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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鞭集.序》与周作人的新诗观:周作人的诗

    时间:2019-02-12 05:35: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扬鞭集・序》周作人新诗观   摘要:作为新诗运动之初的重要诗人,周作人有过许多新诗主张和观点,《扬鞭集・序》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新诗观。其主要之点是“融化”、“抒情”和“象征”。这既是作者对新诗发展之初诗歌创作成败得失的总结,也是他对现代新诗发展趋向的预见和建议。周作人的新诗观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周作人在新诗运动中的历史功绩是早有定评的,他基本上被放在和胡适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享有着新诗运动的尝试开创之功。他不但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成功地进行了新诗“尝试”,而且在新诗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主张。本文拟从《扬鞭集・序》这篇文艺短论出发,考察周作人的新诗观及其在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按照舒芜先生的观点,周作人的文艺结构观中,最看重的是杂文学。一般所看重的小说新诗在周作人那里反而处于次要地位,而且新诗还多次被他强调为“不懂”。他甚至宣称“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①。事实上,周作人在几个不同的时期都有过相当数量的诗歌创作,其新诗《小河》尤其备受推崇,被胡适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②。再加上他在若干文艺论文中表现出来的新诗主张,无不体现出他诗歌艺术的造诣和独到的诗歌观念。
      周作人的自我表白一方面是基于他一贯的“知惭愧”的怀疑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也由于新文学运动中,诗的变革最大,一切都在建设之中,客观上也存在判断和主张的困难,周作人对于早期新诗创作的不满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诗歌观点中也不无自相矛盾之处便能证明这一点。但这并不妨碍周作人成为新诗运动的重要诗人和评论家。
      《扬鞭集・序》本是周作人为刘半农的诗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却借题发挥,较为系统而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新诗观,实际上也是正面提出了现代新诗的发展方向。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阐述的新诗观可概括为三点:“融化”、“抒情”和“象征”,以下拟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融 化
      
      融化本是艺术的综合之路,是文学艺术由分到合的内部发展规律。在《扬鞭集・序》中周作人将新诗的由“模仿”出发走向“独创”称之为“融化”,他的“融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主要指的是诗歌的语言形式要融化古今,融化中外。
      新诗是在打破旧体诗词的超稳定结构之后,以自由为特征出现的。诗体的解放,使新诗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指出:“中国的诗向来模仿束缚得太过了,当然不免发生剧变,自由与豪华的确是新的发展上重要的元素,新诗的趋向所以可以说是很不错的。”可周作人主张的新诗并不是一味地“自由与豪华”。“自由与豪华”一方面是诗体的解放,同时也容易走向“浪费”。因此,新诗必须“自由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青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这就是他“融化”观的核心。“节制”和“青涩”是传统文学的重要成分,周作人正是主张将这一传统融化进新诗创作中来,以减少新诗的“浪费”。吸收传统文学的省俭与节制,这实际上也是周作人一贯的美学追求。他甚至还曾直截了当地主张“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③。
      周作人的“融化”观以新诗的“自由与豪华”为起点,倡导的其实是“节制”与“青涩”。“节制”与“青涩”针对的主要是白话诗语言上的贫乏,诗风上的直露和苍白。周作人的倡导既是他个人的美学追求,同时也是他对新诗运动中的白话诗语言贫乏的警觉。事实上,白话诗的语言形式一直是新诗发展中的一个焦点问题。直到1951年冯雪峰还指出:“现在新诗的各种各样的形式都还不能满意的,而那最中心的问题是语言问题。”④由此可见,周作人主张语言形式上融化古今,融化中外,正是抓住了新诗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新诗不走自由与豪华之路,则旧诗的格局便无法打破。走自由与豪华之路又不免容易流于浮泛、放纵,而放纵和浮泛与周作人是很不相宜的。对于古代诗人,周作人就不大喜欢李白:“我个人不大喜欢豪放的诗文,对于太白少有新近之感。”⑤他觉得李白太“夸”。这样周作人主张“节制”与“青涩”,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在诗歌创作上,他后来甚至放弃新诗又大量写起旧诗来,这也说明他对于旧的汉语文学的省俭与节制的偏爱。对待“节制”,周作人既是主张情感上的以理节情,又主张文体上的学习古语,认为在传统中“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周作人对于传统语言形式的优点和影响力的认识是很清醒的。
      总之,周作人是肯定了新诗的自由体形式,又主张融化传统,最终完成新诗的独创。面对深远的传统和变革的时代,周作人在新诗的语言形式上极力提倡“融化”,正体现出了他作为一代文艺大家的宽广胸怀和独特追求。
      
      二、抒 情
      
      在文艺观上,周作人一直明确地倾向于文学的抒情功能,对于明代公安派“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评价甚高。⑥这当然主要是针对散文而言的。但对于诗歌创作,周作人同样认为“抒情”是诗的本质。在《扬鞭集・序》中他称:“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这既是一个文艺家对文学本质的内在体认,同时也是周作人对“五四”早期新诗创作的经验总结。
      新诗运动之初,白话新诗忙于形式的探索、诗体的解放,新诗的诗意和诗的艺术性遭到忽视。用白话写诗本来就很容易走向新诗的散文化,而胡适等人更是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这样,白描、叙事等散文手法大量进入新诗,诗歌创作体现出明显的写实倾向。周作人自己创作的一些新诗如《两个扫雪的人》《路上所见》等也是重在白描的,其艺术性远不如《小河》。抒情原本就是中国旧体诗歌的传统,周作人在这里强调提出诗的抒情本质体现的正是他对于白话新诗诗意丧失的警觉。而他所理解的抒情也绝不是直抒胸臆式的滥情,而是推崇中国古代“兴”的写法,象征的写法,也即诗要抒情,但不能直露,要曲折含蓄,要有张力。事实上,在新诗发展史上抒情作为诗的主流一直没有动摇过。尽管其间有现代派提出的“放逐抒情”,还有上世纪40年代的新诗戏剧化,叙事诗运动,抒情却始终是新诗的根本,只是抒情的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姿态而已。
      在诗歌主张上,周作人对抒情的坚守是一贯的。直到1948年,他在给胡逸民的诗集作序时仍从儒家的诗学出发,来阐明他关于诗歌抒情的主张。对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他认为“诗的用处大概也就是《子路》篇中所说的从政及专对等事,便是多识也还是实用方面的,若是通彻主客两边,就诗的性质有所发明的,我想那是第三项的怨吧”⑦。“孔孟的话都是伦理的教训,这里却把诗之文艺的性质也说明在内了。本来诗就只是怨。”⑧这里,周作人从孔子的诗学中要单举“诗可以怨”,实际上还是主张诗歌的抒情功能。当然,周作人尽管强调抒情,主张浪漫主义,却也反对“晶莹透澈”,主张朦胧一点,多一点“回香”、“余味”,并不是一味地放纵抒情的。
      周作人关于诗歌重在抒情的主张是其新诗观中最有价值的内容。纵观新诗史上的几座丰碑,从郭沫若到徐志摩到戴望舒到艾青,无不走的是抒情的道路。即使是以后的政治抒情诗疏离艺术本体,却仍然在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因为坚守了抒情阵地。新时期“朦胧诗”曾获得轰动效应,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舒婷则是一个深情而执著的抒情诗人。“朦胧诗”既是对人道主义关怀的恢复,也是对抒情传统的恢复。偏离了抒情,诗歌创作即使能获得文学史意义也无法获得读者。情感共鸣是诗人与读者会合的唯一途径。周作人对诗歌抒情本质的肯定既是其诗歌观念的真实存在,又为新诗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纵观近百年来新诗发展的兴衰历程就会发现:抒情始终是新诗发展的方向。周作人的论断既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也是他对新诗发展的总结和预见。
      
      三、象 征
      
      周作人既重视诗的抒情,又反对“晶莹透澈”,那么对于抒情方式的关注也就是必然的了。周作人对于象征的偏爱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他曾翻译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并且在新诗诗体上主张学习这种散文诗诗体。他自己创作的《小河》便正是这种散文诗,是一首饱含象征的抒情佳作,历来受到称颂。
      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将象征与中国传统中“兴”的写法并列,固然没有深入分析其根本特征上的差别,但他实际上是强调这两种诗法曲折表达的共同妙处。他指出:“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义。”此点多次被诗论家称引,表明周作人对象征的重视是其新诗观的重要之点,也在新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是留法学生,也学习波特莱尔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他的诗得到周作人的称许,被认为是“别开生面”。后来被周作人赞赏的诗人戴望舒也跟象征主义有着很深的渊源,他正是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高度融合的一代新诗大家。
      艾青虽然没有显明地走象征主义(下转第78页)(上接第66页)之路,但他的诗歌创作中吸收了法国象征派诗的表现手法,主要是象征和暗示手法运用。艾青诗歌中忧郁深沉的气质一方面源自诗人的情感,另一方面也是得缘于他对于象征与暗示手法的娴熟运用。而新时期“朦胧诗”则是在对抗直露浅显诗风与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中形成了一种朦胧的诗歌风格,象征艺术的运用是其重要成分。
      因此,可以说在新诗发展史上,象征从来没有被忽视过。既有偏重于象征的纯诗艺术,更多的则是融化象征的综合诗歌艺术。这正好证明了周作人对于象征的体认是与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相吻合的。
      总之,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表现出来的新诗观,既是他对于新诗发展之初诗歌创作成败得失的总结,也是他个人对于新诗创作的独到认识。其主要观点后来都被新诗发展的历史事实所确认,这就说明了周作人的新诗观乃至文艺观的正确性与预见性,《扬鞭集・序》也应该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作者简介:邓陶钧,文学硕士,莆田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研究与语文教育研究。
      
      ①⑤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② 胡适.胡适研究资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
      ③ 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④ 冯雪峰.中国现代诗论[M].花城出版社,1986.
      ⑥ 周作人.《杂拌儿》题记(代跋).见俞平伯《杂拌儿集》[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
      ⑦⑧ 周作人.虎牢吟啸序.见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1926-1948)[M].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责任编辑: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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