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生命的尊严] 生命的尊严

　　我的军旅生活始于1968年，绝大多数时间在农村，当时我所在部队驻守在广东罗浮山，对面就是香港和澳门。连队驻地在长宁公社街上，是个仅有数十间房屋和一个小卫生院、一个粮食加工作坊的大村落。长宁公社距最近的增城县和博罗县均为30公里，除了每天从当地发车或路过那儿到广州或惠州的几趟长途客车之外，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绝。长宁公社每周赶一次集，附近农民聚到集市上卖些农副产品，买些农具、生活用品，略为有点热闹。若是平日，集市上唯一的街道上散落着几处狗屎，少有人迹。我和军营之外交往的人只有附近的村民和一些插队落户在此的知青。 　　我的军旅生活始于1968年，绝大多数时间在农村，当时我所在部队驻守在广东罗浮山，对面就是香港和澳门。连队驻地在长宁公社街上，是个仅有数十间房屋和一个小卫生院、一个粮食加工作坊的大村落。长宁公社距最近的增城县和博罗县均为30公里，除了每天从当地发车或路过那儿到广州或惠州的几趟长途客车之外，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绝。长宁公社每周赶一次集，附近农民聚到集市上卖些农副产品，买些农具、生活用品，略为有点热闹。若是平日，集市上唯一的街道上散落着几处狗屎，少有人迹。我和军营之外交往的人只有附近的村民和一些插队落户在此的知青。
　　这些知青大多是广州来的中学生，高中生居多，也有初中生。本来，十几岁正是读书学习、享受成长快乐和家庭亲情的年龄，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大学停课，不招收新生，工矿企业混乱，很少招工，城里的中学生只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些知青大多是广州来的中学生，高中生居多，也有初中生。本来，十几岁正是读书学习、享受成长快乐和家庭亲情的年龄，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大学停课，不招收新生，工矿企业混乱，很少招工，城里的中学生只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落后贫穷，农民的社会地位很低，而知青比当地农民的地位更低。他们除了初到村子里那天听见生产队干部在稀稀拉拉的锣鼓声中宣读一篇从报纸上抄来的“充满贫下中农阶级感情”的欢迎词以外，多数时间看到的都是村民们的歧视和白眼。广东农村人多地少，村民的粮食本来就十分紧张，突然又增加了一群人来吃粮争食，知青们的处境可想而知。知青们下乡到了农村，无亲无故，无房无地，又丧失了城市户口，仿佛坠入苦海，只能在苦闷和绝望中度日如年。有了残疾或是得了重病本来是人生的不幸，此刻反倒成了一些年轻人向往的“美事”，因为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城里，不用上山下乡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落后贫穷，农民的社会地位很低，而知青比当地农民的地位更低。他们除了初到村子里那天听见生产队干部在稀稀拉拉的锣鼓声中宣读一篇从报纸上抄来的“充满贫下中农阶级感情”的欢迎词以外，多数时间看到的都是村民们的歧视和白眼。广东农村人多地少，村民的粮食本来就十分紧张，突然又增加了一群人来吃粮争食，知青们的处境可想而知。知青们下乡到了农村，无亲无故，无房无地，又丧失了城市户口，仿佛坠入苦海，只能在苦闷和绝望中度日如年。有了残疾或是得了重病本来是人生的不幸，此刻反倒成了一些年轻人向往的“美事”，因为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城里，不用上山下乡了。
　　这些被城市遗弃而又无法融入农村的青少年却让他们在城里的父母时刻牵肠挂肚。“文革”期间，广州居民肉鱼副食供应很少，每户家庭按人口多少严格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仅有半斤猪肉、半斤鱼肉，黄豆、豆腐、白糖甚至酱油、醋都得凭票购买，而且数量很少。知青一下乡立即被注销了城市户口，供应份额也被取消。他们往往回家几天就会把全家人一个月的副食品定量消耗掉，所以回去时尽量带点农村的土特产，能够在兄弟姊妹面前不那么自卑。那时，广东农民喜欢养鹅，因为鹅是食草家禽，不像鸡鸭要吃麸皮谷糠等精料，只要勤于牧放，家家都可饲养几只，节日可以自食，也可用来换钱。于是，鹅就成了知青回城探亲时的必携之物。每到早上长途汽车站里检票上车时，欢笑声和鹅叫声就混合成了快乐的交响曲。
　　这些被城市遗弃而又无法融入农村的青少年却让他们在城里的父母时刻牵肠挂肚。“文革”期间，广州居民肉鱼副食供应很少，每户家庭按人口多少严格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仅有半斤猪肉、半斤鱼肉，黄豆、豆腐、白糖甚至酱油、醋都得凭票购买，而且数量很少。知青一下乡立即被注销了城市户口，供应份额也被取消。他们往往回家几天就会把全家人一个月的副食品定量消耗掉，所以回去时尽量带点农村的土特产，能够在兄弟姊妹面前不那么自卑。那时，广东农民喜欢养鹅，因为鹅是食草家禽，不像鸡鸭要吃麸皮谷糠等精料，只要勤于牧放，家家都可饲养几只，节日可以自食，也可用来换钱。于是，鹅就成了知青回城探亲时的必携之物。每到早上长途汽车站里检票上车时，欢笑声和鹅叫声就混合成了快乐的交响曲。
　　然而，并不是每个知青都能回家探亲。有的知青连两元的车票都买不起，或是请不到假，必须出工种田，只能站在路边羡慕地看着长途汽车离去。知青们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他们只想生活在城里父母的身边，有一份勉强可以糊口的工作，有一点做人的起码尊严。但当时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奢望。
　　然而，并不是每个知青都能回家探亲。有的知青连两元的车票都买不起，或是请不到假，必须出工种田，只能站在路边羡慕地看着长途汽车离去。知青们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他们只想生活在城里父母的身边，有一份勉强可以糊口的工作，有一点做人的起码尊严。但当时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奢望。
　　那时，我在部队的团政治处工作，为了搞“助民劳动”、“拥政爱民”活动，有时会到附近村里去。我很快发现村里的女知青多，男知青少，两者的比例差不多是10比1，而且留下的男子多为体弱多病或是年纪尚小的孩子。时间一长我才知道，年纪大一点的男青年都逃到“那边”去了。“那边”就是当时还属英国租界的香港。
　　那时，我在部队的团政治处工作，为了搞“助民劳动”、“拥政爱民”活动，有时会到附近村里去。我很快发现村里的女知青多，男知青少，两者的比例差不多是10比1，而且留下的男子多为体弱多病或是年纪尚小的孩子。时间一长我才知道，年纪大一点的男青年都逃到“那边”去了。“那边”就是当时还属英国租界的香港。
　　村里墙上、路边牌子上到处都写着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以及“爹亲娘亲，不如贫下中农亲”等政治口号，既然如此，为什么知青们还要逃到“那边”去呢？
　　村里墙上、路边牌子上到处都写着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以及“爹亲娘亲，不如贫下中农亲”等政治口号，既然如此，为什么知青们还要逃到“那边”去呢？
　　知青们从小在城里长大，既无乡村生活经验，也无田园耕作技能，强壮的男知青只能按村里妇女或弱劳力每天所得工分的一半计酬，即便终年劳作，也只能勉强糊口。年幼体弱者和女知青挣到的工分往往还不够分得的口粮钱，年终结账时，很多人还倒欠生产队一笔钱，须向家里要钱还债。如果年年如此，所在的生产队又很穷，知青们想向队里借点粮食都很困难。家长们也不富裕，无法给予资助，有些知青便断了生路。知青们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从事的是强体力劳动，却只能以粗粮杂食果腹，常常感到吃不饱。饥饿者偷偷挖田里未成熟的红薯充饥，可一旦被抓到，挨批斗不算，严重者还要绑了游街，甚至吊起来毒打。
　　知青们从小在城里长大，既无乡村生活经验，也无田园耕作技能，强壮的男知青只能按村里妇女或弱劳力每天所得工分的一半计酬，即便终年劳作，也只能勉强糊口。年幼体弱者和女知青挣到的工分往往还不够分得的口粮钱，年终结账时，很多人还倒欠生产队一笔钱，须向家里要钱还债。如果年年如此，所在的生产队又很穷，知青们想向队里借点粮食都很困难。家长们也不富裕，无法给予资助，有些知青便断了生路。知青们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从事的是强体力劳动，却只能以粗粮杂食果腹，常常感到吃不饱。饥饿者偷偷挖田里未成熟的红薯充饥，可一旦被抓到，挨批斗不算，严重者还要绑了游街，甚至吊起来毒打。
　　脱离农村是每个农民都热切盼望的，也是知青的希望所在。公社有了城镇工厂招工和应征入伍的指标，后来又有了推荐上大学的指标，可那都是公社干部的特权。指标中最不值钱的是上大学，当时流行“读书无用”，又实行“社来社去”的政策，即使上了大学，毕业后还是要回到农村。因此，招工、当兵的指标远比推荐上大学的指标紧俏。
　　脱离农村是每个农民都热切盼望的，也是知青的希望所在。公社有了城镇工厂招工和应征入伍的指标，后来又有了推荐上大学的指标，可那都是公社干部的特权。指标中最不值钱的是上大学，当时流行“读书无用”，又实行“社来社去”的政策，即使上了大学，毕业后还是要回到农村。因此，招工、当兵的指标远比推荐上大学的指标紧俏。
　　为了争夺这些指标，知青们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各种手段。家里条件好的便请客送礼，条件差的只能借债凑钱；不少女知青为了脱离农村，甚至甘愿忍受社队干部蹂躏，因为她们除了身体以外，别无他物……可是，用这种方法真正跳出“农门”的并没有几个。
　　为了争夺这些指标，知青们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各种手段。家里条件好的便请客送礼，条件差的只能借债凑钱；不少女知青为了脱离农村，甚至甘愿忍受社队干部蹂躏，因为她们除了身体以外，别无他物……可是，用这种方法真正跳出“农门”的并没有几个。
　　难道知青就一点出路都没有？有，那就是“逃港”。当时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刚刚起飞，急需大量劳动力，对非法入境者均予以容留，但是公开宣传的却是“保护人权，为了自由”。
　　难道知青就一点出路都没有？有，那就是“逃港”。当时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刚刚起飞，急需大量劳动力，对非法入境者均予以容留，但是公开宣传的却是“保护人权，为了自由”。
　　“逃港”的捷径是陆路。边境虽有铁丝网和边防军，但边境线长达百余里，山沟河流密布，树多草密，总有疏漏，各种逃港的方法也应运而生。月黑风高的夜晚，人在荒野树丛中向南奔跑，避开�望哨，冲过边境线，不容易被间歇巡逻的边防军抓住。
　　“逃港”的捷径是陆路。边境虽有铁丝网和边防军，但边境线长达百余里，山沟河流密布，树多草密，总有疏漏，各种逃港的方法也应运而生。月黑风高的夜晚，人在荒野树丛中向南奔跑，避开�望哨，冲过边境线，不容易被间歇巡逻的边防军抓住。
　　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边防军对逃港者自有办法，军用狼狗便成了外逃者的死敌。那些嗅觉灵敏、六七十斤重的狼狗是追踪的能手，风雨和黑夜也难不住它们。狼狗一旦发现目标，便会追上去将其扑倒，如有反抗，立即咬住喉咙。一时间，知青们个个“谈狗色变”。但是知青毕竟有些“学问”，很快有了对策：到城里的动物园，趁管理员不在时，在长竿前头绑个勺子伸入老虎笼中，取其粪便，晒成颗粒，带在身上。逃港者在风雨黑夜里奔跑，听到后面军犬吠声，往地上抛两三粒老虎粪便晒成的颗粒，狼狗闻之，如遇天敌，会吓得屁滚尿流，不肯再追。一些逃港者用此方法成功偷渡。但你有办法，我也另有高招。边防军也不示弱，每次执勤，带数条狼狗同行，一条追踪，其余的戴口罩备用，前者嗅到虎气不敢前行，立即换上后者，摘下口罩继续，终将逃跑者擒获。
　　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边防军对逃港者自有办法，军用狼狗便成了外逃者的死敌。那些嗅觉灵敏、六七十斤重的狼狗是追踪的能手，风雨和黑夜也难不住它们。狼狗一旦发现目标，便会追上去将其扑倒，如有反抗，立即咬住喉咙。一时间，知青们个个“谈狗色变”。但是知青毕竟有些“学问”，很快有了对策：到城里的动物园，趁管理员不在时，在长竿前头绑个勺子伸入老虎笼中，取其粪便，晒成颗粒，带在身上。逃港者在风雨黑夜里奔跑，听到后面军犬吠声，往地上抛两三粒老虎粪便晒成的颗粒，狼狗闻之，如遇天敌，会吓得屁滚尿流，不肯再追。一些逃港者用此方法成功偷渡。但你有办法，我也另有高招。边防军也不示弱，每次执勤，带数条狼狗同行，一条追踪，其余的戴口罩备用，前者嗅到虎气不敢前行，立即换上后者，摘下口罩继续，终将逃跑者擒获。
　　在这场偷渡与反偷渡的较量中，知青又想出了新招――“引渡”。祖辈居住在大陆与香港边界线附近的居民收些钱财，把知青带到边境线上藏匿起来，遇到对面港警巡逻，立即爬过去呼救，便可被收容。“蛇头”（引渡者）带一个人通常索价2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是天价，是城里一个工人大半年的工资总和。知青年幼天真，时常受人欺骗，在黑夜中随“蛇头”潜行许久，告知已到“那边”，交钱分手，天亮一看，还在“这边”，真是有苦难言，花钱吃了“哑巴亏”。
　　在这场偷渡与反偷渡的较量中，知青又想出了新招――“引渡”。祖辈居住在大陆与香港边界线附近的居民收些钱财，把知青带到边境线上藏匿起来，遇到对面港警巡逻，立即爬过去呼救，便可被收容。“蛇头”（引渡者）带一个人通常索价20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是天价，是城里一个工人大半年的工资总和。知青年幼天真，时常受人欺骗，在黑夜中随“蛇头”潜行许久，告知已到“那边”，交钱分手，天亮一看，还在“这边”，真是有苦难言，花钱吃了“哑巴亏”。
　　“引渡”之风随即遭到严厉打击，逃港者一旦被抓，“蛇头”要判刑两年，而偷渡的知青一般是教育后释放。可是知青们放了再跑，跑了再抓，放了再跑……陆路不通，“引渡”又没有钱，有人只好铤而走险走水路。
　　“引渡”之风随即遭到严厉打击，逃港者一旦被抓，“蛇头”要判刑两年，而偷渡的知青一般是教育后释放。可是知青们放了再跑，跑了再抓，放了再跑……陆路不通，“引渡”又没有钱，有人只好铤而走险走水路。
　　香港为四面环海的孤岛，少淡水，“文革”前广东政府在保安县靠近边界处建了水库，向香港卖水。雨季港岛水源足，基本能自给，大陆的供水时常间断。于是有人钻进地下不足两米直径的干涸水管跑向“那边”，很快便可到达。如果其间恰巧遇到供水，那就是偷渡者的灾难。有时香港那边开闸，会随着水冲出几具尸体。我曾怀疑这个传闻，不相信人可以在那么狭小的水管中跑动，但村民们都说真有此事，描述得活灵活现。
　　香港为四面环海的孤岛，少淡水，“文革”前广东政府在保安县靠近边界处建了水库，向香港卖水。雨季港岛水源足，基本能自给，大陆的供水时常间断。于是有人钻进地下不足两米直径的干涸水管跑向“那边”，很快便可到达。如果其间恰巧遇到供水，那就是偷渡者的灾难。有时香港那边开闸，会随着水冲出几具尸体。我曾怀疑这个传闻，不相信人可以在那么狭小的水管中跑动，但村民们都说真有此事，描述得活灵活现。
　　每次听到类似的消息，我心中都难以平静。人为了生计，为了自由，可以不惜生命。那时，部队有时配合地方反偷渡，被抓住者就地暂押，然后交地方公安机关处理。战士们出于“革命义愤”，有时体罚打骂偷渡者。如我遇到，必定阻拦。那些抱头蹲地的偷渡者，许多都是未脱稚气的大孩子！面对他们惊恐和哀求的目光，战士们往往收住了拳脚。
　　每次听到类似的消息，我心中都难以平静。人为了生计，为了自由，可以不惜生命。那时，部队有时配合地方反偷渡，被抓住者就地暂押，然后交地方公安机关处理。战士们出于“革命义愤”，有时体罚打骂偷渡者。如我遇到，必定阻拦。那些抱头蹲地的偷渡者，许多都是未脱稚气的大孩子！面对他们惊恐和哀求的目光，战士们往往收住了拳脚。
　　后来，当地知青差不多跑光了，再无偷渡可反。如果不是一次偶然机会，我会把它完全忘记。
　　后来，当地知青差不多跑光了，再无偷渡可反。如果不是一次偶然机会，我会把它完全忘记。
　　那是我参加部队的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晚上无事，大家聚在一起闲聊，听一位从边防团来的干部讲他们那儿反偷渡的轶闻。一位从边防团来的干部讲他们那儿反偷渡的轶闻。
　　他们驻防在保安县南头，与香港相隔不过几千米海水，每逢落潮，水位降低，岸滩伸长，大陆与香港的水上距离一下子近了不少，知水性、体力好的年轻人游过去并非难事。偷渡者头上戴半个掏空了心的冬瓜游泳，瓜壳的前面挖三个小孔，便于用两眼观察和嘴呼吸。巡逻兵站在海边从远处看过去，好像是一个烂冬瓜在海上随波漂浮。因此，偷渡者常常得手，能顺利地游到对岸。每逢秋天大潮来临时，潮退增大，滩涂露得更长，水上距离最短，这时反偷渡便成了边防部队的主要工作。时间一长，他们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沿海边巡逻的战士，只要看见海上漂浮有烂“冬瓜”就大声命令游回来。如果反复呼唤还不回游，便开枪射击，一枪打在冬瓜下面，一洼血水涌出，很快尸体也跟着浮上来。有时两个“冬瓜”相邻，两枪下去，必是两摊鲜血。用望远镜观察，多是一对，男的上肢肌肉发达，头肩朝下入水，露出后背；女的臀部丰满下沉，前胸向上浮起，现出乳部……
　　他们驻防在保安县南头，与香港相隔不过几千米海水，每逢落潮，水位降低，岸滩伸长，大陆与香港的水上距离一下子近了不少，知水性、体力好的年轻人游过去并非难事。偷渡者头上戴半个掏空了心的冬瓜游泳，瓜壳的前面挖三个小孔，便于用两眼观察和嘴呼吸。巡逻兵站在海边从远处看过去，好像是一个烂冬瓜在海上随波漂浮。因此，偷渡者常常得手，能顺利地游到对岸。每逢秋天大潮来临时，潮退增大，滩涂露得更长，水上距离最短，这时反偷渡便成了边防部队的主要工作。时间一长，他们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沿海边巡逻的战士，只要看见海上漂浮有烂“冬瓜”就大声命令游回来。如果反复呼唤还不回游，便开枪射击，一枪打在冬瓜下面，一洼血水涌出，很快尸体也跟着浮上来。有时两个“冬瓜”相邻，两枪下去，必是两摊鲜血。用望远镜观察，多是一对，男的上肢肌肉发达，头肩朝下入水，露出后背；女的臀部丰满下沉，前胸向上浮起，现出乳部……
　　那个边防干部讲得眉飞色舞，得意之情毫不掩饰地浮在脸上。可我却听得心酸甚至有些悲愤，便借故离开了那个欢笑议论的人群……
　　那个边防干部讲得眉飞色舞，得意之情毫不掩饰地浮在脸上。可我却听得心酸甚至有些悲愤，便借故离开了那个欢笑议论的人群……
　　第二天午饭，四菜一汤，恰好有冬瓜排骨。冬瓜性寒，身处炎热的广东人说它败火，夏天餐桌上常有此菜。如果再加上排骨煲汤，一定是大家争食之物。可是那天，我一筷子也没动它。
　　第二天午饭，四菜一汤，恰好有冬瓜排骨。冬瓜性寒，身处炎热的广东人说它败火，夏天餐桌上常有此菜。如果再加上排骨煲汤，一定是大家争食之物。可是那天，我一筷子也没动它。
　　从那以后，我十几年没吃过冬瓜。尽管那个悲怆的年代已逐渐远去，但只要看到冬瓜，总让我想起关于知青的忧伤故事。
　　从那以后，我十几年没吃过冬瓜。尽管那个悲怆的年代已逐渐远去，但只要看到冬瓜，总让我想起关于知青的忧伤故事。
　　（责编：王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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