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角度探析晚清思想史】 思想史角度
时间：2019-02-14 05:46: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几十年来，研究谭氏生平及思想者不乏其人，在大陆是热门课题，在海外亦非冷门。而在众多的论著中，分析谭氏思想的似又占了多数。最近有幸拜读了张灏先生的新著《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感到颇具新意。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学者研究谭氏的文章和著作，比较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讨论谭氏哲学思想的性质；二是探究谭氏的政治思想，如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等的历史作用。而以整个晚清思想界为背景，以鸦片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思想变化为线索的研究，或从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则稍嫌薄弱。因此，张先生这部新著的审视角度和分析方法，在笔者看来是相当有趣的。
按照张先生的介绍，这部著作是他所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一书英文本的副产品。他希望通过谭氏一生的行迹和主要作品，勾画出谭氏的主要思想的发展及其“心路历程”，并从中多多少少看出一些近代思潮演变的痕迹。这里所说的“心路历程”，是指人物内心世界的各个方面，既包括思想观念和意识，又包括情感、心态等等，其内涵显然要比一般所说的“思想”宽泛得多。
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中肯的评价实非易事，全面地把握人物的思想，特别是其内心世界，更是难上加难。虽然张先生给自己这部著作提出了难度不小的要求，但通读全书，笔者认为分析是成功的。书中不仅简明清晰地勾勒出了谭氏思想形成和变化的脉络，而且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足以启迪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思考。
这部著作首先分析了谭氏的性格、身世和生活环境，着重讨论了晚清传统思想的变化趋势，特别注意揭示思潮和学风等的状况。书中分析了儒家思想致用精神在晚清的复，亦强调了先秦诸子学和大乘佛学在当时的影响。这后面的两个方面，是治近代中国思想史者常常忽略的。张先生认为，先秦诸子学和大乘佛学，“都是胎源于古代枢轴时代的思想转化。这个转化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含有高度批判意识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之出现，由此而造成传统内部的各种思想互相激荡和薰习。”而在晚清，“这个思想世界出现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传统内部的紧张性和激荡性的提高和强化。”(第30页)这些见解，是相当确切和精彩的。把谭氏思想置于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把握谭氏思想的实质，同时也给理解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主要趋势提供了钥匙。
在具体分析谭氏由少及长的心灵发展时，张先生概括了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儒家经世致用学说的道德实践精神；二是虽然受到西方近代天文学影响，但主要仍保存着传统气化论的宇宙观；三是由于家庭及身世的不幸所带来的对生命的苍然之感。这三者“汇成谭嗣同的‘宗教’心灵”，“是他内心不断挣扎的动源”。(第55页)以后，谭氏更接触了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等宗教思想，认为心灵的力可以使人们认识宇宙和生命的真谛，从而化解生命中的痛苦，拯救人类和世界。张先生指出，早年谭嗣同的思想“极端保守”，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激变，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王夫之的致用思想，具体表现则为时隐时现的排满思想和对西方文化态度的完全转变。这种对传统的不满引发了他对纲常名教的严厉批判。“他的政治立场徘徊于变法与革命之间，而他的文化思想则已超过与他同时代所有的前进知识分子，而与五四的激烈反传统主义相颉颃(按原书错印为‘颉顽’)了。”(第86页)从上面这些文字不难看出，张先生十分重视挖掘谭氏思想的渊源，尤其注意谭氏思想演变过程中传统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将传统文化在近世的演变与近代人物的思想发展联系起来考虑，是本书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分析较为深入而又新颖的原因所在。以往人们在研究近代人物的思想时，对传统因素的影响问题往往注意不够，或失之于简单化。这一方面是由于观察问题角度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思想这个庞然大物缺乏了解所致。而张先生在其治学过程中，对传统文化本身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故而应用起来驾轻就熟，令人信服，显示出深厚的功力。
《仁学》一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凡是研究谭嗣同者，均对是书有过评论。张先生认为，在谭氏思想中，“仁”首先是一种道德价值，也代表一种宇宙观，其主要来源仍是张载、王夫之的思想，但在理解中已掺杂了各种儒家思想以外的影响。谭氏再三强调的“以太观”兼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重性，骨子里仍保留着“气一元论”的观念。谭氏认为宇宙只有整体是真实的，感官所觉察的个体都只是相对性和衍生性的存在。这种宇宙观不仅给谭嗣同带来对生死的解脱，而且也使他为生命找到一个新的目标和意义，即透过慈悲和爱，使个体生命超越各自的孤立和疏离，融化于万物一体的大生命之中，回归到宇宙原有的圆融和谐。张先生指出，谭氏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拒绝逃亡，从容就义，这份烈士精神就植基于他的‘仁’的精神”。(第108页)接着，张先生对“仁”的思想中包含的激烈的抗议精神作了分析，认为这是以宋明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为架构，融摄佛教的慈悲观和墨子、基督教的兼爱观而演化衍生出来的，其最大特色是“以仁黜礼”，批判的主要对象便是“三纲”。张先生认为，“《仁学》含有一种极端的批判意识，为了体现仁的精神信念，任何外在的制度、法规、习俗、仪式，甚至学说、理论都可能构成障碍，因此都要超越，都要否定！”(第129页)谭嗣同的《仁学》博采众说，中西杂陈，故论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剖析，见仁见智，在所难免。张先生的分析舍弃了一些具体观点的讨论，力图从总体上把握住“仁”的内涵和精髓，并以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为其归宿，在《仁学》研究中也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
张先生关于谭氏思想给予后人影响问题的归纳，也颇有值得注意之处。譬如，书中指出谭氏思想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他在面临传统政治秩序瓦解，以及文化价值和基本宇宙观所造成的“取向秩序”解纽这双重危机时所作的思想挣扎，透露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面临的文化危机。又如，书中认为谭嗣同有世界意识、唯心倾向和超越心态三个重要观念，而这三者也个别地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回响。再如，张先生强调谭氏虽然攻击礼教，批判三纲，却未对五伦作全面否定，亦未全面否定传统，他所代表的那种含有强烈的传统宗教意识的思想，比较接近于后来的新儒家心态。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起码是可以成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之基础的。
读罢全书，掩卷沉思，在感到收益匪浅的同时，内心深处也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书中在叙述谭氏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时，较多地着墨于他的读书生活和文化氛围，相对说来，忽略了谭氏与同时代人交往中获取的思想养份。人的思想不大可能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之内形成，换句话说，一种观念从萌发到定形，不可能完全是一个人独自沉思冥想的结果。谭嗣同一生“好动厌静”，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交游极为广泛，如在武昌就曾结交十余位当时有一定声望的学者，往来频繁。他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更是意气相投，私交甚笃，在思想上互相交流，互相砥硕。谭氏思想的形成和变化，固然是他自己思考的结果，但与他的交往亦不无关系，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很大关系。如果能把这些思想影响具体地揭示出来，对于理解谭氏的思想似乎可以更为准确和深入。
书中对西学给予谭嗣同的影响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遗憾。张先生认为，西方思想的“冲击在思想的层面上常常流于肤浅，不会直接产生深度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之下，西方思想可以间接地促使中国内在潜存的紧张性和激荡性提高，从而造成剧变。”(第120页)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书中虽然也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问题作了一些介绍，但在笔者看来是过于简略了。即以《仁学》一书中引用的大量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而论，就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谭嗣同是何时从何处获取这些知识的？他是怎样看待并在何种程度上接受这些知识的？这些知识在他的思想深处起着何种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对于全面理解谭氏之思想，都是必须要有比较完善的回答，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上述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而涉及到对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所起作用的评价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西方冲击――反应”模式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模式把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一概以对西方刺激的反应来解释，虽然包含着某种合理性，但确实是过于简单化了。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发掘和研究视野的拓宽，人们又重新发现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中仍具有某种活力，并进一步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近代的思想嬗变。这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如果走向忽视西方文化的影响，或将之视作可有可无二三等角色，那么可能同时也是一种退步。在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中，西方文化自始至终起着酵母的作用，有着不容轻视的巨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就是中西文化既融合又冲突的历史，就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之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步一步向近代过渡转化的历史。
另一方面，所谓传统，也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处于衰败没落的过程，它在不断地变异和更新。晚清思想家们所理解的儒学，有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纯粹的“儒学”(如汉学和宋学)了。尽管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可能与前人相差不大，但其概念的内涵则有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末叶也就是维新运动兴起前后的中国思想界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不能只是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中去判断对传统文化的承继，更要从总体思想的把握中去探析他们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和更新。他们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其契机无一例外地是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与此相比较，先秦诸子学中的老庄、墨子学说和佛教中的相宗、华严宗等，虽然所起作用相似，但影响要零散、薄弱得多。如果说，康有为的学说侧重于对传统的社会政治学说加以重铸的话，那么，谭嗣同的思想则侧重于对传统哲学作出新的解释。当然，他们所了解的西学多为二手货，相当肤浅，甚至错误百出，但他们从中吸取了养份再加以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却造成了晚清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融汇中西文化，或者说主要在西学的帮助下重新构建民族文化的巨大努力，至今仍使我们感到钦佩。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于北京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张灏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八年五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