉要还她妈妈蕊秋的钱,蕊秋不肯要的描述。本来妈妈不肯要女儿还钱,这自在一般情理之中,但对于因自幼缺失母爱而与母亲生分的九莉来说,却要有一番特别的想法的。
在叙事方面,关于九莉的这段心理描写非常细腻微妙。首先,从九莉的角度来揣测蕊秋的拒绝还钱的心理。继而,镜子里的自我观照描写以及随后的一句“九年不见,她庆幸她还是九年前那个人”,似乎与前后内容并不紧承相连,却突出表现了九莉此时的自我感觉以及与蕊秋的心理距离。后面回忆小时候蕊秋细竹管子似的手牵着她的感觉描写则更强调九莉的自我经验。因为这一感觉在小说第三章也曾有过具体的描述。从局部看,《小团圆》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很精彩的,它深入到人物内心深处去揭示人物的性格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是张爱玲小说中最擅长的手法。但通篇看来,由于小说中随处都是关于九莉心理和感觉的描写,使得小说叙事的内倾化现象尤其突出。
其次,从小说的叙事视角看,其自我化书写倾向更为明显。张爱玲将九莉作为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并成为第三人称,从表面上看是有意要隐藏自己。但是整篇小说读来,九莉无疑就是“我”的代名词,而九莉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几乎所有的叙事都限制于九莉的视角。这等于《小团圆》的叙事视角是一个角色视角亦即限制视角,张爱玲将九莉实际上视作第一人称。这种视角比较适合于自传体小说中作者的自我表达,但是,当作者、“我”、与九莉合三为一的话,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第一,小说叙事受到九莉的视角控制,而存在叙事视野狭窄,题材不够宽泛的毛病。《小团圆》的题材大多见之于《私语》《烬余录》《对照记》等张爱玲散文以及胡兰成《今生今世》一书,为大多数读者所熟悉。这就需要作者在创作上下功夫,而叙事视角的转换是不可少的。作者作为叙事者应当适度调控叙事角度和方法,即叙事者应该与人物保持一定距离。但是,由于张爱玲过于沉溺于人物(九莉)身上,专注于自我化表达,而致使叙事线索单一,其内容大多局限在九莉所历见的家庭琐事等细枝末叶的描写上。第二,由于作者过于自我化表达,而使《小团圆》失去了张爱玲一贯的叙事风格。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时常听到叙事者的声音,这声音或来自一个世故的世界,或来自于张爱玲自己,或者是两者的叠加。如果从视角的角度来说,那就是还有超出于文本的外在视角,这视角是超然的审视,冷静的旁观,也是温和的讽刺。而从修辞方面来看,这则是张爱玲带有悲悯情怀的反讽性手法的运用。这是张爱玲作品一个非常突出的魅力所在。但是在《小团圆》中,我们几乎感觉不到一个超然的叙事者声音了。这是因为张爱玲完全将自我置入于小说,与“九莉”做完全的叠合,使其无法抽身于作品之外。这样,叙事者失陷于作品中的“我”。在《天才梦》和《童年无忌》等文章中,张爱玲已开始了对自己童年往事的记述。《烬余录》是张爱玲对港战时期自身境遇的第一次较为正式的观照,在这篇不算很长的文章中,张爱玲注意到个人之于时代与历史的关系以及自我认定。她说:“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子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10}张爱玲的自我关注在这段话中初见端倪。《私语》则是张爱玲述说自己身世和家事最为集中的文字。私语实为张爱玲的内心独白,借私语开始了自我化的书写。《对照记》是张爱玲晚期作品,图片和文字对照,可谓是她的“自画像”。而《小团圆》则为其自我化书写画上了句号。
作者简介:葛娟,硕士,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1} 张爱玲:《惘然记》序,《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2}{4}{5}{6}{9}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第69页,第282页,第3页,第2页。
{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7} [英]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8} 张爱玲:《私语》,《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10} 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