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忧郁(一九八九――一九九四):忧郁

　　 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的时候，在“西北风”的大嗓门之中，突然风靡起一种小嗓门。一群来历不明、国籍不明的女人，统统打着“东南亚红歌星”的旗号，唱着甜腻腻的中国小调，把“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之类的甜俗情歌，唱滥了城市和城镇的每一个街头。
　　最出名的“东南亚红歌星”，当数龙飘飘、韩宝仪、谢采�。一九八八年的某天，都市的唱片柜里出现了一张怪片，“快乐唱片”的商标下，“东南亚红歌星”谢采�的甜媚圆脸后面，站着一个全身蓝衣的男子。这男子的夹克无领，纽扣不扣，长裤上肥下瘦，皮带宽有四指；最奇怪的是发型，乍一看是利索的平头，但前额开出小菊花状，后脑更有长长、泡泡的长发直垂到肩膀上。这怪片的名字是：《齐秦・谢采�：燃烧爱情》。
　　除了二人合唱的《燃烧爱情》，磁带里通篇是齐秦的独唱。跟以前的“快乐唱片”全然不同，磁带里面的歌非常冷。这张中图版原装磁带标价十五元，相当于一个大学生十天的生活费。通常，十五元的原装带都不会太流行，因为太贵了。但是没过多久，专辑里一首《大约在冬季》成了当年最流行的歌。
　　不只这首歌，齐秦上身的夹克、下身的裤子也流行了，那夹克叫立领夹克，那裤子叫萝卜裤。时髦青年也想学他那头型，但是不敢，只好学一半儿，把前额的头发烫成菊花状。
　　这一年底，标价五元五角的引进版齐秦也发行了，名字叫《狼》。专辑一开头就唱：“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齐秦带来的轰动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此前，通过磁带进来的港台歌手，从没有流行到这个程度，它不仅是歌，还是一种新锐的城市风尚，还传达出不可思议的新生活、新文化的气息，还带来一个你从来没见过、也从来不可能想象过的人格形象：狼的形象。
　　在足足有三年的时间里，青年人追逐着齐秦，费力地寻找着他的每一首没听过的歌，尤其是那些关于狼的系列歌曲。由于海峡两岸的阻隔，许多在台湾发行的歌，大陆还听不到，但是，完全是传奇性的，这些歌曲通过在青年中相互借听、拷贝，迅速成为半地下、半神秘的流行作品。
　　狼，人；旷野，城市。这样的两对形象，在齐秦的世界里变成了一个形象。城市如旷野，人孤独如被抛弃，抛弃到冷月下、长街中、水泥的丛林里，渴望着温暖，不知道方向，他发出了凄厉的长啸，但是回答他的，只有冷冷都市冰凉的回响。
　　在中国流行音乐中，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造。围绕着齐秦的自我设计，一批音乐人共同协作，打造出一个人歌一体、人戏不分的狼的世界。
　　这狼有时乡愁：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这狼有时《独行》：我在风里踽踽独行，我在夜里独自哭泣；独自走在这生命的荒原里，独自走在这无尽的期待里。
　　这狼在黑夜里《巡行》：午夜的都市，就像那月圆的丛林，我们在黑暗的街道巡行，怀抱着一种流浪的心情。
　　有着人的脆弱、狼的心情、时髦青年的酷，这些歌曲散发着天人合一的凄美。那个面对着《冷月》的是青年还是孤狼？“抬起头仰望着黑夜，我的眼闪烁着凄迷，独自在黑夜哭泣，呼唤冷月。”而站在两峰交汇的《垭口》，这个不知自己是狼还是人的青年，听着北风嘶吼，不说话，因为他来自垭口。他的心中滚落着这样的话：“他们说我原是一匹狼，曾在不安的岁月中迷失。唱一首歌叫做生命，却不知生命为何。”
　　人群中的孤立感，一如动物中狼族亘古的寂寞。红尘中，独步的一匹狼，迢迢地遥想山林中壮阔的故事。这样的形象打动了大陆青年，在许多齐秦的歌曲还没有进来时，大陆歌手竞相仿冒齐秦的新专辑。有一盘磁带，将关于狼的所有歌曲集中起来，号称齐秦最新专辑，不起眼的角落，却用最小的字号印着：屠洪刚演唱。
　　在差不多三年中，齐秦唱出了一只狼的各种形象：荒原中的狼，独行的狼，长啸的狼，哭泣的狼，冷月下的狼，垭口中的狼，蛰伏的狼，奔跑的狼。这种手法非常新颖，几位台湾音乐人以拟人和象征手法，把狼的生活习性、生存百态写了个遍。有一首在大陆众口相传但非常难找的狼歌曲，叫做《出没》，这样唱：“尘土飞扬越过大地，依稀可辨我的足迹。……生存在这轮回里，我是不需注解的谜，出没。这条路有一个方向，去向一个遥远的传说，传说中有一行足迹，是我唯一出没的痕迹。”
　　此后，齐秦始终活跃在舞台上，差不多流行了二十年，一种个性风格如此长盛不衰，在华语歌坛极为罕见。即使在后期，齐秦不再打出狼的旗号，一些歌曲却仍然可见狼的神魂气度。如一九九八年的《追逐》，这样唱：“你和我之间，在传说中的天地徘徊，追逐的日子直到永远。”同一年的《边界》，反复着这样的句子：“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地方，越过了边界。越过生命最冷的一个冬天，一切从头。多少迷惘和灿烂的往事，在这边界也显得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齐秦的许多歌曲都暗暗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前一个时代的光环，完全散去，齐秦面对的是理想崩溃的一代青年。这一代青年曾经受着理想、世界观、光明的人类未来的教育，但随着“文革”的彻底结束，随着各种哲学思潮不断冲刷，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的理想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突然变得那么难于回答。在突然而起的都市浪潮中，这一代青年迷惘、幻灭、失落、矛盾重重。狼的心情，就是无家可归的人类的心情。《九个太阳》的歌词回望着那个太阳灼热的远古，说的如此明白：“在没有理想的土地上，住着一群陌生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笑，什么是眼泪。”伴随着齐秦的出现，凶猛的都市风吹过来了。
　　
　　一九八九年秋天，中央电视台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在两个晚上的黄金时间，连续播出两集《潮――来自台湾的歌》，它以MTV的形式，首次介绍了台湾在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当红的流行歌曲。这真是一场视觉盛宴，大陆人第一次见识到了音乐电视，只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视觉体验。
　　曾经，英国电子乐队“杜兰・杜兰”的音乐电视，一度震撼了中国导演陈凯歌，使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语言。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在西方成长了足有十年的新艺术，每个人的感受恐怕都是震惊，即使是像陈凯歌这样见多识广的电影专业人士。
　　台湾流行歌曲一下子变得如此生动，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之前，大陆人虽然一直惯用港台歌曲的称呼，却是香港歌占了多数，台湾除了邓丽君、刘文正，在人们头脑中就只有校园歌曲、日月潭、阿里山这些陈旧的概念。《潮》的播出，使大陆人窥见了一片歌曲的新大陆。
　　童安格，被称为“白马王子”，有着俊朗的外形，艺术的气质，雕琢而略带些自恋的嗓音。一九八八年以前，他是个喜欢来点小玩闹的大男孩，虽然大陆引进了他的专辑，但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一九八九年，童安格新学会的狠劲儿，让他的创作和演唱突然地成熟大气起来，他就这么用那种又狠又深情又自恋的演唱，一举征服了海峡两岸的听众，让所有的城市都回荡着他的歌声。
　　童安格的情歌深情、舒展，带着书卷气。他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遗憾唱得那么大气，像一辈子的憾事那么沉重，像心海的波涛无尽翻滚一般广阔。他唱《花瓣雨》，说“失去了你，只会在风中坠落”，还说，“你的谎言像颗泪水，晶莹夺目却叫人心碎”，这般歌词配上深情款款的旋律，真是让人心痛。
　　童安格不只写情歌。他还虚构《耶利亚女郎》的传说，说“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他还在错误、恐惧、谴责、茫然、悔恨、教训中徘徊，高唱“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
　　原版引进台湾流行歌曲的潮流，突然像开了闸，一批接着一批。即便如此，却依然赶不上狂热的听众要在第一时间听到台湾最新声音的渴求。一九八八年开始的磁带拷贝生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骤然火爆。一些有海外关系的人，将在台湾流行的原版录音带通过各种渠道带入内地，用空白磁带复制数百份，拿到街头、大学校园里兜售，形成了台湾流行音乐在两岸同步流行的景观。
　　大城市的街头，磁带店如雨后春笋，闹市区几乎每隔一千米就有一家，一首首当红歌曲，一路走去不绝于耳。
　　
　　这个时期特别盛产男歌手，男歌手一个比一个更受伤，相比较起来，童安格那种《忘不了》的心碎，就算是健康和明朗的了。
　　王杰的心痛和姜育恒的忧郁名噪一时。江念庭有一首歌，叫《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确实，听这个时期的台湾歌曲，感觉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
　　从一九八七到一九九四年，王杰大概出了十四张专辑。十四张专辑几乎张张只唱失恋的爱情。对这个痛不欲生、哭哭啼啼、痴情得一塌糊涂的男人，每出一张这样的新作，众多歌迷照样去捧场，那场景真可谓一“哭”百应。
　　王杰被封以“浪子”的雅号，他的歌从总体上凸现出一种失败，有一种“注定失败，永远失恋”的情结。他的成名作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接着以《忘了你，忘了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我要飞》等歌曲反复渲染。并不像这些歌名所暗示的，王杰从来不曾潇洒，对他来说，爱情既不会是一场游戏，更不会是一场梦；忘了你做不到，忘了我更是甭谈，我要飞那是永远也飞不起来的，他好像沉陷在痛苦的泥淖里，被悲剧般的心痛紧紧地拽住了双腿。
　　王杰有一首名作叫《为了爱，梦一生》，堪为他的写照：“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缘分？爱你有多深，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
　　与王杰相对应，被称为“忧郁王子”的姜育恒则是另一种苦相。
　　姜育恒有首歌叫《一如往昔》：“一如往昔，天已微明。一如往昔，寂寞冷清。一如往昔，我没有你。有泪，有酒，有我自己。”
　　酒气弥漫了姜育恒的每一张专辑。他沙哑的喉咙像是被酒浸过，被苦水腌过。因为失意而痛苦，这让他一再地沉湎于酒，只想一醉方休、长醉不醒，他是如此的伤感，似乎只有这样才足以忘掉苦痛的一切。
　　《驿动的心》表明姜育恒是在路上，他有一系列歌，表明他一直在路上。旅途，流浪，辗转流徙，这是姜育恒一再重复的主题。“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这样漂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在李子恒专为他写的《一个人》当中，这种“在路上”的情结终于上升到一辈子愁苦的高度：
　　一个人 度过了多少情缘
　　一个人 度不完魂梦一生
　　一个人 依旧是梦柯一生
　　一个人 是永远的渡梦河
　　姜育恒的嗓音沧桑沉郁，演唱中更有渲情至极的用力，《一世情缘》、《再回首》、《跟往事干杯》，一些歌经他演唱后，都成了名动一时的流行曲。
　　
　　很多时候，台湾歌手唱的不外乎是情歌，因为只有情歌才能大众，才能流行。但有意思的是，唱情歌竟也能显示个性。台湾男歌手唱的歌，几乎都是自己写的，都是自己性格和经历的某种写照，这让这些男歌手不像是唱片公司制造出来的，而就像是他们自己。而这一个个个性，不再是经典艺术中差异明显的独特艺术风格或个人表达，而是在大众歌曲的统一面目下，展示歌手非常感性的方面。
　　庾澄庆以带有轻摇滚风格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改变所有的错》，在九十年代初占据了一席之地。唱片公司给他的宣传词是“霸气中深情无限，温柔中自信凛凛”，这个性真够感性的，不是什么艺术主张，也不是什么人生观念，但细细琢磨，你又不得不佩服它的贴切到位，无论用它描述那歌风，还是描述那歌手的长相、性格，都极为传神。
　　伍思凯又是一个类型，他是以台湾化的蓝调腔独树一帜的。他高亢的、在高音区有刀刃感的声音，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终于让他大红。他的一些半流行的歌曲，品质更高，如“整个世界的寂寞，像个影子跟着我”（《整个世界的寂寞》），把他声音中的力度发挥到了极致，具有犀利的失落感。而“New York，Dallas，Los Angeles，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下雪街头独自地行走，握不住一杯温热的咖啡”（《寂寞公路》）的低吟，充满了一种世界大都市的极端伤感和浪漫。
　　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四年，正是台湾都市型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这么嗓音各异个性独特的歌手，更奇特的是，这么多歌手几乎都处在创作的巅峰期，几乎每个人每年都能拿出一张佳作，因此毫不含糊地开启了整个华语圈的“台湾时代”。
　　周治平的嗓音不算独特，创作也不算偏门，依然是些风花雪月，但他在唱这一主题时，却能写出“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这样的惊艳用词，而且，他有意使用典故素材、古代女子的故事，来抒发古今不变、千年不易的情衷。较诸一般情歌，《青梅竹马》、《苏三起解》这样的情歌不落俗套，特别的古雅、清丽、婉转；借助着情歌，周治平还特别表现“任凭时风变幻、我依然纯真如故”的端庄的坚持姿态，这样细密的心思是不一定能被大众体察的。无独有偶，不满足于写情歌的张洪量，一方面以《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美丽的花蝴蝶》这样的情歌占据着流行的山头，一方面“不按牌理出牌”地写出《爱与生的烦恼》、《逃亡》、《蜕变》、《失真》等严肃主题，同时还以他严谨的对位法，持续写出俯视流行大众的格调高雅的古典式配器。
　　郑智化是一个走路要靠双拐的残疾青年，他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刚一出来时，比周治平和张洪量更走极端，他以显异出病态和脆弱体质的哑嗓，建造了一个完全属于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灰暗封闭，充满绝望和宿命，好似一条展示着失败和虚无的长长的人生画廊。《老幺的故事》、《卸了妆的女人》、《淡呀淡的光》，都是一些令人一见难忘的凄美人生画面。这样的歌当然不会流行，但两三年后，郑智化突然心境陡转，写出了《年轻时代》、《生日快乐》、《水手》、《星星点灯》这样的歌，这些依然带着颓废底色的作品，却能让人从励志的角度，抓住昂扬向上的“光明的尾巴”。从此，那个绝望的郑智化，不仅被大众也被他自己，永远地忘记。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四年的台湾流行音乐风景，多少让人有点奇怪，因为出名的歌手是那么多，但每个歌手依然那么鲜明，好像在拥挤的时空中每个人仍然可以占据一大片的位置。在这样的场景中，脱颖而出其实是极为困难的，如果说这时候需要什么利器的话，那么，最利的利器就是嗓子，一个与众不同、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嗓子。
　　早几年，杨庆煌曾享受过嗓子的好处。在那个台湾风还没有刮过来的一九八七年，毫无名气的他竟以一根青涩嘹亮的直嗓子，把《菁菁校园》唱成了好似全国每一所大学的校歌。
　　天赋异嗓的张雨生，最初听到他的每一个人不一定都喜欢，但每一个人肯定都会吃惊。这样高的嗓子，像是少年，又像是女声。飞碟唱片用这种嗓子打造“和高一样高”的少年的梦想。《我的未来不是梦》、《天天想你》、《大海》、《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相继走红。戴着黑框眼镜，永远长不大的少年，驾驭着超人式的高音，像乘云踏风的哪吒，一往无前追逐梦想。张雨生后来做了很多改变，但这样一个大众心目中的形象，竟像永远也擦不去。
　　台湾乐评人翁嘉铭曾经评论说，台湾的流行歌曲向来只重唱功，特别有对男高音的崇拜。确实，这个时期出现的男歌手，都能看出这种崇拜。张信哲是宛若唱诗班中男童的高音；优客李林是唱假声如同在摩天大楼间穿花的高音；文章是硬朗的、阳光的、霸道的高音；黄大炜是钢铁般厚重、人性悲叹般浩大的高音。不同于众多流行好嗓的纤细精致，黄大炜的歌声将它们统统击碎，李宗盛说它“将会令许多自以为会唱歌的男歌手虚心检讨”。情歌的外表，宗教的深度。这是难于解说的。有时候一种声音，完全超出了它歌词的内容。像黄大炜，他的歌声不仅表达了他自己，还往往能覆盖更为广阔的时间和人群。他的歌声不是个人的，而是人的；不是情绪，而是感情；不是伤心，而是悲恸；不是一次受伤，而是永远剧痛。总之，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崇高的格调。
　　高明骏和张镐哲都有风沙般的嗓子，高明骏甚至更激越，但是他就缺少崇高的格调，没有那种哲学味儿，顶多是一件异嗓，或者就是“来自缅甸的丛林男孩”那样的形象。张镐哲不同，他跟黄大炜一样，歌声中有整个人生的滋味。他唱《旋转门》，这都市中习见的场景，却在他口中变成了异样：“转进去能不能把从前忘记，转出来能不能让一切重来？我站在旋转门的面前，却怕看到里面的世界。”
　　世界，就是像这么大。张镐哲是个韩国人，他唱的歌，很多时候词虽然简单，但他那如同重伤风的嗓子，却把简单的词唱得像人生那样重，像时光那样沧桑。《再回到从前》、《北风》、《镜子・空瓶・三十年》，这些歌如果不是张镐哲唱，也就是一些伤感的歌曲罢了，但张镐哲唱了，它的内容和意味就全变了。
　　
　　其实越是独特的嗓子，要广泛流行就越是不可能。那种各界通吃的歌喉，一定会是比较健康、温暖、深情、周正的。所以，这一个五年以及更漫长的十年，华语乐坛最大的男歌手，是周华健和唱国语的香港歌手张学友。
　　虽然这个时期的大陆听众，有一种照单全收的兼容并包，但还是有些题材独具、内涵深厚、极其个性化的歌手，几乎完全被忽略。比如黄舒骏，虽然他在台湾极为出名，但对于大陆，则要再等差不多三个五年，才在一定的听众范围内获得较高知名度。
　　同一时期，台湾也出现了不少优秀女歌手，但女歌手远远不及男歌手个性鲜明。女歌手往往不事创作，而是在著名制作人导演下，唱出都市女子的心情感悟。
　　这些著名制作人中，李宗盛和小虫是最突出的。李宗盛本人是一个民谣歌手，在中文口白式唱腔及其旋律制造上有独特心得。他特别注重诚恳的歌唱态度，努力体会城市现实中真实的情感变故，擅长故事体，并对歌手本人的个性潜质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录音时，李宗盛极端重视细节，对完美的要求近乎苛刻，这让他精准地为许多女歌手都制造出了质量上乘且流行畅销的作品。他的创作如同一部都市女性的情史大全，张艾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比起李宗盛，小虫似乎更感性。在音乐上，他喜欢在美国黑人节奏蓝调与中国曲风的调和上作文章。但他制作之道的神奇却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好像对女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宠爱，他并不像李宗盛那样控制女歌手，而是与女歌手合作时似有暧昧的互感在微妙地发生作用，并最终散发出迷人的浪漫遐想。他是那种特别明显的与女歌手合作比与男歌手合作更成功的制作人。
　　几乎是男人在体会着女人，台湾的都市女性有了她们的代言人。陈淑桦、潘越云、蔡琴、张艾嘉、黄莺莺、赵咏华、张清芳、孟庭苇，还没改名之前的王靖雯，变成了台湾媳妇的香港女子林忆莲……她们个个称得上声音优质，感情细腻，词曲精美，但没有一个人，立得起一个完整的女性形象。只有潘美辰是一个另例。她以不柔和的唱腔，中性的风度和个性，自写自弹自唱，塑造了冷酷的、“拒绝融化的冰”的形象，预示着下一个时期女歌手独立自主的风采。
　　曾经，大陆的创作者，甚至也包括大陆的听众，有过强烈鄙视港台流行音乐的时期，他们共同的感受是，港台歌曲肤浅、庸俗、没文化。但经过一九八九年之后的五年，已经没有人再说它没文化了，因为在都市情歌肤浅的表皮之下，竟有这么多复杂难言的内容。一首小小的情歌，有时也可能具有人生的重量。对歌曲的接受方式也变了，过去，歌手只是作曲家所写的某一首歌的表达者，现在，听一首歌，不只得到一首歌，还得到一个人，一个商业与歌手本人合谋的都市人格。
　　遥想一九二七年，上海作曲家黎锦晖创作了中国流行音乐第一首歌《毛毛雨》。八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经历了“红色歌曲”、“战斗歌曲”为主体的三十年，传统曾经一度断裂，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区，流行音乐从未中断过，这段台湾音乐风靡大陆的过程，实际上是音乐传统全面反哺回乡的过程。从台湾歌曲中，能听见唐宋诗词的中国美学，能听见中国人惯有的人生感怀，也能听见华人血脉中历经数百年仍在起起伏伏的诸多母题。即使是专业的创作者，这时也感到，流行音乐，这是一种可轻可重的音乐形态，这是悠久传统的脱胎与新生，这是一股无比强大的都市新文化，它汹涌而来，最终会将一切改变。
　　一九九四年，在忧郁的都市风之后，整个社会的音乐生活，转向了完全的都市生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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