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歌词【雾里看花：书与人的故事】
时间：2019-02-17 05:33: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最近返乡，与故人相会。戴思杰适从法国归，亦在席间，酒量不减，谈锋依旧。另一位曾去法国的故人霍大同特地买了十本戴著《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中译本，分赠座中人。那是一个有关书与人的故事。我也曾是四川的知青，也曾风闻书中的故事，虽然那故事里的女主人没那么本土，而且更有“文化”，即也是个外来的知青。但如果小说全像实录，则可为此者大有人在，又何需戴思杰呢。
书不厚，至少比我想象的要薄。以前读过其中文剧本的某一版（为拍电影而送审的），那是戴自己的文笔，幽默无处不在，不无一些苦涩，仍带几分轻松；没有《围城》那样尖刻，看上去并非有意为之，仿佛与生俱来，不经意中带出厚重的中西文化积淀和乡土气息。当我听说此书在翻译时，估计文风会变，曾向某位颇识各界高人的朋友建议，将戴的中文剧本作为附录，也让观众了解一下原作的风采。但这恐怕和我很多自以为是的建议一样，也都像一阵清风，缥缈入云中了。
翻译也是创作。这次的文笔，更多是译者的，而且是习惯了进出于外文和中文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外国文学”文笔（这方面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翻译的外国影片对白，尤其是以前的经典电影，你不能不叹服译者的文字功底及其运用的巧妙，但那感觉虽非中国，却像出自一国，即“外国”）。中译本的文字其实甚好，就是没有多少戴思杰的风格，尤其人物的对话，有点像个体户忽然进了政协，操国语作政委腔，很多似乎不言自明的诙谐，皆流失于无意之间。
据说有位著名导演以为，戴思杰拍的电影总像雾里看花。用今日的流行语说，这话其实说得很“到位”。不过在那人看来，这是一个负面的缺陷，而我却以为是一个正面的长处。我甚至怀疑，对戴思杰而言，这恐怕还是一种有意无意之间的追求。雾里看花当然有些模糊朦胧，然而朦胧也许正是魅力之所在。视其为缺陷者大概重写实，而且是西方式的那种讲透视按比例的写实；视其为长处者或重写意，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意到神在，不妨飘逸空灵；恍惚渺茫间，又几番秋雨春风。
有一个英文词fiction，以前多译为“小说”，如今常被译为“虚构”，窃以为或译作“创作”更好。盖“虚构”的中文字义总让人产生“无中生有”之感，而“创作”则既可凭虚凌空，也并不排斥其“源自生活”。自以为善文学又讲究写实的胡适即曾说，“做梦也要经验作底子”，开后来提倡写实主义之风。但“写实”若被认知得太过直观，则或与“创作”背道而驰。其实即使要描写现实，也仍不妨写意，给创作更多发挥的余地。
雾里看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距离感（因雾的存在，感觉的距离又超过实在的距离）。作者是用非母语创作，为了扬长避短，“所以决定选一段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来做素材，讲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故事”（自序）。这样在距离感中创作，又在创作中维系着距离感；想象和记忆互竞，又彼此覆盖；想要不似雾里看花，或许也欲罢不能了。读者亦不妨稍留距离，远观而不必近玩之。
学中国近代史的，其实很羡慕能有这样的距离感。陈寅恪曾说，他不做近代史主要是“认真做，就要动感情”，会导致看问题不客观。陈先生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其祖其父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必写的人物，他所谓的“动感情”当然有具体的意思在。但近代中国实在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即使常人研究，直面不如意的历史现实，与研究古代史（特别是汉唐）者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也只能在表述中尽量保持冷静，甚至冷酷。不习惯这样表述的读者，感觉像雾里看花，也说不定。听说有些研究汉唐者号称患了抑郁症，其实应该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的更容易有病吧。
但为了距离而调适，也是相当危险的。作者在自序中讲了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一位希腊裔的法国名作家说的法语就像另一个人的声音，连自己的母亲也没听出来；他则希望“自己的母亲还能听出她的儿子的声音”，即使是“用法文讲的故事”。当这法文又变成中文时，说他母语的那些人还听得出是国人的声音吗？
作者旅居巴黎二十余年，仍做着中国人，有着双重甚至多重的距离感。在西方各文化中，拉丁文化最接近中华文化，其中意大利和法国又更近之；最简单的例证就是“嗜饮食”，曾被梁启超痛斥为中国读书人的一大弊端。我个人比较能接受拉丁文化和斯拉夫文化的小说，因为里面常常有着“嗜饮食”的描述，使人感觉亲切。在巴黎吃火锅和吃奶酪（有文化的个体户和媒体人多称“芝士”）下酒，都是有饮有食有话说，那感觉虽不尽同，总也相通吧。
其实戴思杰成名甚早，八十年代中期就曾以短片《高山庙》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青年导演奖，应该是中国人最早“进入”三大电影节视野的。后来的长片《牛棚》也颇获好评，可惜国内未曾放映。从那以后，他便时常出入外国文艺界的上流社会，不时需要身着燕尾服与人握手行礼。见过戴思杰的人可以设想，一个身躯颇不伟岸的光头（或长发人）着燕尾服游走于竹竿般的“佳丽”之间，时常还要行面颊礼，应很能考验人的想象力。当然，更艰辛的，可能还是捕捉镜头的摄影记者。
虽然在巴黎过着可以整夜喝酒吃四川火锅这样“穷欢乐”的好日子，不知怎么，戴思杰忽然有了写小说的念头。小说他以前也不是没写过（当然是用中文），发表了的好像不多。在这个读图时代，很多人可能会更愿意弃文从影吧。但不要忘了他是“一代文学青年”中的一个，就像他自己说的：“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对文学如此崇拜和倾倒呢。”文学是这些人的世界，今昔之感，中西之分，就像什么歌中所唱，都变得像雾、像云、又像风，缥缈又朦胧。
译者以为是所谓异国情调取悦了外国读者，也许，然而未必；我们不要轻看了外国读者，尤其最先欣赏此书的法国读者。对一个“嗜饮食”的民族而言，异国情调最多也只能到浅尝辄止的程度，难以产生洛阳纸贵的效果。譬如我们四川人，真正欣赏的还是回锅肉、粉蒸肉、白片肉一类，至于海鲜等物，即使用“川味”烹调，也不过更多出现在看重档次的宴席中，对雅俗食者而言，皆到不了众皆认可的程度。
其实人总有通性，是人的故事就能感人。
而人与书的故事就更能感动一些特殊的群体。一本书可以畅销是一事，能得许多书评人的青睐，固然也可以从雅俗共赏一面看，或许还有一个附带的助力――在读网时代，还有人这样钟情地讲述“书”的故事，恐怕也是其感人的一个因素。小说中正是“书”改变了读书（听也是读）的人，也重申了“读书”行为的魔力，能不让人心动！
中国传统最重读书，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就是想树立一种精神或思想上的“贵族”来取代原有的世袭贵族，而以“读书”这一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来规范和支撑这新的“贵族”。孟子充分承认经济的支配性影响，以为要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但却强调“读书”这一方式可能提高人的主体性，至少改变人对经济的依赖，故唯一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就是读书的士人。
戴思杰和他的法国读者当然未必像这样认知“读书”行为，即使在中国，上述重要观念在物质兴起后的近代也已逐渐式微，渐至不为人解、不为人知了。然而，从法国电影人对好莱坞的持续抵制和法国政府对此的政策性支持看，与中国人一样“嗜饮食”的法兰西民族对那些可以形塑和改变人的想象力的各种因素，恐怕都相当看重。喜欢读书的人当然也会欣赏看重“书”的小说，他们又恰是所谓购书族的主体，这本小说能够畅销，应该有这方面的因素吧。
据说美国很多中学和一些大学已经把这本书列入指定参考书范围，这里当然不排除日益关注文化多元性的美国人对“异国情调”的青睐，但我总隐约感觉到一些大、中学老师看重的很可能是“书”能改变读书人这一“通识”，因为今日最爱网络的大概就是中学生和大学生，而在教学和指定阅读中最受网络冲击的也就是这些中学和大学的老师。
译者预测，法兰西文化诱惑中国乡土文化的主题满足了“法国读者的虚荣心”，也会吸引中国读者。似乎不见得如此，有些评论人恰相反。今日有些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人，总关注巴尔扎克的国籍，但当年的文学青年或更倾向世界主义，至少不那么民族主义。那时的人或也不免“崇洋媚外”，但倾向世界主义的“崇洋媚外”与倾向民族主义的“崇洋媚外”不甚相同――在那一代读者的眼里，小说就是小说，感人的小说是因其本身感人，而不必是其产地（以及生产者）有魅力或有威力。就像“困难年代”的古巴糖，颜色虽与国产白糖稍异，品质也稍逊一筹，人们仍趋之若鹜，不因其产地而增减对糖的爱憎。译者与作者有着相近的人生经历，应该是在“知天命”的年龄段，或已不那么了解怀抱民族主义而又“崇洋媚外”的新一代了。
虽然是雾里看花，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小说又非常“贴近生活”。里面对各种人物心态行为的描写，虽偶带夸张，皆栩栩如生。即使只有几段文字的人物，如“四眼”的作家母亲，也都如见其人。这或许就是所谓功力了。写意就要有意，包括人情世故。不知世故，何以创作生存于社会中的人；洞晓世故，仍存童心，或即所谓“文学青年”乎？而他们也在文学里永远年轻，和文学一样永远年轻。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戴思杰著，余中先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三年版，1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