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迷失：记者还是作家？:迷失一代的作家
时间：2019-02-12 05:37: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中国之行 身份迷失 尊崇古典 蔑视现实 摘 要: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旅行时公然漠视民众的反日情绪,刻意回避所见之现实,却沉陷于古典中不愿自拔,抚今追昔,大发古人之幽思。他的这种反常表现很令人怀疑他来华的身份:究竟是记者还是作家?其实,他的这种身份迷失恰好形象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中国微妙而复杂的典型心态:对古典的尊崇与对现实的蔑视。
日本大正时期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于1921年3月至7月来中国做了为期四个月的考察旅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上海―苏杭―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天津―奉天,后经朝鲜回国。他的身份是:日本大阪新闻社特派员,其任务是给报社及时发回纪行文章,明显具有撰写新闻特稿的记者性质。有趣的是,一到中国他的这一身份便被他遗忘殆尽,而文人的本性则尽显无遗。他脚踏中国大地,却对中国现实漠然视之,转而沉陷古典,不愿自拔。面对古人留下的各种遗迹,抚今追昔,大发感叹。该写的纪行文章却一篇也没写,一直拖到回国后的8月份才开始陆续发表《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等作品。这种反常表现是非常奇特的。问题在于,这种身份的迷失竟然无损于大阪新闻社对他的经费资助,无损于他作为一名受读者追捧的著名作家。这点非常耐人寻味。
一、尊崇古典
芥川到中国后,发现他想象当中的中国与现实中国差异十分巨大。眼前破败、萧条、肮脏的现状,彻底打破了芥川龙之介原先对中国所怀有的美好梦想,他对中国古风的憧憬亦像梦境一般消失了,眼前的中国令他失望。在理想与现实的猛烈撞击中,他迷失了方向,他不愿正视现实,他逃回到古典当中。“他像是为了鞭策自己,在旅途中依然醉心于阅读《水浒传》《金瓶梅》等中国古典小说。他埋头读书似乎也是为了将自己的视线从令他感到失望的现实中转向‘小说中的中国’世界里去。”①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他一面走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另一面却沉浸在对古典中国的怀念之中。芥川所到之处一味寻访古迹、据典考证、凭吊思念、咏诗抒怀。可以说,芥川对所有的古典表现出罕见的兴趣。在西湖,他就“断桥残雪”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断桥是西湖十景中以残雪出名的景点,因此前人的诗也不少。现在桥畔的残雪亭里还建有清圣祖的诗碑。其他的如杨铁崖的‘段家桥头猩色酒’,张承吉的‘断桥荒藓涩’,说的全是这座桥。……我在乐天的西湖诗中读到过‘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玲珑。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月明中’,即使昼夜不同,所咏情景仿佛也能形成于心中。”②在唐代钱塘名妓苏小小的墓前,芥川想起了少年时代爱读的孙子潇的诗:“段家桥外易斜曛,芳草凄迷绿似裙。吊罢岳王来吊汝,胜他多少达官坟。”不仅如此,他还以能与古人默契而自豪。在扬州蜀冈,特别是在参观欧阳修所建的平山堂时,芥川“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他写道:“这个堂的主人欧阳修自不必说,曾来此游历的乾隆皇帝也一定像我现在这样,沉浸于悠然的欣喜之中吧。从这点看,尽管我是凡夫俗子,还是能和古人有所默契的。”③
从上海、苏州开始,一直到秦淮河、庐山、岳麓山……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旅行过程中,所有带有古典色彩的东西都会令芥川思绪飞扬:看到乞丐,他会想到铁拐李、赤脚大仙;看到夜色中的邸宅,他会想到古冢狐仙,想到李太白。他还经常出入茶楼酒馆,品茗听曲,且深知其中三味。在游汉口、洞庭湖和洛阳时甚至还吟诗数首。
更奇妙的是,芥川在游记里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中国心境。车过嘉兴,“忽然一望窗外,只见临水的村落之间都架着高高拱起的石桥。水面上清楚地倒映着两岸的白墙。岸边还系着两三只常出现在南画中的船。面对正吐绿芽的柳树,望着这番美景,我‘忽’地一下产生了‘中国心境’。”④在他突然看见魂牵梦萦的西湖时,也立即产生了这种心境:“西湖!我实际上是在这一瞬间有了西湖心境。茫茫的烟水之上,月光从狭窄的云缝中直泻而下……我不觉挺直了腰,出神地凝视着西湖。”⑤在苏州玄妙观参观时,他看见两个汉子光了膀子在对打,于是想到病大虫薜永、打虎将李忠等豪杰肯定就是干这行当的人物。他写道:“我一边在大殿的石阶上看着他们打斗,一边感到我有了真正的《水浒传》心境了。”⑥什么是“真正的《水浒传》心境”呢?芥川认为,“《水浒传》心境”就是某种中国思想的闪光,是他们当中流露出的应该把善恶蹂躏于脚下的豪杰意识,是一种超道德的思想,是古往今来至少比日本人远远深得多的、扎根于中国人心中的绝非等闲的心境。因此,“《水浒传》不是因为武松打虎、李逵飞舞板斧、燕青摔跤厉害而被大家喜爱,是其中的磅礴气势和粗犷的豪杰心境使读者立刻陶醉。”⑦
最能让芥川产生这种“中国心境”的,恐怕要算是北京了。一到北京,芥川就喜欢上了这座古老的城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心情可以从他写给友人的信件中反映出来。他写道:“抵京。北京不愧是王城之地,在此住上个两三年也不坏!皎皎明月夜,合欢盛开迎远客,隐于槐丛中。”又说:“在北京已三日。北京令我恍若在梦中一般。我虽不能住在东京,在北京住住也了了我的一个夙愿。昨晚在三庆园听完戏,回家途中过前门。门上一轮弦月高挂,此情此景无法用言语表达。和北京的雄伟壮丽相比,上海只不过是一个蛮市。”后来对天津,他也这样评价:“来到天津。此地和上海一样,是蛮市。对北京甚为思念。”⑧
由上可见,芥川一到中国,简直就把他来华的使命忘到了九霄云外,一味沉醉在追寻古典的梦境之中不能自拔。
二、蔑视现实
与芥川对古典的怀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现实的漠视甚至蔑视。芥川一路上走街串巷,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不算少,还接触了不少当时的社会名流。但是,由于芥川来华身份的迷失,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采取了漠然视之甚至是蔑视的态度。
在拜会章炳麟的时候,面对章氏彻头彻尾的、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及社会问题所发的滔滔宏论,芥川看起来似乎是在侧耳倾听,其实心早已飞向墙上挂着的那只鳄鱼标本了。在和郑孝胥氏的交谈中,芥川表现出这样一种态度:中国文化已经从中古时期的高度繁荣转向衰落,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可以不屑一顾了,并由此而瞧不起现代中国的一切方面。
他在上海城隍庙前面看着时髦女人和旧式妇人,想到《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和《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之流现今也许还有,而诸如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等文化精英却似乎一个也找不到了。于是他在《上海游记》中说:“现代的中国,已不像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像在猥亵、残酷、贪欲的小说中所张扬的那种中国。那醉心于窑器的小亭、睡莲以及刺绣花鸟之类浅薄欺诈的东方主义,在西方早已经驱除干净了。日本也应把那除了文章轨范和《唐诗选》以外,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汉学趣味好好地消灭掉。”⑨
然而,芥川对中国更激烈的评论还在后面。在芜湖的唐家花园阳台上,芥川对着西村“很猛烈地痛骂中国”:“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悉数衰落了吗?尤其是艺术,从嘉庆道光以来,产生过一件足以自豪的作品吗?而国民不问老少,只一味地唱着太平歌!当然,年轻的国民当中也许多少可以看出一些活力,但事实上他们的呼声,并没有在所有国民心中产生回响,这是事实。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起来!目睹了这种国民的腐败,还能爱中国,这不是颓唐至极的肉欲主义者,就是浅薄的中国趣味迷信者。不,就是中国人自己,只要没有昏头的话,对于中国,比起我们这些游客来,应该更难掩其憎恶吧!”⑩在《长江游记》中他声称“像中国这样低级趣味的国家是世界各地都没有的”。芥川对中国所抱偏见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芥川在旅途中,并没有少见中国民众的抗日浪潮。在上海,甚至在饭馆的局票角上也印着“毋忘国耻”的抗日口号。在江南看到的就更多。在西湖西泠桥边芥川看到“两三个中学生正在唱排日的歌”。天平山白云寺的一个小亭的墙上“写满了排日标语”,例如:“诸君你在快活时不要忘了三七二十一条”、“狗与日奴不得题壁”,等等。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这样一首诗:“莽荡河山起暮愁,何来不共戴天仇。恨无十万横磨剑,杀尽倭奴方罢休。”在扬州的桥拱面上也用粉笔或白漆写着排日宣言。在长沙的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了抵制日货,学生都不用铅笔,而用毛笔来演算几何和代数。对芥川的到来他们一点也不欢迎,因为几天前发生了日本兵闯入宿舍强奸女学生的事件。如果芥川关心时局,那么这些事件足以让他产生震动。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他把这些照录下来了事。
他在北京拜访了胡适、辜鸿铭、高一涵,却偏偏忽略了与日本和日本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周氏兄弟,这是十分奇怪的。据芥川自己说,没有拜会周作人是因为“周作人当时到西山养病去了,所以终于没能见到面”。这样的说辞不免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如果认为有拜会的必要,不要说西山,哪怕更远的地方也会在所不辞的吧?他不是“忙里偷闲”去了一趟山西大同吗?至于未见鲁迅的原因芥川却一点也没有提到过。对此,日本学者的解释是:鲁迅是“五四”以后新起的作家,外国人很少知道他的名字。在北京滞留的芥川脑海中,也许就没有鲁迅的名字。而且说:“即使龙之介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当然不是非要芥川知道鲁迅的名字不可。问题在于,作为译介了他的作品,并且以《狂人日记》(1918年,大正七年)揭开中国新文学运动序幕的著名作家,仅用一句“一点印象都没有”来解释,是很难有说服力的。须知他有足够理由和时间去认识鲁迅。我们只能说,归根结底是芥川对现代中国漠不关心。事实也是如此,芥川“意不在此”,正如前面所说,他已经被千年古都迷人的风情引向别处去了。
三、尊崇与蔑视的实质
如何看待芥川的这种身份迷失?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芥川对中国所持的态度实际上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中国微妙而复杂的心态: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崇拜与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蔑视。这样一种心理是经过长期逐渐形成的日本国民普遍的一种心理。它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时代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时代的古典文化(包括文学),曾经几乎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每个领域。因此,深受中国古典文化恩惠的日本人对这种文化怀有一种崇敬乃至自豪的心理。及至芥川时代,这种心理仍然存在,汉学依然被作为文人学子必备的修养之一而牢固地存在于近代文学家们的教养根基之中,或多或少具有汉文学素养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变革社会,使自己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而此时的中国还紧锁大门,闭眼做着老大帝国的梦。日清战争(1894年)和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大获全胜,使日本倍感自己的强大和中国的软弱与落后。于是一种民族优越感油然而生,随之对现代中国一切方面的轻蔑、歧视乃至敌视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民心理,中国变得遥远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芥川们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也就是说,对中国的这种态度是成长在明治时期、活跃于大正文坛的整整一代人的心理。只不过,由于芥川所处的特殊的家庭环境,以及他独特的经历,使他表现得更集中、更突出而已。理解了这点,芥川这种身份的迷失竟然无损于大阪新闻社对他的经费资助,无损于他作为一名受读者追捧的著名作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简介:李秀卿,西昌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是日本文学及中日文学比较。
① 发竹中宪一著,劳模译:《芥川龙之介与中国》,《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第1期,第195页。
② 《江南游记・西湖(一)》,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5卷,第207页。
③ 《江南游记・古扬州(下)》,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5卷,第261页。
④ 《江南游记・车中》,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5卷,第196页-第197页。
⑤ 《江南游记・杭州的一夜(中)》,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5卷,第203页。
⑥ 《江南游记・苏州城内(中)》,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5卷,第230页。
⑦ 《江南游记・苏州城内(中)》,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5卷,第231页。
⑧ 1921年6月14日致冈荣一郎的信,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11卷,第160页-第161页;1921年6月21日致室生犀星的信,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11卷,第161页;1921年7月12日致小穴隆一的信,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11卷,第163页。
⑨ 《上海游记・城内(下)》,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5卷,第20页。
⑩ 《长江游记・芜湖》,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7卷,第86页。
(责任编辑: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