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诗人笔下的春天
时间：2020-03-19 05:05: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摘要:春天是中外诗人所喜爱的题材,因而诗歌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春天的季节意象。但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诗人的审美趣味也迥异。中诗总体上具有含蓄深沉、意味隽永的艺术特征,而英诗逼真、细致,给人一览无余之感。
关键词:春天 差异 民族文化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诗歌都是文学的最早形式。而且中外诗歌都要求诗歌要有强烈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语言要高度集中,富有音乐和节奏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语言文字、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有差异,因而在审美趣味上也存在差异。因此,面对同样的题材,中外诗人的表现手法会迥然不同,有同曲异工之妙。如古代中英诗人对春天的描写。
一
春天,自古以来一直是文人骚客所颂扬的季节。在英国,描写春天的作品不计其数。翻开“英国诗歌之父”乔叟(Chaucer,1340-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春天的气息立即扑面而来:
夏雨给大地带来了喜悦,
送走了土壤干裂的三月,
沐浴着草木的丝丝经络,
顿时百花盛开,生机勃勃。
田野复苏,吹出芳草绿绿;
碧蓝的天空腾起一轮红日,
青春的太阳洒下万道金辉。
小鸟的歌喉多么清脆优美[1]
……
春风(即诗中的西风)吹拂、春雨滋润大地、百花盛开、芳草绿绿、清香缕缕,再加上青春的阳光、欢快的鸟儿,乔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春天画卷。而前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天真之歌》中的《春》,同样也把春天的热闹和喜气洋洋呈现出来:“长笛鸣,/长笛暗。/鸟儿们,/齐欢腾;/夜莺啼,/在山里;/云雀唱,/在天上,/喜洋洋,/喜洋洋,/欢欢喜喜迎新年。”
然而,最负盛名的描写春天的诗歌当推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1567-1601)的《春》:
春,甜美之春,一年中最美好的时间,
万物吐芳艳,姑娘们舞蹁跹,
轻寒不袭人,小鸟歌满天,
咕咕,啾啾,布喂,吐—威托—呜!
榆树山楂漫山野,村村舍舍生气盎,
羊羔欢跃喜洋洋,牧童整天笛声扬,
百鸟欢歌总在耳边响,
咕咕,啾啾,布喂,吐—威托—呜!
田野熏香飘四方,雏菊轻轻吻脚上,
情人双双来相会,老妇憩坐沐阳光,
条条路上都有歌声在荡漾,
咕咕,啾啾,布喂,吐—威托—呜!
春!甜美之春!
从整首诗来看,纳什善于详尽的描述,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有声、有色、有味,动静结合的“春景图”。在声音方面,他描绘了牧童悠扬的笛声及鸟儿的欢唱。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在每一节结尾都用拟声词“咕咕,啾啾,布喂,吐—威托—呜”来分别表示布谷、夜莺和猫头鹰的叫声,使得这首诗的语言更加生动、直观,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人仿佛看到、听到了百鸟闹春的景象。在色彩方面,有绿油油的棕榈,红艳艳的山楂花,和其余各种菊花。真乃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在味觉方面,有春天的“甜”和田野散发出的芬香。动的有少女跳舞,羊羔嬉戏,情侣走动;静的有老妪憩坐并沐浴在阳光之下,有田野、农舍等。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声色俱全,处处散发出春天的气息。
从以上三首诗,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描写春天时都是不遗余力地多方面展现这个大自然最美丽的季节,描写细致,给人一览无余、色彩斑斓的感觉。
二
在中国,民间有“一年之计在于春”来说明春天是播下无限希望的季节。在诗歌里,春天更是诗人反复吟唱的美丽季节。如贺知章的《咏柳》,是通过咏柳来赞美春风的: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是通过视觉形象——伸出墙外的一枝红杏,把人引入墙内,让人想象墙内的满园春色: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的是春雨,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写的是春水。孟浩然所写的《春晓》更是家喻户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谛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孟浩然不像纳什那样从视觉、听觉及嗅觉等角度对春天进行全方位的描写,而是选取了春天的一个侧面。他只是从听觉角度着笔,写春之声:处处啼鸟,春风春雨。用“处处”二字来描写鸟声啁啾起落,远近应和,使人仿佛漫步在山野之间,有应接不暇之感。在静谧的春夜,春风春雨的沙沙声让人联想到那“如烟似梦般的凄迷意境”[2]和微雨后的众卉新姿。诗人通过听觉形象春声把人引出屋外,让人想象、体味屋外那莺啭花香的烂漫春光。
由此可见,这些诗的篇幅短小,简洁含蓄,只写要点,或春风、春水,或春色、春雨,读起来别有一番韵味。
三
中英诗歌在相同题材上所采用的表现手法的不同,是由其深刻的民族文化根由所决定的。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积累起来的,都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
中国的文化形态是伦理型文化。中国的祖先是带着原始民族社会血缘关系的纽带而走进奴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上下尊卑的伦理道德关系。人们的个性自由得不到发展,个人的命运和价值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智慧和才干,而是取决于个人在宗法网络中的关系。在文学表现中体现以理节情、情理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再则,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庸”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孔子称赞《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温柔敦厚”的“诗教”[3]。即主张在文学作品中要有节制地宣泄情感,而不要把情感表达得过分强烈。因此古代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诗教”的精神,在抒写内心情感时总是委婉曲折,含蓄深沉。
西方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而进入奴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政治法律关系,而不是靠血缘的纽带来维系的伦理道德关系。西方古代文明发源地是爱琴海区域。这里良好的交通条件造就了西方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航海业,使西方成为商业社会,并随之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权。在这种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为直率。西方诗歌没有多少道德的约束与伦理牵挂,因此,在表达情感时往往热情奔放,重笔浓彩。
另外,“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中国的文艺理论便发端于“言志”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4]也就是说,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志”在胸中激荡着,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潜藏于诗人心中的“志”又是通过“感物”而产生的。《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古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4]“感”的是“物”,“动”的是“人心”,是人心中的“志”或“情”,强调的是心与物、物与情之间的相互感应。只有当胸中的“志”被情感所浸透、融会时,才能产生创作激情,才能“发言为诗”。由此可见,诗歌是抒发情志的。正是抒情性质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写物手法上不重写实而重写意,在艺术境界方面追求的不是真实而是空灵,不是形似而是神似[3]。如在一些山水田园诗中诗人往往以抒情手段虚化所见的景象,故篇幅多为短小,只写要点,寥寥几笔,重在神似,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而“摹仿”说是欧洲的传统文学观念。欧洲人侧重作品与宇宙的关系,认为文艺是自然的摹仿、再现、写实。早在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时期,伟大思想家赫拉克利特(Heracletus, 约530-470B.C.)就提出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论点,从而给古希腊文学和美学思想以很大的影响。稍后,另一位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Socrates, 469-390B.C.)也认为“绘画是对所见之物的描绘”,艺术以不同的媒介,准确地把自然再现出来。其后更有柏拉图的“理式摹仿”说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摹仿”说。“摹仿”的文学观念统治西方长达两千年,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出现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这种“摹仿”说才真正被打破。由此可见,“摹仿”与“再现”是欧洲的传统。在文学作品中,作者总是对人物事件详细描绘,故篇幅较长。难怪乔叟、布莱克及纳什在描写春天的诗歌里,无不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描写春天,因此逼真、细致,给人一览无余、色彩斑斓之感。正如朱光潜先生在比较中西诗歌的不同情趣时所说:“西方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6]
参考文献:
[1]王佐良.英国诗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2]肖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3]张岱年,方立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转引自吴家荣.比较文学新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5]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M].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李漫萍,广东教育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相关热词搜索：笔下，中英，诗人，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