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错误及其他】错误的石头人
时间：2019-02-16 05:35: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有一句话，就是亚历山大・蒲柏诗行的前一半，“toerrishuman”，我们恐怕一直误解了。翻译时，我们很容易方便地套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中国老话。这句老话里含有把常人跟圣贤分开，并且显然有对常人的不屑之意。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暂且不谈。我们且说，其中包含的对常人的原谅之意，却正是蒲柏诗行所排斥的，因为他说，“topardonisGod”，就是说，上帝才有资格宽恕。
我不信任何上帝，但我同样不信，任何人有资格宽恕别的人，那么居高临下，那么煞有介事。
真的，难道我们那么有把握，认为犯错误就是一件坏事吗？不。我们迄今已有很多证据，说明答案可能正好相反。
比如，科学家们就在坚持不懈地犯错误。一项科学或技术的试验，要到第一百次才成功，就证明从前的九十九次全是错误。伟大的科学家犯伟大的错误。哥白尼、伽利略、赫胥黎等辈，曾经错到人神共怒。但正是他们和他们的错误，才造成了我们今天享用着的技术文明。
比如，政治家们就在持之以恒地犯错误。商鞅、王安石错得怨诽汹汹，好多人都想吃他们的肉。武则天错得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力，竟然以女身当了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还有更晚近的改革家们，无一不是犯错误的专家。他们的成绩如何，还很难说。但显而易见的改进是有的，比如，见了长官，我们不用下跪；在国家元首左右的人们，大约也不太说“奴婢在”了吧。
照进化论和遗传学的学说，现存的生物圈，不也是无数次错误的积累吗？假如DNA分子不犯错误，不允许遗传中有变异，并产生不可思议的突变型，那么，我想我在表达上述想法时可能要靠大声喊叫，嘭嘭地拍打胸脯，折断好多根树枝扔到四周。不管怎样，那效果怎么也比不了我正在用指尖轻轻敲打的计算机。
对，计算机！它不大犯错误。事先编好的程序不允许它犯错误，反过来，它也不允许操作者犯错误。诚然，它的操作系统的语言是可以改变和改进的，像政治家修改宪法和政纲一样。但对于一个特定操作系统的特定版本来说，它就是不允许错误。它的语言放之四海而皆准，愿意的话，你还可以在自己家里坚持用一个版本几十年不动摇，如果你能活那么久。
可是且慢。对于语言的准确性和清晰性的价值，我们还不能匆忙地肯定或否定。在作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得不对语言的方方面面作一番哪怕是粗略的考察。
狗的语言看上去比较简单。词汇较少，句子的组织也缺乏丰富的变化。它说“汪汪汪！”借助声调的修饰，它的意思是发怒，警告，宣布占领，要求奖励，等等。它偶尔朝篱笆桩上喷洒一点点液体，或作为领土的标志，或帮助它“经过旧不迷”。总之，它的语言足够的准确，清晰，使它能够完成生活中所有的功能。
许多社会性昆虫的语言要复杂的多。白蚁群的个体之间能够交换大量复杂的信息。它们为自己建造的庞大村落，有后宫，有宿舍，有幼儿园，有厕所，有储藏室，有走廊和通风设备，城堡和安全出口，有的还有真菌种植园。在建造这个庞大结构时，不大可能存在一个总设计师，并有工头们看得懂的一些蓝图。只能认为，它们有着相当丰富的化学或形体语言，或二者兼有。只有具备这样的语言，它们才可能迅速地动员全体兵蚁奔赴前线，消灭来犯的入侵之敌；才能迅速地动员工蚁赶赴现场去修补被破坏的城池，并把幼仔转移到安全地带。
只有人的有声语言，才最模糊，最吞吞吐吐，最富于歧义，引起误解。有时我们乐于这样作。我们常常玩弄语言，犯种种故意的错误。我们会声东击西，言在此而意在彼。我们会打出模棱两可的信号，来试探对方的反应。我们用双关语来开玩笑。我们会曲解词语，也会曲用词语。这时，用过的词语就有了新赋予的意义。我们制造大量的谎言来维护秩序、团结和统一，也制造足够多的谎言以造成敌人的误解和分裂。我们用委婉语替自己文过饰非，同时又借些“莫须有”的坏名字把对手干掉。错误的运用之妙，还在于有时我们会拿真话来骗人，比如，说烧杀抢掠是“军事行动”，说强奸是“触碰身体”。
这还没完。人们有时觉得这种有声语言还是太清晰，太准确，太拘泥于某一特殊的信息，太有局限性。话语往往把浑一的经验世界分割得支离破碎，把流动的事物钉死在什么地方，把不可言喻的表现得浅白简陋，把本来朦胧的表达的过于清楚，把多层面的弄成单一层面的，把活的经验胶固住。因此，人们有了种种抱怨，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这现代的标点就构成一种肢解和胶固。研究者认为，如不加标点，上面的话可以有十几种读法和解法。)说“胶柱鼓瑟”，说落入“言签”。于是，人们就去探讨更加开放的语言系统。人们发展了种种文学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允许用大量的隐喻。有时，人们发现自己的心怀只能借永无达诂的诗歌来发抒。人们发现，绘画的语言更不清晰，更具象征性，因而更加开放。音乐语言有时干脆连象征都谈不上，只是某种存在。这种寻求开放系统的努力达到极端，便是朦胧诗、抽象画和无标题音乐。
这些系统的作用，实在就是允许错误，诱发错误。
人的这种易错性实在是灵秀独钟的财富。它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更多改良的机会，更强的应变能力。我的确时常抱怨自己记忆力差，反应迟钝，心不在焉，优柔寡断，是非不分，常犯错误，但是，假如有人决定要取走我的大脑，而换成一个高技术的，有充分支持的磁盘控制系统，能让我眨眼间记住整本字典，运算不可思议的天文问题，让我爱憎分明，永远正确，我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喊叫：“我不干！”因为，“犯错误才是人”。虽然，照墨家“天人合一”或佛家“物我同元”的精神，作一个人并不比作一条泥鳅或一只麻雀更值得骄傲，但我还是想作一个人，因为，我尽管常常抱怨“人生苦多欢乐少”，但关于泥鳅或麻雀的福利，我更缺少把握。“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什么什么，都不能给我足够的信心。
我想，这大约就是刘易斯・托马斯的意思。他说：
前途如此多趣而多险，不能交托给任何能预知后事的可靠代理人，我们需要失足跌跤的一切机会。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留自己相互联系着的大脑的绝对不可预测和不可思议的性质，这样就能像过去一样，让所有的选择都敞开在我们面前。(第97页)
几年前，十几岁男孩子们颇喜欢了一阵的所谓“文化衫”，曾让大大小小的道德家们伤过脑筋。看到那么多孩子背着句“烦着呢，别理我”的话满街跑，也着实令人大惑不解。真的，你小毛头吃的好好，穿的好好，政府给你义务教育，家庭和社会把一片爱心给你们，生活“比蜜还甜”，凭啥还一肚子脾气，公然不买帐？
其实，这句话大有来头。早些的表述，可见于关于古希腊哲人第欧根尼的传说。那位犬儒主义的祖师爷主张回复简朴自然的生活。他本人就常常学着狗的样子爬着走，跟路人辩论，一不高兴就吠两声。他身无长物，也像中国的高士许由一样，把仅有的瓢丢掉，捧水而饮。据说，那位十三岁拜师于亚里士多德，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帝，有一天决定会见第欧根尼。其时，这位帝王已经文治武功，冠盖寰宇，三十不到，年轻英俊，朝野臣民无不崇拜趋附，争着沾一点他的灵光。可是，王找到第欧根尼时，第正在一个废弃的木桶里睡懒觉。他睁开眼时，王正站在桶口前。两个伟人的目光相遇了。王说，第欧根尼，有什么事，我能为你作吗？第说：“有，就是站开点儿，别挡了我的阳光。”
王无言地走开了。当时人情汹汹，无不想杀了那条不知好歹的狗。王却对大臣们说：“如果我不是王，我就会作第欧根尼。”
简单一句话，折服了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因为那句话排除掉一切予取予夺的恩惠，而坚守那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缕阳光。
可以说，这句话，是西方人权概念的第一块基石。
已故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布兰迪斯说得更明白些。他说，“所有的权利中，最贵重的，是不被干预的权利(therighttobelefta1one)。”
小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呼喊，竟与哲人和法官不谋而合。
种树专家郭橐驼的故事是我们熟知的。他栽树成活率高的秘诀，是舒其根本，多用故土，填平，筑实，就是顺其自然的要求给它的生长以适宜的条件，然后扬长而去，再不理它。而那些外行们，却总是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时而看看它，摸摸它，摇摇它，看是否牢靠，掐掐它，看是不是死了。这样子，它怎么能好好地活？
发展一词，来自英文develop，其基本的涵义，是发展和发育。因此，我们说发展某物的时候，应意识到，这里还有“让它发育”的意思。这就是说，第一，要把发展的事物看成一个活物；第二，既然它自己活着，那就不要干预太多，不管这干预出于自私的目的，还是出于爱心，关怀，或什么其他崇高堂皇的名目。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把许多事物看作整体的、有生命的、活的系统。社会性昆虫群是一个生命，鱼群、鸟群是一个生命，社会、城市是一个有机体，科研机构是活的生物，人类语言是活的生物，地球是生物，是发育中的胚胎，甚至是一单个细胞。他的结论是，它们活着，自在地活着，活得很好。对于科研机构，社会，地球这些活物，最好不要去作人为的干预。人的干预是徒劳而且有害的。人能作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站远一点，别碰它们，让它们自然地发展。连预言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和可笑的。
托马斯把地球看作一个细胞。大气层是它的膜，为了我们的福利在巧妙地利用着太阳能，并使地球免于在陨星的击打下成为齑粉。这层膜是长期发育而成的。它自己干得很好。人不能对之作什么，也最好不去作什么，比如，鼓捣那臭氧层，或爆炸原子弹来杀死海洋中的蓝绿藻――那无异于拉了绳索往自己脖子上套。
人体的器官也是一些自治的实体，在为我们的利益而良好地工作着。我们的健康并不像推销药物和保健食品的电视广告所暗示的那样，是个脆弱的系统，需要时时加以修补和干预。对于哪个器官的工作不满意，试图由我们来接管，这样的事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如它们聪明。假如让我们亲自负责，指挥一个个瓣膜开了又关，让各条通道舒张收缩，指令白细胞赶赴这儿那儿，或下令提高肾上腺素的水平，我们累死也干不好，会把事情整个儿地搞糟，最后我们同那个器官一块儿玩完。身为医生，托马斯反对多用药物和化验检查，对意念疗法和其他一些试图改善某种机能的作法持有深的怀疑。他的意见应该是内行的。想一想也就是这样。保健食品，还有什么让人长高，更聪明，或青春永驻的大部分玩艺儿，包括电子游戏机，都只不过是商业。托马斯写道，“如果这个世纪我们还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一切新技术，不管有利有害，迟早都要被应用。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第58页)
托马斯主持过好多个医院和科研机构，担任过纽约市的卫生官员，一九六七年还被任命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作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他对科研机构的观察也是很高明的。他认为，理想的科研机构也是高度自治的系统。主任，委员会，董事会等等，都不能对之作什么。只要有了钱，有了人，有个批件赋予它生命，把足够的头脑聚拢到一块儿，让它们互相接触，自然就会生发出新的课题，开出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课程，分化出新的科室和建筑物，担负新的功能，吸引更多的科研人员和学生，产生优秀的人才和成果，跟有关部门和机构结成共生关系，到时候还会繁殖出几窝新的研究所。像这样一个机构，你无法预见它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而且，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这听起来很有些像我们那位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老子的无为意味着懒惰和无所事事。他是反对政府的强作妄为，肆意伸张私欲。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的道，是它们各自的内在原因决定了本身的存在和运动，而不必靠外在的其他原因。如果政府能够无为无欲，让人民自我化育，发展，那么，人民自然会平安富足，社会自然会和谐安稳。假如老子临政，我想他也会很忙。当然不会忙着跑到村子里吆喝农民，教他们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催他们春种秋收，早完国课，也就是农业税加提留。他会把力气用在相反的方向。他会致力于不接管，不搅和，分离，拆散，还得小心翼翼地在远处握住安全绳。
事实证明，作到无为不是易事。比如，党政分开，简政放权，企业自主，喊了多少年，作到了多少？这也要硬功夫。对于这种功夫，托马斯好有一比。“禅宗的射艺似乎就是这么回事。跟一个大师学好几个月后，你学会放箭的时候不是自己去放，要让手指头放箭，让它们自己说了算，轻轻地，就像花的开放。学会了这个以后，不管箭射何处，你是准中无疑。你可以跳到一边看景去。”(第58页)
上面的几段文字，是在读刘易斯・托马斯所著《细胞生命的礼赞》时发生的片断的感想。我不用“读了之后”这样的完成时态，因为那本书我觉得永远也读不完。马二先生游西湖半天跑完，可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还没有看遍大观园。我是刘姥姥。
就全书发表任何评论都是困难的，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近三十篇专栏文章，可以说无所不谈，巨到星座，地球，人生，社会，细到计算机，炎症，细胞器，蚁群和蜂窠。而所谈无不富于洞见，精妙有趣。他说语言，说神话，说味，说音乐，说生说死，说科学研究，所说皆可看得。什么都给举重若轻，娓娓道来。谈的是大题目，写的是小文章。有蜜，也有刺。
总的倾向还是有的。我曾在译后记里写过这样的评述：
这本书里的文章，从题目看来显得很驳杂，但实际上却有着共同的主调。总的说来，它们是讴歌生命的。一反圣经启示录以来对于世界前途的悲观论调，一反整整一个世纪里占统治地位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托马斯对于自然界，至少对生物圈的前途是持乐观的态度。他看到，自然界众生之道是趋向结合，合作，和谐，而不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和残杀。他谈音乐，谈气味，谈语言，谈细菌，昆虫和其他星球，其实都是谈一个主题：通过交流与合作来达到生命的和谐。托马斯的书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可能就是因为它们给人以积极的启迪和力量。(第134页)
托马斯的文章之所以如此看得，是因为他是一个通才。他的职业主要是医生和行政官员。在生物学方面，他谦称自己是一个“观察员”，但观察的立足点之高，视野之广，却是很多专业生物学家所难以企及的。他一生中研究过非常广泛的领域，写下二百多篇学术论文，涉及神经病学，免疫学，内毒素，胚胎学，气味学，药理学，以及多种疾病的病理学。他认真涉猎过的学科就更多了。他甚至兴致勃勃地研究过比较语言学和汉语词源学。他上大学时就曾给刊物写诗，以助生计。他在音乐方面趣味也颇高，并不限于会拉小提琴。
今年初，这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已与世长辞。他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写的专栏文章已集结成两本书。第二本书，《水母和蜗牛》，还有他的自传，其实也是近八十年的医学，特别是美国医学的历史，题为《最年轻的科学》，也快要跟中国读者见面了。因此，关于托老其人，我不想多作词费。谨以此文向他表示一个近乎崇拜者的敬意。
一九九四年四月于山东大学
(《细胞生命的礼赞》，(美〕托马斯・刘易斯著，徐培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版，〔平〕4.70元，〔精〕7.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