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尘埃落定论文汉藏文化 [文化身份追寻中阿来小说研究]
时间：2019-02-12 05:44: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少数族裔作家的当代创作呈现出迷惘然而却坚定的回归意识是文学界一个普遍的话题，本文认为阿来小说的成功固然与商业成功操作相关，深层的原因却是阿来对“寻根”的坚定、惶惑、不安、躁动的生命体验。本文以“西藏寻根故事”为切入点，深刻分析阿来在现代社会中对文化身份的追寻的迫切，进而分析这种寻根的迫切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关键词：寻根故事 文化身份 现代性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当代西藏文学叙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的文化倾向。毫无疑问，这既是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中既包含着现代社会以来民族群体对民族文化重新审视与构建的理性意识，也包含着他们渴望融入更为宏大的文化交流之中，不断弘扬民族文化，让民族文化在众多的异质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迫切努力。与此同时，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创作者们也试图让民族文化超越传统羁绊，在当代社会释放出自己经久不衰的文化能量，从而加入到整个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切与探索中，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具有建设性价值的精神动力，从而在积极的参与中完成民族文化本身的当代重构。这是具有开放性视野和现代理性精神的民族作家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共有的精神渴望和文化诉求，在他们的创作中，对这一文化主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在众多的作家中，阿来的小说创作无疑最具代表性。他的小说创作既坚持不懈地把艺术触角伸入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寻找民族文化的踪迹；又在不断地寻找中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和重构探寻着超越之路。可以说，他的小说创作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两个相互联系、彼此交融的路径上展开的。
一
纵观阿来的小说创作，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文化之“根”的深切关注，其实也就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关注，也是自我文化身份的寻找。阿来对自己民族那份深沉的爱和作为被边缘的藏区――嘉绒人的那份对文化身份的焦灼始终萦绕在他的小说中。对文化之“根”的渴求和构建是现代化进程中一股必然的思潮。阿来的寻根是面对文化杂糅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出现的惶惑而展开的。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阿来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寻找主要落实在对民间文化的现代书写和重塑上。阿来深刻地意识到，文化的“根”对少数民族来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在文化交融过程中追溯本民族的伤痛史，从而在伤痛中进行反思，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族群文化的神话起源的关注是阿来创作中最为明显的特点，通过对神话、传说的借用和改写，阿来在精神上与嘉绒祖先取得了精神的联盟，沟通了当代发展与藏族文化的历史。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阿来对民族文化之“根”当代认识。杨霞在《时空观里的阿来》①中曾指出：“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来说，文化之‘根’是它历史的来源，寻根不是从自然属性出发，对远祖怀有一种冥想式的怀念……可以寻找出不同的道路来，这也是阿来面对社会巨变和嘉绒地区藏人现代之路的一次选择。”嘉绒藏区作为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可以代表藏区今天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人类与自然万物的那份亲昵和息息相通被破坏，人类失去和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时代的同时又面临种种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理性意识的作家，阿来内心的那份焦灼更为集中、猛烈。因此，通过他的小说，他写出了美好的农耕文明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正被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一步一步吞噬，变异，人类在发展中一步一步地远离自己的属性。阿来提供的途径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传统，而是要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原初之地――充满神话色彩的民间文化。在民间文化的海洋里，阿来试图寻找一种能够为民族的当代发展提供积极意义的精神启迪，从而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同时，激活民族传统文化中潜藏的那些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因素。在这一艺术诉求的导引下，阿来看到民间文化中所蕴含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高贵智慧。面对当今时代物欲横流的社会景观与生态危机这一发展顽疾，阿来感到蕴藏在民间文化之中的“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正是我们时代最为缺乏但也是最为需要的东西。于是，他的文学作品在揭示生态环境的恶化的同时，对遥远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发出了由衷地赞美和无限的迷恋。小说《遥远的温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遥远的温泉》最明显的主题就是：人应该诗意地栖居；人人应该与自然保持和谐平等的平衡关系，营造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存环境。在小说中，从头至尾我们都能感觉道作者在寻找着一种精神上的寄托，那就是曾经听到的那遥远的“温泉”。很显然，阿来从祖先们留下的这个关于“温泉”的故事中看到了挽救当代人生存处境的智慧，他不惜用优美的语言将那个存在于传说中的“温泉”描绘得诱人心魄，目的就在于强调民间文化中依然存在着高贵的生存智慧，很值得我们去借鉴、汲取。
二
阿来既是一个不断回望历史的艺术追求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自觉地超越意识的作家。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艺术视角固定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肌体上沉迷不移，而是始终以一种阔大视野在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中寻求民族文化的赓续与提升。对于自己所面对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现实以及它们发展流变的过程，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一切文明都“像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的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看得出，在阿来的理性世界里，任何文化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单一事物，它从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混合物；除此之外，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确立和延续也与异质文化或他者文化的存在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阿来的这种文化观念，无疑暗合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义德的文化观。萨义德认为：“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存在。……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②
在这种文化理念的指引下，阿来的创作表现出了颇具力度的批判意识和清醒的超越意识。在阿来的文学视野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延续的“根”，没有了这条沉淀了民族精神和心理的“根”，一个民族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因此，追溯民族文化的根源是一个民族确立自身存在的根本。但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一种被过滤的单一存在，鉴于此，在追溯传统文化之“根”的时候，必须持有足够的批判意识，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在发展中获得新的力量，从而继续向前拓进。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阿来的批判意识始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新作《格萨尔王传》算得上是这一文化实践的上佳文本。“格萨尔王”的传说是藏族文化中流传甚广的神话传说，它已经内化为藏族文化心理的一种文化“本能”，被“历史化”为一种本真的存在，从而取代了历史的真实。于是在藏族文化中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不断地给“格萨尔王”增添想象的成分，不断地神化与“格萨尔王”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比如说关于它的说唱，使其越来越神秘化，从民间滑向了天界。作为一种艺术产品，这样的艺术处理毫不为过，但在历史研究中把它也神化，则是缺乏理性精神和现代意识的表现。阿来显然意识到了这种遗憾，对于神话的重说，他采取了一种世俗化的路径。“格萨尔王”就是一个传说而已，说唱者也不过是凡夫俗子。显而易见，阿来对这个原本严肃的话题进行了降格处理，他追求的是一种贴近生活现实的文学叙事，尽管他选取的题材充满了神圣的文化内涵。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文化态度，那其中包含的文化批判意识虽然不是非常显露，但却也很有力度。
与批判意识相伴随的是阿来的超越意识。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时阿来表示：
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比较笼统的说法，我是一直不以为然的。从老派一些的文学方式出发，这种提法容易倡导一种外在的风俗化的写法。外表上具有一些现代感的，又很容易找到一些甚至一堆文化符号……所以，我并不认为《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或那片特别的地理状况的外在景观。当然，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读者有权猎获一些奇异的东西，特别的东西，都市生活里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体味的东西。③
看得出，追求一种具有人类存在普遍性意义的艺术境界，是阿来创作所渴求的目标。不管他是否能够达到，但其勇于超越的艺术精神却是令人鼓舞的。阿来的处理方式是“悬置”，阿来认为“格萨尔王的故事发展到后来，宗教因素越来越多，我得在写作中调整进而还原。一方面要还原《格萨尔王传》与历史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把后来宗教色彩浓厚的史诗还原（接近）到它最初产生时的民间色彩上”。于是在写作过程中，阿来很注重对宗教情感的艺术处理，强调“淡化宗教色彩，甚至还有些反宗教的意味”④。解决了思想上的突破，紧接着要面对的是如何表现英勇的格萨尔王的故事了，阿来将格萨尔王神性的一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书写后，通过“晋美”的口将格萨尔王越来越厌烦无休止战争的人性一面进行突出，以何种笔调来书写变成为接下来一个核心问题。阿来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借鉴了其他民族关于民族英雄故事的书写方式，以史书叙述上的大气、沉稳之风对历史进行了简洁且不失诗意的书写。阿来的借鉴主要体现在思想和形式上，这份借鉴来自于大量的通读史书和有关格萨尔王的文献记载，同时又不失藏地的说唱格萨尔王民间艺人传奇经历的色彩。阿来说他至少读了上百本与格萨尔王故事有关的书，“因为《格萨尔王传》的研究成果很多，藏区也有不少史料，这些需要仔细研读拣选、核实，才能接近历史，接近故事原貌……”⑤广泛的阅读提供了在视角上能和表现主题上突破的可能。除此之外，阿来还为了找到适合史诗题材的叙事语言，“翻阅了《伊利亚特》《奥德赛》等欧洲史诗，参考它们的文体；读了《圣经》与《古兰经》，吸收了《圣经》与《古兰经》的简洁和诗意；同时也借鉴了《三国演义》的写作多线条笔法。”⑥正是阿来的这份文化上的超越与兼收并蓄，《格萨尔王传》写的荡气回肠又不失简洁明晰，完成了对民族英雄的一次新的书写。阿来把格萨尔王的人性成分的首次突出，无疑突破了格萨尔王只能是勇猛无比、智慧无边的神的局限，格萨尔王对无休止的战争内心升起的厌烦也带有更多的人类共同体验。正是在这两重意义上阿来完成了对人性共同性的描写，将格萨尔王故事所代表的人类关于英雄故事的书写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沟通。
①④⑤ 杨霞：《时空观里的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３３页，第３４页，第３５页。
② 阿来：《阿坝阿来》，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０页。
③ 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新华网，http://tibet.省略/szts/2008-10/24/ｃｏｎ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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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西藏自治区课改项目，项目编号为2011ZJJ
G37
作 者：李美萍，文学博士，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当代小说、西藏当代电影。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