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好的书评想起|怎样写一篇好的书评

时间：2019-02-13 05:32:4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朱虹同志发表在《读书》1979年第五期上的《――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一文，是一篇出色的书评。它不仅对关于《简・爱》评论中的一些似乎已成定论的东西，提出了疑问，而且打破了多年来在文艺批评方面的俗套，勇敢地承认自己以前持有的偏见，给我们的批评界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为什么《简・爱》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时隔一个多世纪的今天，当人们重读它时，仍会为之深深地感动而且引起强烈的共鸣？笼统的回答可以说是由于它的“批判现实主义”。朱虹同志的文章，试图超出那些框框。她从历史的观察，从探讨作者的创作道路，从分析作品中的形象，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一段很好的评论。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恩格斯的这段文字，尤其不能因为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教给了我们比当时所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所教给我们的还要多的东西，就要求所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这么作。如果这样要求，那么《简・爱》简直就没有价值了。
　　夏绿蒂・勃朗特的经历，使她不大可能大量接触社会上各种人、各种事物，去描绘一幅巴尔扎克式的广阔的社会图画。所以书里几乎没有涉及所谓重大题材，没有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事件紧密相连，但却以一个平常的故事，创造了一个思索着的王国，传递出了那个时代妇女要求解放的强烈信息。这个事实对我们今天的作家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谓紧跟形势，以当前一个政治口号与政治要求为出发点，力图在流动着的历史中抽出一个点，却又要构出一幅跳动着时代脉搏的红红绿绿的图画，这种作品在艺术上并不总是具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生命力是在于塑造――塑造活生生的真实的形象。忘记了这一点，忽视了这一点，总是要吃亏的。比如《于无声处》这个剧，作者的立意是很好的。但由于过于追求政治说明，形象就显然欠生动，而且有些不够真实。到现在，除了它的首创作用外，已很少有人谈论它了。
　　朱虹同志在文章中指出了当时家庭女教师这个职业的实质，指出了它给那些妇女带来的痛苦和耻辱。诚然，简・爱不是个革命家，可她是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敢于思索自己，为自己的尊严而敢于斗争的人。朱虹同志把这本书称为“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是完全正确的。可惜的是我们许多同志硬是只敢肯定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还得“高大完美”，那他怎能理解简・爱这样的人物呢。
　　朱虹同志揭示了《简・爱》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坦率地承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陈旧观点是有问题的，即粗暴地把个人反抗的思想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而把它打发掉。简・爱那种嫉恶如仇、不妥协、不屈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傅雷在他翻译的《贝多芬传》一书中说过：“一个古老的社会崩溃了，一个新的社会在酝酿中。在青黄不接的过程中，第一先得解放个人，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自由的个人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先驱。各有各的时代，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今天我们对傅雷的这段话并不完全同意，但他是有一些道理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需要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而要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就要为了社会而解放个人。每个人都需要反省自己、认识自己。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各人起的作用不同，但就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什么才是主人翁的态度？――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明白我为什么而干，这才是主人翁的态度。趋炎附势，甚至仗势欺人，那是做奴才。这又是我读《简・爱》所想到的。
　　朱虹同志的文章也对我国文艺批评界提出了一个问题：文艺批评究竟要不要打破清规戒律，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我国的文艺批评，特别在对于继承十九世纪欧洲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框框是很多的。这样下去，恐怕真像朱虹同志所说的：“外国文学评论的路子不是会越走越窄吗？”
　　革命导师们对不少作家有着十分精辟的分析，但这毕竟不是全部，不应该限制我们。我们不能只在怎么理解导师们的原话上争来争去，而要更多地去从作品本身，从历史中开拓，提出一些真正经过独立思考，经过周密分析，符合文学的客观规律的东西来。
　　我国的人民创造了翻天覆地的业绩，我国的作家完全应该能在世界上有巨大影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什么呢？除了其它原因之外，批评界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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