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时尚的智慧表达

时间：2020-04-16 05:17:1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梁振华是近些年来迅速成长、赢得学界广泛关注的新锐批评家，他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在当代青年学人中独树一帜。他既有着任教于知名高校而锻造出的学院派缜密风格，又有着作为青年小说家、随笔作家的丰富创作经验和写作理念；既有着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影视艺术研究而形成的时尚触觉，又有着借助时尚话题深入人文知识分子精神深层探究、关注舆论热点而传达自由精神的智慧表达。在梁振华这里，新锐批评家、青年作家、著名编剧、策划人等诸多身份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仅就其文学与影视批评的成绩而言，在青年学人中也颇为令人瞩目。

在我看来，解读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可以有许多角度和关键词，但无论采取何种视角与方法，均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始终以当前社会上广泛关注的大众文化与热点问题为对象，在无限趋近时髦现象的光影声色中，他以理性却睿智的目光进行了审视，切入到了时尚文化的精神内核，捕捉到了喧嚣背后隐秘的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和光怪陆离时代中人们的精神迷惘与内心悸动。因此，从时尚哲学的角度审视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不光可以对其批评思想与风格进行准确的把握，理解其批评的动机与思路，而且可以通过个案的分析反观当代文化批评的有效策略与方法，为当前文学与影视批评在急剧转型时代的踯躅不前问症把脉，探究如何在瞬息变化的对象面前建立富于成效的文化、文学批评观念。

一、文坛热点与时髦话题的跟踪批评

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从早期的《枫林冷雨》《时尚的谎言与魅惑》到近期的《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导论》《无名的镜语》等著作，多是对一定时期内文坛热点与时髦话题的跟踪批评，题材趋热的选择十分明显。在梁振华看来：“急剧‘嬗变’的时代，呼唤着每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知识人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换句话来说：现在不是探究趋附还是拒斥‘时尚’这一类问题的时候，更迫切的疑虑是：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体验和反思斑驳陆离、令人目眩的‘时尚’文化现象？”“我并不期望用一味谨严肃穆的‘学者风范’，来‘扼杀’了这一份从容、不羁的‘人间情怀’。”①基于自我真实而真诚的思考以及敏锐的内心体验，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处处可见生机勃勃的文坛热点现象与魅惑人心的时髦作品。无论是对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响应（《宿命与承担——市场经济浪潮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还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追问（《反观与重塑——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流变》）；无论是对“低龄化”写作现象的分析（《低龄化写作：文化快餐业的“童工”》）抑或对于曾经轰动一时的余秋雨余杰之争的评判（《历史真实岂容回避——由余秋雨拒绝“忏悔”说开去》），以及对于韩少功在“马桥事件”中遭遇的声援（《我仍这样说——“马桥”断想》）等，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文字中流淌着对于时尚元素的捕捉以及研究对象精神气质的呈现。

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学院派学者正襟危坐而拘谨局促的批评模式与观念在他的文字中是极为少见的。梁振华这种对于文坛热点问题和时髦话题的热衷，一方面固然由于他对当下文化动向的敏锐观察和细腻体验，有着某种个性禀赋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其对西美尔时尚哲学的认同密切相关。在一篇十年前的文章《经典哲学的“时尚”表达——走近西美尔》中，梁振华就对时尚研究作为一种范式的前景表现出了乐观的期待：“特立独行而令人不安的西美尔，时隔数十年之后又成为了欧美学界的重要思想库藏，另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或许在于西美尔跨越学科疆界的泛文化视野，密切关注现代性及现代生存图景的不乏先锋姿态的尝试，显然与‘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时尚无处不在的当代语境产生了遥远的共鸣。”②梁振华在西美尔看似零散随意的组合表达方式中，发现了西美尔碎片化、感性化的生命哲思中所具有的深意：“玩味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存感觉’，专注零乱、散漫、细节化的日常生活——这或许就是西美尔的所谓‘形而上学性情’？在这些精致而稍显艰深的学术小品里，渗透着异常澄澈的思维和对现代生活的惊人洞察力，现代社会的喧嚣、感官欲望的流动在文字中已凝固成寂静的沉思。”③精神触觉异常灵敏而深刻的梁振华，选择了西美尔式的以时尚现象为对象的批评方式。他并不讳言自己对有血有肉的时尚生活体验的热衷，但其并未沉溺于对个体生命感觉声张的惬意，而是在体验的同时以过人的智慧进行表述。在梁振华的文学与影视批评中，一些在主流意识形态学者和传统视野批评家笔下所忽视的社会现象、精神体验与生活细节，在梁振华的笔下常常被赋予了耐人寻味的文学意味与哲学思辨深意。

在《永远的“台北人”》中，作者对“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排名第七的白先勇的《台北人》进行了品读，在这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是一场颇为时髦的话语盛宴。在世人对一百强小说排名颇具争议之时，梁振华关注的却是小说背后折射的时代变迁与反讽意味：“‘台北人’实际上就是离异了乡土的大陆人，‘台北人’从来不是而且也未尝情愿做真正意义上的‘台北人’。无根的苦痛、漂泊的迷惘、无所归依的焦虑，便构成了‘台北人’精神领地里永恒的主旋律。这一群让人怜悯、让人叹息的‘台北人’，为我们纤毫毕露的展现了一代退守台湾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并且也寄寓着作家对民族兴衰的深刻关切和沉痛感悟。”④在《我仍这样说》里，梁振华透过围绕韩少功长篇力作《马桥词典》衍生出的种种事端，看到的不是各方各执一词的对与错，而是察觉到了：“在行将逝去的世纪末叶，透过浮华的世相和都市的尘埃洞察历史的本真，是如此沉重而艰辛的使命。思索者和洞达者的声音在周遭一片讥讽哄笑之中显得如此的微弱，他们孑然屹立于荒草凄凄的精神麦地里，孤独而倔强地守望。”⑤在《诗人，你该不该写儿童诗？》中，梁振华就曾经引人关注的知名学者倡导诗人们写作儿童诗的文章进行了辨析和质疑，指出了此倡议的错位与荒谬：“在我看来，真正的‘童心’，并不是说要在为孩子们创作时才能油然而生，它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和视角，它是洞悉生活本真之后的一种澹明、释然和超脱——而这正是文学应当持守的立场，与诗人直面现实的阴暗和不屈不挠质疑生活的使命无关。”⑥此外，在梁振华的其它诸多文章，如《清浊之间，喜耶？悲耶？——我愿为阎真先生辩护》《彷徨者的归途与哀痛——读<沧浪之水>随想》《对易术说话》《新世纪，我们该不该“读经”？》等，都能发现其对热门话题和文坛作家作品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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