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地湾一期文化与中国农业起源的关系

时间：2020-03-20 05:20:0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距今8200年至74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是我国北方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文化之一。但大地湾一期文化不是中国新石器农业文化的源头,它处于原始农业向“刀耕火种”农业的过渡阶段,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地湾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也不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唯一起源地,仅仅是黍作、粟作农业起源地带的一部分。不过,从史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看,渭河上游应该是西北地区黍、油菜等农作物和羊等家畜的重要培育地;考古亦发现大地湾农业文明向四周传播的证据。

关键词:农业考古;大地湾一期文化;农业起源

中图分类号:F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6-0097-05

渭河上游地区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考古发现,距今8200年前后,本区就已经出现了以种植黍(糜子)、粟(谷子)和油菜等旱作农作物,饲养猪、狗、羊和鸡等家禽家畜为标志的定居、半定居的农耕经济。大地湾[1]和西山坪大地湾一期新石器遗址[2]230-238,是我国北方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遗址的中的两个,它们的发现,为探索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学术界有人将大地湾一期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的源头[3],这不利于对中华文明源流的深入探索。笔者不揣浅陋,欲对大地湾一期文化(6000BC-5400BC)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及意义进行一番新的检讨,以就较于大方。

一、大地湾一期文化透露的农业信息

1980年,在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遗存H398中,发现了少量人工培养的黍、油菜等植物的种籽[1]。1991年,应用浮选法选取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西山坪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禾本科花粉个体为中等大小,常成团状出现,判定为早期栽培的农作物花粉[4],赵邡先生判定为谷子的花粉。[2]342说明至迟在8200年前,渭河上游已经出现了黍、粟和油菜等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

考古还发现,距今8200-6900年,渭河上游原始先民已经开始了养殖猪、狗、羊和鸡等家禽家畜。在1979年清理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的M15和M208中有猪下颌骨随葬[5];师赵村、西山坪遗址中师赵村一至七期都有猪骨出土。[2]335-339何双全先生认为“当时家庭以饲养猪为副食,而养猪是以农业为后盾的,所以从事养猪证明农业是比较发达的”。[6]尽管当时的农业没有像何先生认为的那么“发达”,但至少说明这时原始畜养业已经出现了。西山坪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中有家鸡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7],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饲养家鸡的最早的年代记录,为探讨家鸡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以及年代依据。在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10多个幼羊头骨,为国内新石器考古中的首次发现。有学者认为,野羊有可能是由大地湾先民驯养的。[8]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和西山坪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5]中都有狗骨发现。[2]333

以上考古发现中,黍、油菜、家鸡和羊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因此,大地湾一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将大地湾一期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的唯一源头,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

二、大地湾一期文化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

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徐旺生先生认为,探索农业起源问题必须回答六个问题:(1)农业产生的原因;(2)农业产生的地点;(3)农业产生的时间;(4)农业发明于何人之手;(5)农业产生的方式;(6)农业的对象,即最初的农业是以什么为种植对象的。他还认为,农业的起源不等于栽培植物起源;某一早期遗址并不能代表农业的起源地,它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农业独立起源包括农耕方式独立起源和种质独立起源,粟和水稻可能分别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但农耕方式可能起源于华南地区。[9]根据徐旺生先生的论述及作者个人的初步研究,对大地湾一期文化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大地湾一期文化不是中国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的源头,它仅仅是漫长的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石兴邦先生将我国粟作农业发展阶段分为五个时期:

1.采猎文化时期。人类不定居或穴居。

2.采集农业阶段或高级采集时期。在生产工具、知识、技术和经验上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准备条件。

3.原始农业阶段。这时初级聚落形成,在聚落或居住地附近小面积点播种植。驯养家禽在这个时候也开始了。

4.锄耕农业阶段或“刀耕火种”农业阶段。前期为初期锄耕农业,后期为发达锄耕农业,间歇性地更移住址,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5.犁耕农业阶段。前期由锄耕向犁耕过渡,后期人们在同一个地方较长时间种植和定居,较大的聚落和聚邑形成,最后进入文明时代。[10]大地湾一期文化经济形态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种植业和家庭畜养业为次[11],耕作方式可能为灰坑点播[12],相当于石兴邦先生所说的原始农业阶段或由原始农业向“刀耕火种”农业的过渡阶段。

第二,大地湾一期文化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黍、油菜的栽培地,但并不意味着是黍和油菜的唯一起源地。研究表明粟类和黍类为原产热带的C4型植物[13]27,可能是在寒冷的更新世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期沿着河谷、平原跃迁至北方;十字花科的油菜为全北植物区古地中海亚区的伊朗—土兰地区的特有种属,为盐生和旱生类型[13]91-92,可能在寒冷的更新世期间东扩至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南沿—蒙古高原中东部一线。野生的粟、黍和油菜在迁入地不是呈点状分布,而是呈带状分布。因此,探索黍、粟和油菜等农作物的起源地不应该局限于个别地点,而应该将目光投向黄土高原东南边缘的沟谷、山前坡地和台地,秦岭山地的河谷阶地,淮河上游山地和平原,山东丘陵南部的河谷和台地等适宜于粟类作物生长和培育的地带;投向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和辽宁中西部等适宜于黍类作物生长和培育的沙性黄土地带。目前,学术界根据原始农业的发现地提出的黄河流域起源说、华北起源说、宝鸡渭水流域起源说、太行山起源说、西辽河流域起源说和关中地区起源说等点状起源学说是值得商榷的。[14]关于羊的来源,郎树德先生认为从中亚传入的可能性更大。[8]家鸡的来源有待继续探索。

第三,大地湾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地区可能不是农耕方式的独立起源地。尽管早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就有陇山以东文化向陇山以西传播的传统,但考古发现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似乎有更加复杂的文化背景。安志敏先生认为,起源于华北、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细石器传统工艺,很可能是陶器产生和新石器出现的基础。不过细石器传统不是唯一来源,“也会有相当于中石器的其它遗存,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索”。[15]位于清水河二级阶地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共发现墓葬15座,这15座墓葬,墓葬头向不同,其中11座头向东北,4座头向西北或北。[16]居民墓向多反映其迁徙方向,大地湾居民分属早晚不同的族群,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从西南、东南或南方温暖湿润地带迁入的。2005年10月,作者至大地湾考察时,有幸见到大地湾二期文化时期的一枚原产华南的钻孔短褶矛蚌骨牌照片,这说明渭河上游和华南地区很早就有交往,其年代不会晚于距今6500-5900年的大地湾二期。从地理分布特点看,本区前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与旧石器晚期遗存的分布区不重合,与后者相比,前者纬度偏南。由此我们推断,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的农耕方式可能起源于长江流域或华南地区,或者至多是北方干寒地带与南方温暖地带两种文化交汇的产物,这与冯绳武先生的本区新石器早期农业文化源于陇山东侧的推断[3]有所不同。正如徐旺生先生所言,“农业独立起源包括农耕方式独立起源和种质独立起源,粟和水稻可能分别起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但农耕方式可能起源于华南地区。”大地湾一期居民可能来源于南方温暖地带,在距今6500-5900年的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二期文化层发现的原产华南的钻孔短褶矛蚌,启示我们大地湾一期文化农耕方式可能与华南有密切的联系。

三、大地湾一期农业文化对农业起源的启示

虽然大地湾一期农业文化不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最上源,也不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但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看,可能是西北黄土高原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等作物的培育地。

(一)自然条件

1.气候条件。黍、粟等作物适宜于年积温(≥10℃)1600-3000℃、年降雨量在400-600毫米的气候条件下生长。今天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10℃年积温在2000-3400℃,年降雨量在400-650毫米,最适宜于喜温凉干燥的黍、粟和油菜等生长。不仅现在如此,史前时期也是如此。早更新世本区气候温暖湿润,以后趋于干燥,至晚更新世更加寒冷干燥。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得温暖湿润,但基本上未脱离半湿润半干旱气候[17],因此适宜的气候条件,为黍、粟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2.植物区系条件。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处于东亚、中亚和喜玛拉雅物种的交汇中心,在全新世大暖期间,这里还处于北亚热带物种的分布边缘。这里是一个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reservoirofgenes),有孕育家庭畜养业和旱作农业的条件,是探索农业起源的值得关注的地方之一。

3.地形条件和土壤条件。与沟塬地貌为主的陇东黄土高原相比,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这里既有土石中山,又有黄土丘陵;既有串珠状的河谷盆地,又有阶梯状的黄土台地,特别是黄土台地,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西北黄土高原旱作农业的摇篮。

第一,河谷阶地地势高燥、排水良好、结构稳定,有利于营建居室。如大地湾遗址位于清水河南岸二至三级阶地,两面临沟,具有良好的排水条件;西山坪遗址位于耤河南岸的黄土台地上,离河高度50-100米,地势高燥,不易受洪水威胁,而且台地结构稳定,不易滑坡,可长期安全居住;师赵村遗址位于耤河北岸二级阶地上,二级阶地之上有更宽阔的三级阶地,且两面临沟,便于防洪、防御进攻和自由迁移。

第二,河谷阶地背倚大山,面临河水、沟溪,宜于采集、狩猎和捕鱼。大地湾遗址背靠长虫梁,面临清水河,当时山坡上草木丛生,野生动物出没林间,河中水生的鱼蚌游弋其间,是一处理想的采集、狩猎、捕鱼的场所;环境考古亦证明,史前时期师赵村与西山坪一带山坡与山地森林茂密,水中鱼、河蚌、龟等生息繁衍,为另一处采集、狩猎和捕鱼的理想之地。

第三,高阶地黄土层深厚,不宜于大面积生长森林,地面被草原植被覆盖,再加上这里土质疏松,因此,在工具落后的原始农业时代,仅仅用简单的工具(如石斧、石铲)就能清除草莽、松土播种。

从考古资料看,早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及后来的众多考古学文化绝大部分为河谷阶级型遗址。而且,原始文化的演进也是沿着河谷阶地展开:在陇东黄土塬区,新石器文化从早到晚,由河谷阶地向塬边、塬面中心推进;在陇西黄土高原,从早到晚,原始文化由低阶地向高阶地推进。

第四,河谷阶地处于山地和山坡林地边缘,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易于杂交,改变遗传性状,因此这里是天然的旱作农业的试验地。

第五,河谷阶地土壤条件有利于旱作农业。研究表明,谷子(包括糜子)最适宜于在壤土、砂质壤土或黏质壤土等土层深厚、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较高和质地松软的土壤中生存;地势高燥,排水良好的土地比地势低湿,积水不畅的土地更宜于种植谷子。[18]在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低阶地广泛分布有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土质肥沃的草甸褐土和淤灌土,高阶地分布有质地疏松、土层深厚、保水性高、土质干燥的黑垆土。所以本区河谷阶地是最宜于从事旱作农业的地方。

正如美国文化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者卡尔•奥特温•苏尔(CarlOrtwinSauer,1889-1975)在他的《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一书中认为的那样,一个地形多样、气候复杂、动植物种类丰富的地方,应该是农业的驯化中心之一。[19]

(二)社会经济条件

1.旧石器时代晚期,渭河上游发达的采集经济,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章钘文先生认为,与黄河中游的山西大同盆地相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泾渭流域植被覆盖率低,前者为森林草原,后者为草原,因此,前者狩猎经济发达而后者采集经济发达。[20]发达的采集经济成为本区原始农业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一。

2.渭河上游原始农业经济产生的另一个历史背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艺的进步和石器类型的多样化。章钘文先生认为,与中国北方总的形势相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泾渭流域亦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传统工艺,石器类型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区域性特征更加明显。[20]如庄浪双堡子地点(2.55万年)打制石器种类达10多种,其中刮削器种类最多。[21]石器工艺的进步和石器类型的多样化,使人类有可能制造出在木柄或骨柄上镶嵌细小石刃的复合工具,而复合工具的出现为原始农业经济条件下砍伐草莽、整地掘土的工具,如石斧、石铲的发明准备了条件。

(三)考古印证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原始旱作农业文明以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为中心向四周传播的证据。

1.向东传播。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前仰韶文化分东、西两大区系,即东为磁山-裴李岗区系,西为白家-李家村区系。后者分布于陕西、甘肃境内,其中白家文化分三期,即早期为大地湾类型(7800aBP-7600aBP),中期为北刘类型(7300aBP-7000aBP),晚期为北首岭类型(7600aBP-7355aBP)。大地湾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北刘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下游地区;北首岭类型扩大到整个渭河流域。另外,在汉水上游地区还发现了与白家文化相似的李家村文化,年代与白家文化晚期类型相同或稍晚。[22]从以上陕甘境内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序列可以看出,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文化年代最早,其次为渭河下游地区,汉水上游出现最晚。由此我们推断,陕甘境内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可能起源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然后沿着渭河谷地和西汉水谷地向东传播,分别进入渭河下游地区和汉水上游地区。

2.向西和向北传播。据研究,仰韶文化中期,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以大地湾仰韶中期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文化开始分为两支:一支为以大地湾F901、F405、F411为代表的大地湾上层文化,另一支为以大地湾九区为代表的石岭下文化。前者以泾渭流域为中心,发展为大地湾上层—常山下层—甘肃东部齐家文化序列;后者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并扩展至西汉水流域,此后向西转移,以洮、湟流域为中心,发展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诸类型—甘肃西部(包括青海东部——笔者注)齐家文化序列。[23,24]因此,马家窑文化被认为是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新石器农业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冯绳武先生推断,传播路线大致西过洮渭分水岭与黄河,再循庄浪河谷至河西走廊与南疆绿洲。当然应该还有进入青海东部和西藏的一条,此处不赘。冯绳武先生推断向北路线大致沿葫芦河北上,经固原、同心的清水河谷至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3]考古已证明,葫芦河上游和宁夏南部清水河流域的农业文化(包括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是由葫芦河中游向北传播的结果;至于冯绳武先生推断的更北的传播路线,还需考古学的进一步印证。

3.向南传播。仰韶文化早期,原始农业文化由西汉水上游地区进入白龙江流域。[25]仰韶文化中期,白龙江(嘉陵江支流)流域的仰韶文化顺嘉陵江南下,进入岷江上游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白龙江流域受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同时影响的农业文化继续南下,与四川盆地的土著文化相混杂,然后南进四川盆地西北部和西部地区,对当地文化造成较大影响。[26]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分两支迁徙,一支东进今绵阳地区,一支南迁大渡河下游地区。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大渡河下游新石器文化南下四川西南、云南西北地区,形成“大墩子—礼州类型”新石器晚期文化。[27]冯绳武先生推断向南传播的路线从秦安南至天水,循西汉水和嘉陵江谷地及綦江谷地,经四川盆地至云贵高原。[3]考古证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原始农业文化是循西汉水和嘉陵江谷地—岷江上游—大渡河下游—云贵高原西北这一条路线传播的,与冯先生的推断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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