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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尽其才的海明威 海明威与盖尔霍恩未删版在线观看

    时间:2019-02-14 05:46: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海明威过早地在六十二岁的年华时,就自戕身死,遗下一大堆未最后完成的手稿;研究海明威创作的人,都觉得这位“文豪”去世得过于匆促了,不胜惋惜。单读海明威的作品,是不能完全理解或正确评论他的才华的,必须细读他的六百余封信件,再对照他的作品,才能发现一个答案。从作品看,他笔下的英雄人物都是十分独特的;从他的信件看,则他给人的印象,却又是另一种。海明威笔下的英雄经过他精雕细琢,而在他的信件里,则有啥说啥,文字比较粗糙,倒显出了他的本色。这样一位人物无论从风貌、性格和感情,与作品中的英雄给人一种判若两人的印象。厄普代克在他对《海明威书信选集》的评论说,“海明威〔在书信中〕为自己创造的超人形象,湮没了他实际上爱好勤恳钻研和思路敏捷的长处,腐蚀了他作品中许多优秀人物。”海明威曾经通过他书中人物尼克・亚当斯之口,发表他的美学意见,“你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来写。根本没有什么诀窍可说。”前者提到的是形象,后者则是说内心,这正是海明威在写作时努力捕捉的两个要点,也限制了他终身的写作。厄普代克评论海明威一生的功过看来比较公允,特别是他结论性的提法,给我们新的启发。厄普代克说,“如果他〔海明威〕不是那么趾高气扬,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很可能达到更大的成就。”(所谓“趾高气扬”无非指他成名后一贯贬低同行,蔑视评论界的权威们,拔高自己的“形象”,如自称“爸爸”、长者、老头子之类的狂言。)他的自戕,难免也受到这种态度的致命伤。
      海明威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即当新闻记者。他青年时期到了巴黎,由老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进入了以葛屈罗・斯坦因,伊兹拉・庞德,詹姆斯・乔伊斯等人为核心的文艺圈子,从而能自由出入西尔维亚・比奇所创办的先锋图书出版社兼与其有关的作家们往来。他自忖对欧洲的古典及现代文学所知甚少,所以发下心愿要补这一课。他在他第一位夫人哈德莱的帮助下,攻下了法文,从此千方百计阅读法国大作家如福楼拜、法朗士、罗曼・罗兰、莫泊桑、司汤达、巴比塞等人的原著。他敢于评福楼拜说“只有一本称得起伟大的作品《包法利夫人》”,说司汤达则只有一本《红与黑》,如此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到他的美国式好胜心与狂妄。
      在此补课过程中,他深感要进入文艺圣殿,无论在语言知识及文艺修养方面,自知都非先锋派作家的对手,于是频频求教于斯坦因的文艺沙龙与庞德的《流放》杂志编辑部,并获得了他们的热情指导。他们劝他首先致力于掌握福楼拜的全部作品,从原文的《包法利夫人》着手,进而专研《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直到《三故事》等作品。其次是读英国权威亨利・詹姆斯的重要著作如《美国人》、《黛西・密勒》、《华盛顿广场》、《贵妇的画像》和《天赋》等等。最后则阅读当时文学圈子内认为必读的沙俄四大文豪(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的主要作品。年轻的海明威接受了这几位老师的建议,他在欧洲三年居然刻苦读完了许多大师们的作品,然后放眼于当代新作家和各个流派。最后他热中于艾略特的诗篇和文论。
      创作方面在二十世纪初期他曾师事舍伍德・安德森学写诗,但他写的诗摆脱不了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一八七八――一九六七)的影响。来到巴黎后,他读了当代人的作品,发觉当代的美国文人的文风“迂腐陈旧”不及斯坦因及“迷惘的一代”文风清丽有吸引力。特别在她的文艺沙龙中看了名画家塞尚的绘画,色彩的强烈对比,使他深为感动,因之得到启发,想到行文造字也大可效法,使自己的文风产生既清新又明快的持久印象。以后认识乔伊斯之后,大为欣赏《尤利西斯》,试作《大双心河》效法乔伊斯的意识流,并通过小说主角尼克・亚当斯之口,大胆发表独立的美学见解说,“乔伊斯是如此浪漫又理智地对待斯蒂芬・德迪勒斯(《尤利西斯》书中的虚无主义艺术家),于是他塑造了布卢姆这一角色。布卢姆很了不起。他又创造了布卢姆的太太莫莱。她是全世界最出色的人物。”事实上肉欲主义的莫莱在书末的一段意识流独白,不仅把她那卑劣无耻的丈夫比作希腊英雄尤利西斯,并把自己也永恒化了。可是这对海明威颇有启发,赞赏之余并在其后的创作中予以仿效,他的对白中或多或少灌注了乔伊斯的这种新奇观点和“意识流”手法。
      海明威虽在一九二○至二四年先后任多伦多《星报》和《星报周刊》记者和驻欧记者,但收入甚微;二一年与哈德莱,理查逊结婚,幸而哈德莱继承一笔遗产,差可温饱。哈德莱又懂法文,对海明威帮助极大。从此他开始了一面做记者,一面学习写作。二三年时,他出版了处女作《三篇故事与十首诗》,翌年又出版《在我们的时代里》(速写集),但欧、英的读者对他的作品,兴趣索然;因此第一本书只印发了三百本,第二本书则只有一百七十本。他又不愿长期依赖哈德莱为生,因此生计十分困难时,以教人拳击与观摩斗牛度日。
      我们现在已无机会再读他的处女作“十首诗”,但根据传记,他的这“十首诗”还是经过庞德多次修改并由庞德帮助印行的。但是欧洲的读者却并不欣赏他的诗,小说或速写,所以他的作品简直无销路的前途。一九二六年他写成《阿尔卑斯牧歌》,准备给《流放》杂志发表,但是庞德看了却要他重写,并提醒他切忌使文学拖沓累赘。为了进一步汲取经典著作的精华,他一直遵守福楼拜的严格写作规范,如文字精确,无佳句宁肯不发表,甚至每日创作限于一定数量等等,并以此终身律己。更重要的是他在反对美国文风迂腐之际,抓住了舍伍德・安德森之善于利用本土素材从而开创了新传统;同时求教于欧洲先锋派门下时,又发现斯坦因的圈子中人只有理论而无社会生活内容。这正是他可以摆脱“迷惘的一代”之途,从此他打开了取材粗犷原始,而又能纳入先锋派美学观点的一条崭新道路。
      他意识到在此竞技激烈的时代,一如拳击家,只有敢于瞄准对手的短处,迅速出击,以攻为守,不怕得罪嘲弄文坛名人,才能为年轻一代找到自由发展之路。他开始立下培养一己成为新“文豪”的雄心。他选的第一批对手就是他曾师从过的安德森,他的导师斯坦因,他的好友菲兹杰罗等所有先他走红的作家,以及他的师友们。同时他认准了美国文坛与欧洲相比,是块处女地,便以新作《春潮》作为他向美国进军的号角。安德森是美国出版商李佛莱特书店的台柱子,海明威出版《春潮》的要求,首先为李佛莱特以苛刻条件所婉拒,幸而菲兹杰罗将海明威介绍给美国史克里勃纳书店的编辑麦克斯・帕金斯,帕金斯大为赏识海明威的文才,当即出版了海明威的《春潮》和另一本被誉为“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一炮而红,海明威从此成为畅销书的作者,在美国出版界奠定了基础。
      帕金斯在美国出版界素有“天才的编辑”之称,他慧眼识人,这时成了海明威作品最忠实的编辑人,他擅长掌握海明威的“灵感”,不时催促他向新阵地冲刺,并能密切注意随时提供他足以刺激创作力的新书,同时在经济上多方支持,为海明威铺平过舒适生活的道路。此时的海明威和第二位夫人宝琳・帕发弗虽已陷入畅销王国的纸迷金醉生活中,可是他的主要精力还能保持在阅读和写作上。《春潮》与《太阳照常升起》的成功,使海明威对自己增加了信心,他俨然以新“文豪”的架式君临美国文坛,并不断对同辈人的作品,向帕金斯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使书店的编辑人员望而生畏。至此,海明威确有雄心在读书界取代其他老作家的台柱地位,创立一种新的传统。《永别了武器》的出版,青年读者一下把海明威推上了新“文豪”的宝座,他所标榜的“文学革命”,气焰之高,一时震撼了美国文坛。此时评论界权威埃德蒙・威尔逊慷慨赞扬海明威的散文,认为比他的诗篇高超,指出他已从斯坦因及安德森之间找到了一种特殊技巧,运用通俗语言来传递深湛的内在感情和复杂的思想活动。例如《在我们的时代里》的斗牛场面堪与戈雅名画相媲美,而对战场使用如此严肃的艺术手法,这在美国作家中也是空前的等等。
      海明威自从跻身于美国的畅销王国,逐渐由学艺时代的虔诚求教一变而为飞扬跋扈的大作家。他此时颇以“天才”自视,曾向帕金斯炫耀自己能于每一失眠之夜,读完二本新书。(他的第四位夫人玛利・威尔什也注意到海明威平日的读书习惯,曾在日志中记下他经常同时浏览二、三本书,能够迅速完成阅读。)这一足以自傲的长处,使海明威有条件不时在他的小说中提到一些名著,或是在他的作品中,借人物之口发表他对这些著作的高见。他曾对友人谈过,一本神秘小说只需阅过二小时左右即可掌握全部案情,从而得到水落石出的效果。关于阅读侦探小说的优点,他在巴黎学艺时代即已掌握,其后运用这些手法在他的文学写作中。海明威作品中经常制造紧张气氛或加快故事进行的节奏,这些手法,他是运用得得心应手的。在他的美国藏书中,虽然末发现有当代流行的侦探小说作家如梅森的作品,但是他在《太阳照常升起》(一九二六)中,就提到主人公杰克・巴奈斯在钓鱼时念梅森的凶杀故事。
      海明威酷爱美国优秀侦探小说家达许・哈默特(女剧作家海尔曼的终身伴侣)的作品,据说从一九三○年起,他常置哈默特故事集于案头,不时翻阅。他甚至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一九三六)一书中,仿效过哈默特的笔法,来加强所写故事的神秘效果。三十年代后期,他读完比利时法语作家西默农的全部法文版神秘小说后,即选其中的最佳作三本,运往古巴居宅庋藏。海明威的确善于在阅读中发现其他作家的长处,而巧妙地运用到自己作品中。
      海明威对短篇小说这一文学品种心存钟爱,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不止一次表示愿以精悍超众的短篇小说为传世之作的方式。但是出版人史克里勃纳书店的帕金斯却只鼓励他构思及写作新颖的“正宗”长篇小说,以保持他在畅销领域中的首席地位。海明威早在巴黎学艺阶段,就与他的好友菲兹杰罗在创作形式上有所争论,他在《流动节日》一书中回忆说,“自从我开始彻底改变写作方法摒弃一切技巧以来,我力求以塑造形象来代替描述(塞尚美学观)……但这样做很不容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常常化去一上午功夫才写成一段话。”海明威似乎偏执于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写作之道;他甚至夸口只要他的文字中,有一句话写得称心,他就以此为满足,只可惜不易多得,所以他上面这段话也的确是实情。他琢磨出一种以写新闻的简洁语言与强劲的文学笔法相结合,而创造了一己的风格。所谓三十年代的“文学革命”由他开始,产生了文学写作的一代新风气;这也是海明威不可磨灭的一大功绩,使文学语言走出了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正如厄普代克评论他时所指出的,“海明威致力于文字的不朽事业和所作的追求,确是亨利・詹姆斯以来在小说方面的第一人。”他一生写作的短篇数量远远超过长篇,至少这使他的经济效益上招致损失,但是他坚持他的初衷,不为所动。他追求以最简洁的语言,突出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对话,这当然应归功于他早年当记者的工作,加上在巴黎所获同行们的指点,至于他本人的苦练自不必说了。但是他的炼字功夫有时也具矫枉过正的毛病,使文字成为光秃秃了,或是说他运用“冰山”法则过甚,而影响了一般读者的理解。海明威的偏执心态造成创作生涯的不平衡,他过去强制一己超越前人,超越自己,有时不免弄巧成拙。
      海明威诚然是个自学成材的作家,但要成为一位源源不绝创作的文学大师确乎还缺少些什么,于是他就多方设法来个自我完成。他所采取的方法首先是多读书,他曾经给他友人一封信中说,书本是他猎获世上一切的子弹,而写作是他的生存基础,言下之意,即一日不读书将失去他奋斗的武器,一天不执笔,他的武器便发锈。杰克・伦敦替自己定下每日必写千字文的规则,海明威则是天天用打字机录下五百字――不问发表与否,以刺激自己的思路,做完每日功课,他才安心行乐,声色犬马,渔猎旅游,皆其所好。但结果他虽然绞尽脑汁要创作前人所未有的这五百字,但这五百字往往又似乎于他的长期创作无益,这也许是他的悲剧。
      从他的传记中看,自从出版了《永别了武器》而登上他事业的高峰,虽然名利双收,却越来越发觉写长篇创作如负重荷登山,有举步不胜之虞。自从《丧钟为谁鸣》问世之后,整整六年,他在文学园地上一无收获,退而求其次,他决心此后以短篇小说为传世之作。这本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好事,可是史克里勃纳书店并不相信他的报刊通讯,包括在《老爷》杂志上写的散文,能最后维持他在文坛上的畅销地位,因此一直极力说服海明威写长篇小说。海明威写了一部中长篇《午后之死》的斗牛故事,在评论界引起一场风波,其后又写了个不成功的剧本《第五纵队》,当然不能挽回眼前的颓势,书店与海明威均在苦闷之中。一九四○年《丧钟为谁鸣》发表,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爆发,他与第三位夫人玛莎・盖尔荷恩枯居古巴别墅,一心着迷于加勒比海上的渔猎,继又改渔船为军用艇追逐幻想中的敌人潜艇;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想搜集他下一部的大型军事小说的材料,以解除创作空白的精神恐慌压力,可惜事与愿违,他的海上探险事业仅成了遗著之一的《海流中的岛屿》(他原要写海陆空战争的三部曲)。
      他一生多次把长故事写成短篇,他的理想是篇篇成为玑珠佳作,而且能永垂于文史。如他的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以及写非洲狩猎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最为典型。如果换了别的作家,完全可以把这样生动的素材写成洋洋数十万字的非洲探险加爱情的故事。海明威是忠于艺术的,他追求精益求精的完美,在美国文学史上保持一代以简洁文风鸣于世的海明威传统,而决不屈就于出版商对畅销书的贪婪要求。
      海明威的第四位夫人玛利・威尔什曾对丹尼斯・勃莱因拟依照弗洛伊德的观点重写海明威传记一事批评道,“如果人们相信已经发表的文字〔来判断海明威〕,那是大错特错的事情”;事实是威尔什的回忆录《往事真情》所记载的却是个不同的海明威。这位夫人曾陪伴了海明威的后半生,熬过多少个近乎同床异梦的时光。尤其一九五○年《过河入林》一书失败之后,海明威竟想直奔朝鲜战争作记者;谋作孤注一掷之举。他那时生活已一反常态,白天疲惫抑郁烦躁,动辄无理取闹,夜晚则幻想意大利少女阿德林娜和她的贵族母亲到古巴来陪伴他消磨永昼。威尔什觉察到海明威的心理病态,急需就医,但无法说服他。她在回忆录中曾记述:“……他那狂暴无定的性情日趋恶化……我只能记住那些美好的过往,不使彼此的感情破裂……想想那些低吟诗句和巧弄语言游戏的愉快时光。”可是海明威的躁狂心态与日俱增,据威尔什的记载,他经常当着许多来客之面,无故讥刺女主人,而威尔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能回避正面顶撞,趁他稍为气平时留下委婉的谏语,促使他恢复理智。一九五五年秋季,夫妇二人在飞机失事后回欧洲疗养途中,海明威再次寻衅,狂怒不休,事后威尔什留一字条:
      
      “亲爱的大猫仔――您的名篇《非洲的青山》和《午后之死》都表达了您曾经对“公正”二字的理解,并能深刻体谅别人的感情和诚挚心意……我特别期望为您本人,也为我们所有的朋友和疼您的亲人们,您还不至于完全丧失这些崇高的品德。”
      
      关于海明威的这一阴暗面,贝克尔在海明威的传记中虽然提到过无数细节但未作定论,所以常常容易为研究海明威的学者所忽略。但这一面却对于海明威日后自杀又有密切关连。
      女作家玛莎・盖尔荷恩原为西班牙内战时的名记者,以后成了海明威的第三位夫人,一九四五年大战结束后与海明威离婚;她在接受《巴黎评论》编辑的访问时曾经说过一段话,海明威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她十分厌恶他的性格,但作为一位文学家,“他可说是一个天才……这并不是指他的写作内容,而是说他的写作方法,他解放了我们的写作语言。”这一评论比所有撰写过海明威传记的人的观点更能说明问题。
      海明威为了学习写作,曾师从名作家苦读多年,确已在技巧上打下一定功底,而且他在美国出版界也找到了一条通往畅销书王国的渠道,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的创作主题反而日见狭隘呢。还是厄普代克一语中的,他说海明威生前刻意求作品的“完美”,以致束缚了自己的思路。《午后之死》出版后掀起的风波,和评论界反海明威的暗流使他成了“离群之狼”。玛利・威尔什和出版家合作在海明威死后收集整理他的遗作,至今已出版了约一百万字的六部著作,有理论、小说、回忆录、书信选集,数量几乎超过海明威生前发表的作品,此外还有他似已构思到一定程度而尚未执笔的,诸如《一个新遇刺的骑士》,或已写了十几页的《青春的追逐》等等,这样就在他追求文风的完善中都被搁置了起来。回忆录《流动节日》就是只有架构没有充实内容的一部作品,对热中海明威著作的读者来说,他之未尽天年,真是件憾事。
      
      Mary Welsh Hemingway,HOW IT WAs,Ballantine Books,NewYork,696pp.Carlos Baker,ERNEST HEMINGWAY,A LifeStory,AvonBooks,NewYork,977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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