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不一样的俾斯麦】
时间：2019-02-16 05:48: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把奥托・冯・俾斯麦看做一个政治强人,甚至是战争狂人。在各种书籍、报刊等媒体中,俾斯麦大多被定格在“铁血宰相”。只要一提到俾斯麦,就不会不想到“铁与血”,想到普法战争,想到“糖面包加鞭子”。俾斯麦最为人熟知的画像也许总是头戴尖顶头盔的那一幅,画像上的“铁血宰相”面色沉凝、严肃、坚毅;除了“保守”、“反动”之外,他给人的印象或许只剩下了铁腕、好战、精明强干、工于权术等等。
毫无疑问,“铁血宰相”的头衔之于俾斯麦,可谓实至名归。无论对内、对外,俾斯麦都是一个政治强人。对外,自俾斯麦一八六二年出任首相后,不到十年间,普鲁士先后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一连打了三场战争,最终建立了第二帝国,完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对内,俾斯麦一向用铁腕来镇压反对势力。他曾与天主教教会展开过所谓“文化斗争”;他曾颁布了“社会主义者法”,镇压工人运动。在与民主派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之时,连国王威廉一世都产生了动摇与恐惧。威廉一世对俾斯麦说:“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我完全精确地预料到了。有朝一日,在歌剧院广场上,在我的窗户下面,有人先把您的头砍下来,稍后就轮到我了。”(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东方出版社二○○七年版,189页)但是俾斯麦面对严峻的局势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他不以为然地说道:“是呀,我们都得死,可是我们迟早得死,难道我们不能死得更庄严些吗?……是在断头台上还是在战场上,为上帝恩赐的权利而英勇地献身,不同样是光荣的吗?”(同上)俾斯麦的强悍与“大义凛然”,由此可见一斑。但是,“铁血宰相”并非一个“单向度的人”,除了强悍、刚毅之外,俾斯麦也还有别的面孔;除了人们所熟悉的“铁血宰相”之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俾斯麦。
首先,俾斯麦并不是一个战争狂人。所谓“铁血宰相”的绰号,来自他在一八六二年九月三十日普鲁士议会预算委员会上的一篇演说,他情绪激动地慷慨陈词,认为统一问题绝不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普鲁士期待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其强力。……时代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演说、多数派的决议来解决的――这是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重大失误――而是只有通过铁与血。”但是“铁与血”这个著名的比喻并非由俾斯麦首创,而是来自自由派人士马克斯・申肯多夫于一八一三年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创作的一首诗。俾斯麦甚至不是一个军国主义者,战争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他认为该打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战争,并且把战争坚决打到底;而他认为战争弊大于利的时候,他坚决不打。所以俾斯麦实际上是近代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懂得节制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除了阿登纳之外,鲜有政治家能出其右。普法战争爆发后,正当普军节节胜利时,俾斯麦在一八七○年十一月写给其夫人约翰娜的信中,表露出了担忧和恐慌:“他们(指总参谋部――作者注)为胜利而欣喜若狂,而我却很害怕;这种狂妄的自视过高,会让我们自己受到惩罚。”(见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über die Detuschen,München,List Verlag,2001,S.243)同年十一月初,他在一次宴会席间对同僚说:“我现在极度恐惧。局势到底怎样,这些人是预料不到的。我们是在一根避雷针的顶尖上搞平衡;我们一旦丧失了我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均势,我们就将完蛋。”(同上)一八八八年威廉二世登基后,老宰相同新皇帝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冲突,导致俾斯麦被解职。冲突之一就在于,新皇帝认为德国已经强大,必须开足马力,去夺取“阳光下的地盘”;而俾斯麦则认为,处于欧洲中央的德国,必须尽可能地维持和平,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把各个列强编织进一张网中,使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对德国开战。而且他在二十年的政治、外交生涯中,与各列强签订了无数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条约,用条约织就了这样一张大网,确保了德国及欧洲的和平。
其次,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俾斯麦除了侠骨之外亦不乏柔情,尤其对于森林情有独钟。正是因为对于树木痴情无限,他才自封为一个“树痴”。他被解职后,归隐山林的过气英雄自然是怨天尤人,他对于政治对手卡普里维的一些做法尚可容忍,但对此公下令砍伐首相官邸周围的百年老树一事则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自传《思考与回忆》中,他道出了心中的忿忿之情:“我不能否认,从得知我的继任人让人砍光在他的住宅,即以前我的住宅的庭院前面的那些古树之后,我对他的人品的信任忍受了一次打击。……我宁可谅解冯・卡普里维先生的一些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但不能饶恕他毁坏这些古树的恶劣行为,他滥用自己对国家地产的权力来对待这些古树而使田园荒芜。”(《思考与回忆》,572页)。
然而最为人所不知的,大概当数俾斯麦的幽默感。“铁血宰相”实际上是一个诙谐幽默的人,几乎无时不在说笑调侃。文化史家弗里戴尔在其《近代欧洲文化史》讲到,俾斯麦的警句式的语言非常睿智,时刻都戴着一种略带反嘲的语气,就像腓特烈大帝一样,展现出了典型的法国作派:“他是个性情中人,也喜爱幽默,与他的幽默相一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当权者中,他是最不尚虚荣的人之一。需要补充的是,俾斯麦同样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同上)弗里戴尔还叙述了这样一个情节,更为典型地展现了俾斯麦的幽默感:普法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国王威廉一世一八七○年六月十五日从疗养地埃姆斯急忙赶回柏林,俾斯麦、罗恩和毛奇驱车至勃兰登堡门前去迎接。从这里返回王宫的路上,俾斯麦向国王陈述了他对欧洲当下局势的综合分析。同行的普鲁士王储在其日记里记载道:俾斯麦的报告“极为清晰、充满高贵的庄严,完全没有他平时一贯所喜爱的玩笑话”(Egon Friedell: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C.H. Beck, München 1996, S.1236)。“铁血宰相”却无时不在说笑,同我们关于俾斯麦的形象似乎不匹配,但这就是俾斯麦。
本文绝非想要为俾斯麦辩白,更无为他翻案之企图。关于俾斯麦的评价,德国人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主义者及爱国者尊奉他为德意志统一的缔造者,他的塑像仍随处可见;而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则谴责他终结了德国的民主希望,把德国引进了一条不归路。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铁血宰相”是一个复杂的、因而也有趣的历史人物,并非永远板着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