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开风气不为师]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自珍
时间：2019-02-12 05:47: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先生忽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吴先生的可敬之处就在胸怀磊落，从不以名学者自居，这回竟屈尊到把自己和二十几岁的大学生等量齐观，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那时陈寅恪先生正在中年，以其博学卓识，不仅在清华一校，而且在国内外学术界早已声名籍籍；钱钟书虽已毕业离校，但也只有二十三四岁，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文科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被誉为有学生以来所仅见。光阴如逝水，一转眼就是五十年，如今陈、吴二先生已归道山，钱先生虽健在，但也年逾古稀，皤然一叟，无复当年玉树临风的模样了。世事沧桑，人情反复，经过五十年的磨炼，他的学问愈加精邃，识见愈加深卓，品性愈加纯粹，他不辜负吴宓先生的热情期望，终于研治成一家之学，备受国内外爱好学术人的敬佩。吴先生地下有知，定当以老眼不花而自感满意的吧。
作为一个学人，钱钟书先生的最大优点就是不自满。在青年时代，他血气方刚，对别人的著述，不管来头多大，有来请教者，总是坦率地加以批评指摘，使得对方有时很难堪，因此被目为不可近的“狂生”。其实他并不狂，因为他所指摘的往往只是事实上的错误，指出这样的错误对作者和读者都只有好处，为什么不可以？再说，他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是万分严格。他每写一篇东西总是改了又改，简直没有满意的时候。我有幸最先拜读他的《谈艺录》手稿，第一次看时，已觉很精彩，谁知隔天再去看，却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以后不知又删改了多少次才付排印。据说他有巴尔扎克之癖，爱在校样上润色文字；我们亲眼看到的是出版后卷末的“补遗”和“增订”，这些也是没完没了的。他天分高，记忆力强，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但恐怕不大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勤苦用功的。前人有言：“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意思是说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工夫。我看这话用来形容钱钟书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名符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书是他的最大癖好，其余全要让路。在国外留学期间，为了博览不易看到的书籍，他竟日夜埋首图书馆的书丛里，孜孜不倦，终因用脑过度，归国后长期患头晕之症，每到晚间只能闭目静坐，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读书聚精会神，绝不旁骛，有时正在谈话，忽被手中的一本什么书吸引住了，便全神贯注，忘掉身旁尚有人在。他坚守博学强记的古训，读书时不让头脑充当漏斗或海绵的角色，而要牢牢记住一切必须记住的东西。他不倚靠卡片和目录索引，需要查书时，总是一查就得。他身边也自有，一种“秘本”(他的读书笔记)供他繁征博引时的参考之需，但这秘本如何使用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读书极快，一本厚厚的非常难啃的古典哲学名著，别人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二个月才啃得了的，他一般只需一个来复。钱先生有这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除本身条件之外，家庭和学校教育对他无疑也起了很大影响。他的尊人子泉(基博)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钱钟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是非常雄厚的。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以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长时期与名师益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恰似一朵经受雨露滋润的名花，自然开得更鲜艳。不过，说到底，他能如此博学，靠的主要还是自身毕生不懈的努力。他不是一个安于小成的人，他要不断更叩向上一关。
在青少年时代，钱先生也曾走过一点弯路。那时他风华正茂，词采斐然，身上难免沾些才子气味，爱学做张船山、黄仲则等风流人物的近体诗，被父执陈衍老先生看到了，着实把他教导一番。陈老告诉他，走那条路子，不仅做不出好诗，更严重的是会“折寿”。钱钟书果然从此改弦易辙去探索风格高的诗路。这件事足够说明他一生为人与治学之道。他这人最能耐寂寞，安本分，决不作出位之思，所以几十年来，不管外间如何风云变幻，他总是坚守着自己的冷摊子。他从不强出头，所以也不曾落得青冥垂翅，丢尽毛羽。这种行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因此他还摆脱不了“狂”的称号。我们说这也不是“狂”而是猖，“狷者有所不为”。为了保持他所十分珍惜的高风格，钱钟书大约会心甘情愿地背着“狷”的字号一直走到底的。
应该指出，钱先生虽然守身如玉，但也不是镇日家躺在象牙之塔里做梦的，他不会比别人少关心国事。实际上，他对国家民族感情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这有几年来陆续发表的他的著作为证，这里不必多说。在治学方面，他富于民主精神，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从不笃信一先生之言，也决不拜倒于哪位大师的门下，象蜜蜂酿蜜似的，博采众长，匠心独运，以自成一家之说。和他见过面的人，往往惊叹于他书卷子的丰富和才识的超群，顿生“叔度汪汪如千顷波”之感。然而，说也奇怪，这样一位博学深思的学者竟没有写出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而只发表些类似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惹得浅见的人认为“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他们不知道不轻易写“有系统的理论书”是钱钟书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决定了的，那时有一位好心的同学劝他写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结果遭到了拒绝。他说过：那种书“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即使写得较好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只有“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因此他要结结实实地下苦功，不说一句陈言和空话，而每一点滴的收获都是自己才智的结晶，可以传之久远的。钱先生文思敏捷，下笔如风，有时当着客人的面写一封骈四俪六的书信，顷刻立就，文辞甚美；但他一般并不如此轻率，写一首律诗也要千锤百炼，力求精切。“对客挥毫”和“闭门觅句”在他身上是兼而有之的。他爱读小说，尤爱读西洋小说。抗战末期他忽发感慨，以为读了半辈子的书，只能评头论足，却不会创作，连个毛姆(Somerset Maugham)都比不上，实在可悲。于是，发愤图强，先写短篇，后作长篇，那本举世闻名的《围城》就是在此愤激的情绪下产生的。他写小说，和作学术论文一样，态度非常认真，从情节安排到语言运用都煞费苦心，也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味。《围城》堪称“学人之小说”，非读破万卷书定然写不出。恰似锦上添花，此书一出，钱钟书的声誉更高了，仿佛无所不能似的。然而，平心而论，他的最大成就恐怕还在学术方面。
钱先生在学术上究竟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呢？关于此问题，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他就是读书多，拿起笔来，繁征博引，尽是中西冷僻古籍，使人目瞪口呆，望洋兴叹。也有人认为他的真本领是懂得多种外语，著作里塞满蟹行文字，使得没上过洋学堂的土老儿吓破胆子。另有人认为他两手分执亚椠欧铅，研究中西比较文学应推他为巨擘。如此等等，不为无见，但也都是皮相之谈。俗话说“燕雀安知鸿鹄志”，钱钟书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立下志愿，要把文艺批评上升到科学的地位。他深感古今中外这方面的名家都只是凭主观创立学说，在一个时期里可以惊动一世，过了些日子，则又如秋后的蚊蝇，凉风一扫，不见踪迹！其中有站得住脚的，也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参考，整个体系算是垮了。等而下之，还有一种批评家，头脑冬烘，眼光如豆，谈创作几同痴人说梦，难免扣们烛之讥，甚至专拣牛溲马勃，拼凑成书。针对这些情况，钱先生独辟蹊径，不尚空谈，不作高论，而把主要精力用在研读具体作品，试图从其中概括出攻不破、推不倒的艺术规律。他也注意古今中外一切文艺理论，吸取其中值得吸取的东西，但他严格遵守的却是批判的原则。他不迷信任何人，更不昏着头脑去赶时髦，赶时髦是他所最鄙视的浅薄行径。他既致力于探索艺术规律，自然要广泛阅读文艺作品，不能满足于习闻惯见、家喻户晓的那几种，这就是他爱繁征博引的真正原因。有些人讥笑他矜奇炫博，专以征引冷僻书吓人，他早已作了回答：“《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什么“冷僻书”，只是少见多怪罢了！他不抹杀文艺的国界，但又深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艺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普天下的诗心、文心是可以一致的。这个主意倒不是他首创的，西方学者早有此意，但要给文艺订立普遍规律他们却无此本领，因为他们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文艺所知有限，又每带着严重的偏见，所以容易开口便错。我国老一辈的硕学鸿儒对西方文艺也是十分陌生，因而也挑不起这个重担。环顾全球，目前最有资格从事文艺批评科学化工作的人，钱钟书应该是其中之一，而他在这方面已经奋斗几十年了。作为文艺批评家，他不汲汲于建立理论体系，而专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分析具体的文艺现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在作鉴赏和评判的同时，他大量征引中外文学作品中性质相同的例子，以资说明。就这样，一片散沙似的偶然发生的文艺现象，经过精心的探索，却被归纳成为一条条铜打铁造的艺术规律了。
一切不存偏见的人应该承认，这样的治学方法无论如何要比从概念出发的专事空谈更坚实牢靠，更合乎科学。这条路子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谈艺录》。在此书的序言中，钱先生明白宣告：“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色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那时，谈艺之书可进入科学著作之林的信念，已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了。四十年后，他又发表了《管锥编》。这部内容浩瀚的巨著，既是学术著作，又是时代镜子，其范围至少包括文、史、哲三方面，而精思锐笔，博学卓识，更在《谈艺录》之上，老成胜少作，果不其然。在《管锥编》有关文艺部分，钱先生用的仍然是具体鉴赏和评判的方法，他没有把自己一生心血凝成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据统计，此书前四册共一千二百多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考订的性质，孜孜于名物词句的核实，比较琐碎乏味；其余或论史，或衡文，或阐明哲理，皆独抒己见，启人神智。仅就谈艺部分而言，有重大发现可视同定律或原则的论述不下百十则。这些都可写成论文或专书，而钱先生则仿佛漫不经心似的用三言两语或寥寥几百字了之，以实涵虚，点到即止。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只有材料而无理论，故至如此，殊不知宁纳须弥于芥子而决不将蚁垤扩大为泰山，是此老的根深蒂固的习性。再说，他年逾七十，时间和精力也不容许他作长篇大论，否则《管锥编》将永无问世之日了。认识钱钟书的人知道，他的兴趣是在于学问本身，学术上的是非他当仁不让，而立宗派，树坛坫，用大部头的系统著作自广声气，则匪所思存。龚自珍诗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者，是此老最好的写照。
《管锥编》出版已将三年了，国外对此书的反应非常热烈。国内有一可喜的现象，就是不少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在研读此书，由于语言和文史知识的限制，他们感到困难；但他们一般都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又有一股敢于攻关陷坚的勇气，所以经过一番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往往很快就进入门内，能独自探索此书的奥秘并写出有一定质量的学术论文。这说明我们的民族的确是有伟大潜力的，虽经十年之久的摧残斫丧，而灵秀之气仍然不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老一辈逐渐凋谢了，新一辈又接踵而起，我们民族文化的光焰将一直燃着以至于无穷。正是在这喜悦心情的鼓舞下，我不揣谫陋，又一次拿起秃笔，草写此文，为《管锥编》作者作简要的绍介，俾广大好学深思的青年文艺研究者知道，除万流共仰的文学大师外，当代尚有可供私淑的大学者即钱钟书其人。我说“私淑”，因为，如前所述，钱先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他离开大学讲座已三十年了。这句诗见《己亥杂诗》第一○四首。龚自珍在这著名组诗的第三○二首里说：“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这些话跟钱先生没有多大关系，但也可供有远大抱负的青年学者留心一读，或者陈诸座右，以自策励。
吴宓教授推陈寅恪、钱钟书二先生为当时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但读了蒋天枢同志去年发表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我们却觉得不无遗憾，以陈先生学殖之丰富，对中国二千年古史实之熟悉，特别是对东方各民族语言通晓之程度，皆非同辈学者所可企及，而他拟撰写的中国通史和元史二书竟未写成，使他青少年时期在国外所作的二十几年的准备工夫几乎等于浪费。这是时代环境使然，无可奈何，也无可补偿。在这方面，钱先生可算幸运多了，到现在为止，他的全部著作虽犹待“理董”，但他腹笥里最重要的蓄积总算逐渐在倾泻出来，“广陵散”的悲剧不至重演了！久经丧乱，中兴的局面终于来临，钱先生得眼见中华民族文化进入新的兴盛时期并亲自参加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工作，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无法和他相比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于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